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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当代文化格局:影视之道乃大雅之道

张未民
2015年04月14日08:02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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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影视之道乃大雅之道(文艺新视界)

  ●“风雅”是一种文化融合境界。传统文化认识中的“诗”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在于“诗”具有一种文化普遍性价值,其风、雅观念就是文化格局的体认,后世所谓雅俗之辨,亦是其变形和展开

  ●文化其实并不是像一个预先存有的文体那样,等待影视传媒去“传播”,而是影视本身即构成文化,不但构成自身的文化形式,而且以其时代主导性的技术与思想内容构成了一种整体的社会文化新局,一种由其统领的大雅文化之道

  ●影视集视听要素于一体,传统的文本语言方式也借重视听而加入进来,思想与情感不再分离,精神意识与身体感受整体共振,这就指向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身脑心合一的整体的“心”。诉之于心,这是现代影视之道结合中国文化经验特质的大雅内涵

         

  在中国当代文化格局中,影视文化的地位、功能至关重要。如果借用一种中国传统的表述方式,或许我们可以表达这样的看法:影视之道实乃大雅之道。

  风雅融合始为正声之歌

  依照中国传统由《诗经》所形成的文化认识,“诗”这种赋歌言志载道的文化形式可分为风、雅、颂三体。其中,风是周王朝的“十五国”之风,是各地方风土乐调和风格的歌诗,颂是祭祀祖先的歌诗,而雅,则是周朝王畿地区体现王朝主题和风格的正声歌诗。

  雅者,正也,中央首善之区朝会典礼上必然要应用正乐,演唱正声之歌。因此“雅”有明显的政治性。政者正也,治者则是共同体以正合群的方式和状态,因而政治的本意并非像后世那样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意识形态性,那样与文化和审美相对立,它毋宁就是政治与审美合体之“雅”。“雅”因此既是生活政治、文化政治或政治文明,又是审美与艺术形态。政有大小,因此有大雅小雅之分。大雅者,宏大叙事,依靠囊括广大社会的政治思维和政治概括力,催生广泛的道德普遍价值和艺术审美趣味,可以流通于广阔的生活场域,起到普遍传扬、主导风俗的雅正作用。雅要流通,则借助于风,进而雅与风又构成了一种契合关系,雅者,就其细微处,边际处,又可接通四方之风,以主导性的雅正中和生活形态制约、统领“形制四方之风”。风在四方,地域之风、民风乃至个人风格特征,趋融于雅,因此除大雅外,又有小雅,有变风变雅,雅一遇风俗而合为一体,遂有“风雅”之说。“风雅”是一种良好的文化融合境界,否则易产生雅和俗的对立,雅俗分道扬镳,这是过去时代常见的文化状态。

  这种“诗经学”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智慧,是一种于广阔的大规模国家浩瀚时空中把握文化格局的大局观,它从“中国性”的社会生活风尚和土壤中生发对文化与诗学的空间认识,从功能教化的流向中识体、正体、用体,从分体把握中走向文化的辨析、整合,使生根于广阔国土大地上的文化血脉以乐体、文体、诗体“立体”于世间,并以风雅或雅俗“体系”使文脉于时空中绵延伸长,超越文类而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方式、生活方式。

  传统文化认识中的“诗”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在于“诗”具有一种文化普遍性价值,“诗”本身就是音乐、文学的综合文化体,其风、雅观念就是文化格局的体认,后世所谓雅俗之辨,亦是其变形和展开。在今天,古老的《诗经》智慧依然对认识当代文化有重要启示。

  影视之道何以成大雅之道

  以此衡量中国当代影视文化,考察其运行轨迹,说影视之道是大雅之道,我想是有道理的。我们当然不会教条地将一种当代文化形式固定在单纯而古典的“雅”上面,而是想说,就整体脉络走向而言,当代文化正在影视文化的率领下,走向一种“大雅”的理想追求。没有影视文化,当代文化格局中不会有富有力量和广阔传播的大雅之声,社会就会出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的局面。而没有“大雅”之声,中国文化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式”“中国特色”便会大打折扣。

  说“大雅”,说“影视”,我们都是在当代文化的总体意义上说的,并不是将它们仅仅限定在诗歌之体、文章之体上,它是作为一种文化之体来识体、辨体与用体的,是将广阔的社会文化从创作与传播、功能与效果、文化与生活统一等方面综合来看。同时,我们也要超越限定在与俗相对的纯文学纯审美之雅,这种知识精英趣味的雅相对于广阔社会中流通的大雅,只是一种知识分子之“小雅”。在这个意义上,影视就是一种建立在当代物质技术水平基础上的实体文化,而不仅仅作为一种所谓的“艺术”;“大雅”就不仅仅是一种诗体风格,而是一种实体文化内容,是包容了各种文体风格、整合多种文化要素、统领并覆盖当代文化使之趋向一个具有综合性的整体,是涵摄众多文化成分而超越雅俗的文化新局,显现了当代文化的可以称之为“大雅”的宏阔理想与追求。

  而长久以来,我们往往囿于偏见,看低影视,只将其作“技术”解,作“大众文艺”“大众文化”解,作一种“艺术”解,作一种较低级的“文化制作”“文化产业”解,作一种“宣传”“广告”解。我们常常用“诗”来解释一切、统一一切,用纯粹的艺术性、文学性、审美性、精神性来看待广阔而复杂、综合而整体性的社会与文化,因此看低影视及其文化也在所难免。

