在采访廉亚明之前，我就已经把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想好了：这位来自德国的汉学家、伯恩大学的教授，研究方向是中国元明两代与中亚、西亚的交流。一个欧洲人，钟情于中国与中亚西亚的关系史，这种从欧亚大陆一端眺望中部与另一端的独特视角，背后必然有着某些特殊的情结，或者戏剧化的契机。

而当我兴致勃勃地提出这个问题时，他非常诚恳地回答：“没有（什么契机），年轻的时候就是想学汉学。”

反复追问下，他试着给我仔细讲来：从德国的角度看去，中国就是离他们“最远”的古老文明，这种距离感产生的兴趣是原因之一；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却能建立起发达的文明，这也令他非常在意。至于中亚，是因为当初在选择汉学之外的第二专业时选了中东学。然后，他开始简述自己的研究，张骞、丝绸之路、粟特人、安息国……名词一个接一个，他的话也明显多了起来。

最后，他非常“体贴”地做了一个总结：“都是兴趣。”

我不由为德国人这种“有一说一”的“认真的可爱”所折服。

然而这还没完。“说汉学‘东学西学四百年’，我是不同意的。”“东学西学四百年”，正是这次邀请廉亚明来华的“第四次世界汉学大会”的主题，此刻正明晃晃地印在他的参会胸牌上。确然，按照他刚才的解释，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就已经有中国文化经由中亚，辗转传入西方世界。如此算来，当然不止400年。廉亚明认真地对我说，他认为研究汉学传播“不要一直看欧洲”——这番话由一位欧洲学者口中说出，又添了几分深意。

我不禁再次仔细打量眼前的廉亚明。稀疏却打理得一丝不苟的头发，饱满的前额，正是许多人印象中欧洲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但那双蓝灰色眼睛里闪动的，不仅是简单的“睿智”，更是一种诚恳而踏实的光芒。

在“元明时期中国与中亚交流史”方面，廉亚明确属权威，在外文网站上检索相关知识，其引用来源往往是他的著作。然而在中国出版的，我只找到一本《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忽鲁谟斯，是存在于历史上、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个地名。看书名就知道，这不是那种让你轻松愉快的读物，但这种毫无噱头花腔、踏踏实实“深挖”一时一地的做派，确实与廉亚明本人气息相通。

上世纪90年代，廉亚明曾经在南京大学做过近三年的研究工作，与北大的东方语言系也有颇多交流。说起学术研究，廉亚明的兴致一下高了起来，他特别讲了两点。一是波斯语在元代应是丝绸之路上的通用语言，在中国境内也不例外。他举例说，在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著述里，并没有特别提到中国的文字，这对于一个初到中国的西方人很不寻常，而这正是因为元代在中国的通用语言是马可·波罗已学会的波斯语。另一件事是南京大学最近编了一套书，搜集整理了回族民间使用的一种源于波斯语的文字——小儿经。他特意问我，知不知道马可·波罗，有没有去扬州看过他的雕像；讲到小儿经，又怕我不知道是哪三个字，不等我开口问，就先一步拿过笔纸，在上面端端正正写下来给我看，直到我用力点头并正确复诵出这三个字，他才像放心了一样继续讲下去，仿佛这不仅仅是为我听没听懂负责，更是为他自己所学所授负责。

正在我疑心这位汉学家是一位“学痴”的时候，廉亚明却自己聊起了别的。他先是盛情夸赞了俄罗斯的新闻网站“今日俄罗斯”，认为这在以CNN为代表的西方舆论之外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又说德国的几家大的报纸内容几乎“都一样”，远不像“中国人想象的那么自由”。谈到中国文化，廉亚明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深入了解，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始终像一个中国人一样，用中国化的思维方式、结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来看待问题，而不是把西方的那套标准生搬过来、做一些冠冕堂皇却于事无助的评论。这是因为他身为汉学家的特殊身份吗？也许是。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种戒除“漂亮话”和“风凉话”、求实务实的态度，正是这位德国学者从治学到观世都一以贯之的方法论。

正是以这种方法论，那个干脆地回答“都是兴趣”的廉亚明、严肃地“吐槽”会议东道主的廉亚明、把记者当作学生力求“讲到你懂”的廉亚明、身为西方人却以现实为据为中国发声的廉亚明……诸多掠影拼合出一个完整的形象：一位严谨的学者，一位求实的智者，一位坦率得可爱的长者。一个德国人，以真诚为履、缜密为杖，行走在中国与中亚西亚之间的漫长历史之中。而历史，也必将回馈他以真实与坦诚。

相信这对他而言，一定会是最珍贵的奖赏。

廉亚明（Ralph Kauz），德国波恩大学教授，德国著名汉学家，主要研究中国元明时期的历史，伊朗、中亚与中国的关系（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政治经济史。著有《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等。

《 人民日报 》（ 2015年01月22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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