  这个新时代的来临使中国文化格局全然改观。但它仍然是“中国化”地形成的,仍然是“中国特色”的,这就是为什么使用基于中国时空的“大雅之道”来概括它、描述它,仍然适宜得体。这个文化的大雅之道的局面是以“影视文化”作为主导性的物质与精神基础的。且不说种类繁多的影像传播产品,就说这些年来随着影视文化水平的提高,电视剧创作生产的水准也非往昔可比,其影响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共享”与“同乐”。像《人间正道是沧桑》《潜伏》《辛亥革命》等一大批作品,是其他任何单纯的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等艺术形式所不可比拟的,如果说这些体类尚且保持着传统的艺术面貌——虽然也不能不作这样那样的改变以适应与影视文化的对接,但总体上还可以保持自己的形貌——那么影视,其实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可囊括、涵盖、整合它们的总和。我们需要从这种新的综合文化及其整合趋势上来认识影视文化的功能与作用。

  我觉得一些学者的论述是正确和重要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是一个影像主导传播的时代,人们信息的获取渠道主要来自四块屏幕——电脑、电视、电影和手机,它们主导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感知系统,甚至决定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如果我们不能利用视觉媒介有效地传播我们的文化,还只停留在文字语言的地界内,我们也许就要被这个由视觉符号覆盖的时代淘汰。”

  诚如斯言,这个新媒介时代决定了影视之道成为大雅之道的基础。对此,我想说,文化其实并不是像一个预先存有的文体那样,等待影视传媒去“传播”,而是影视本身即构成文化,不但构成自身的文化形式,而且以其时代主导性的技术与思想内容构成了一种整体的社会文化新局,一种由其统领的大雅文化之道。我们的文化,由此走在大雅之道上。

  还需要补充的理由

  除此,我还想补充,之所以说影视之道的实质是表征着新时代文化的大雅之道,还在于:

  其一,环顾近年来形成的日渐完善的影视文化生态,可以说只有它能够最充分、最有力、最深入、最简明地传播蕴含于这个时代广大社会、人心的主流价值。相形之下,传统的文学、音乐、戏剧、美术如果不对接于它,仅在自己的天地里展示,社会主流和宏大叙事主题的发现与表现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甚至不可避免地衰减、衰弱下去,用一句流行的话说,是边缘化了,不再有轰动效应。影视作为现代文化表现实体,其功能作用之重要,从近年来不时见诸报刊的诸如论影视的国家文化形象主题的文章就可看出。影视是国家文化之重器,影视文化接续数千年中国文明载道的文脉传统,有助于我们辩证地理解纯艺术纯审美的文化的狭隘。在中国偌大空间之下,艺术从来是文化空间之物,平衡地处理艺术文体与社会文体之间的关系看来应是当前的一个问题。

  其二,作为新媒介文化重要支撑的视听和网络技术持续发展,已全面融入人类生活。它们以电视、电脑、网络、影院和家庭影院的方式,创造了新的文化与艺术,大有吸纳、囊括一切旧有文化艺术形式之势,使它们不仅光电化、图像化,而且网络化、传媒化、普遍化,诸如音乐、美术、戏剧乃至小说、散文、诗歌,无不被其大而“化”之,覆盖、吐纳、统领。在这个大雅之体面前,其它一切形式的文体都被显示为小雅的位置。

  其三,影视文化作为大雅文化之体,具有最广泛的社会覆盖面和影响深度。它超越雅俗之辨,以大雅统领中国社会走中和雅正之大道,在观念上倡导和谐世界、仁爱人类、天下为公、社会至上、个性发展;在趣味上平衡多元社会需求,黄钟大吕与温情浅唱交相应和,主流大雅与地域风雅包括其中,新闻记录与虚构情境相继,声画场景与日常审美伴随人生,我们不能再以俗反雅,或以雅反俗,这些都没有绝对的理由。正是影视文化,克服了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文化分裂,重新塑造了人和生活的整体性,使其趋向于现代生活文明。

  其四,娱乐的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中国传统乐感文化、感兴文化迎来了新的复兴。这是融入了现代性的乐观主义的人生或生活局面,以影视方式而聚集于剧场影院,走入家庭起居,显现于手机屏幕,人们从未像今天这样享有如此多的娱乐和自媒体交流,网络的情感与思想兴发随时刊布,而生活的忧患意识(不是悲剧意识)成为娱乐时代的清醒剂,擦亮着文化的眼睛。在寓教于乐中全面增进人生经验,以广泛而深刻的功用性、道德意味与知识修养,立于审美而服务生活。

  其五,大雅之道是主心之道,影视文化着眼于为生活立心。影视媒体功能要素集视听于一体,传统的文本语言方式也借重视听而加入进来,思想与情感不再分离,精神意识与身体感受整体共振,这就指向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身脑心合一的整体的“心”。诉之于心,这是现代影视之道结合中国文化经验特质的大雅内涵。而大雅要求诉诸民心、人心,个体之心也从中得到了某种深刻的回应。近期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就充分体现了这种诉诸民心、人心,并抵达个体之心的大雅之道。该剧最重要的是表达出新时期中国社会的民心、人心,那种克服艰难、贫穷、屈辱的奋斗之歌,是时代的大雅之声,触碰了万千平凡的“中国人”的柔软神经。

  (作者为吉林省作协主席)


  《 人民日报 》( 2015年04月14日 14 版)

(责编:王鹤瑾、许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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