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何建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

　　　　　　杜学文（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批评家）

　　　　　　赵 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白 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核心阅读】

　　作者总是受他生活在其中的时代的影响，其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感悟也总是因时代而催生

　　并非每个作家艺术家都有能力做时代精神的引领者，时代风气的先行者，但其中必有一些人敢于表达，善于言说

　　作家、艺术家要挣脱各种羁绊，真正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以公正、理性、良知为内在驱动

　　我们的文艺可能离底层民众有了一些距离。当文艺家没有能力去书写和记录这种实践活动时，底层人便身体力行，自发加入到书写和记录的行列。在这样的文学作品面前，文艺家应该反省

　　　　　　　　　

　　张江：我们承认，一些经典文艺作品能够穿越时空，具有永恒的价值。这种永恒价值的形成，不是因为作品脱离了自身所处的时代，恰恰相反，优秀的文艺作品，总是首先扎根自己的时代，然后才能为不同时代的人们所欣赏，从而具有永恒性。这一事实，可以从古今中外的许多经典那里得到印证。

　　文艺是时代的随行物

　　何建明：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无不遵循一个普遍的规律：随时代而行，是时代的必然反映和产物。这是因为，作者总是受他生活在其中的时代的影响，其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感悟也总是因时代而催生。例如中国的《山海经》、希腊的神话，是古代人类在没有可能获取与之相适应的发达的科技与知识的情况下，通过虚象幻境的表现形式，来图解社会生活和自然景象，作品寄托的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理想与追求。而像《红楼梦》和欧洲19世纪的一些小说，则更直接地反映了作者对所处时代生活图景的叙述与价值取向、审美理想。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学，几乎都烙上了时代赋予作者身上的某些甩不掉的历史责任与生活印痕。

　　杜学文：一定的社会生活必将产生与之相应的情感方式。我们的创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某一特定的时代背景，激发了我们的创作灵感。即使我们描写的是另一时代的人与事，并且把那一时代的生活表现得十分真切细腻，也是当下这一时代的情感产物。因此，创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脱离自己所处的时代，都要或直接或间接地表现我们生活其间的时代精神。

　　赵勇：法国作家萨特的所作所为就很能说明问题。“二战”结束前后，他深感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之痛，便把自由选择与承担责任上升到存在主义哲学的高度，并在他的小说、戏剧中反复深化这一主题。由于他的大力推动，存在主义深入人心，文学成为介入现实乃至改变世界的手段。他大声疾呼：“文学的命运与工人阶级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这种鼓与呼的执着，今天看来依然让人动容。中国新时期发端的“伤痕文学”也是如此，刘心武的《班主任》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具有价值，便是因为它率先揭露了“文革”对青少年精神世界与灵魂的扭曲，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时代呼声。

　　白烨：文艺是时代的随行物，因为作家、艺术家都置身于一定的历史时期，属于一定的社会阶段。他们作为一定时代和一定社会的介入者、见证者，无论是感受与感想、情感与情思，抑或是写真与纪实、虚构与想象，一定都会带有他那个时代从物质到精神、从生活到文化的种种痕迹与烙印。

　　文艺家要发先声传新声

　　张江：赵勇教授刚才提到了《班主任》这部作品。我要问的是，“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成千上万，为什么这部小说会成为旗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作者以其敏锐率先发出了时代的呼声。文艺作为时代的随行物，不仅要反映时代，还要引领时代，代表时代高度，这就决定了文艺家要发出时代新声，作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

　　何建明：人类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现象：一支歌曲敌过一支军队、一篇檄文摧毁一个政权。文艺作为独特的精神产品，能激发人类空前的潜能，也能摧毁任何固若金汤的精神建筑。任何简单的复制生活和迎合生活，都不能真正体现艺术本身的光芒。文艺要发先声、传新声，所体现的正是文艺自身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一切进步、向上的文艺作品的基本内质。艺术作品有大有小，文艺家的本领有高有低，这是客观存在的。但只要心存善良和爱，其作品就能与时代进步乐章同频共振，发挥积极作用，尽先觉、先行、先倡之一份力量。

　　杜学文：文艺家在创作中可能会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但若能感受到时代发展进步的本质而不是皮毛，感受到人与社会变化进步的必然性而不是偶然性，作品的意义就更加重大。因此，我们更倡导的是创作者要有对历史规律性的把握，对现实生活复杂性的理性体验。这样，我们的作品才能够表现出时代进步的内在动力，表现出人民需求的潜在未来。文艺创作就不仅仅是对社会生活的简单呈现，同时也成为时代进步要求的热切呼唤。这种呼唤将对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引领和推动作用。

　　赵勇：英国作家劳伦斯曾经说过：“艺术的职责，是揭示在一个生气洋溢的时刻，人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由于人类总是在种种旧关系的罗网里挣扎，所以艺术总是跑在‘时代’前头，而‘时代’本身总是远远落在这生气洋溢的时刻后面。”在分析梵高的《向日葵》时，劳伦斯意识到了文艺家与时代的崭新关系。文艺家应该把他提前感知到的东西诉诸笔端。并非每个作家艺术家都有能力做时代精神的引领者，时代风气的先行者，但其中必有一些人大智大勇，敢于表达，善于言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作家和艺术家的良知和责任，成为一个民族的脊梁。对于这样的文艺家，我们更应该敬佩、爱戴乃至呵护。

　　白烨：1987年，贾平凹写出了长篇小说《浮躁》，在文坛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当时，人们主要从及时反映农村变革中的新生活与新人物的角度来看待这部作品，实际上这个作品还有一个“先见之明”，就是“浮躁”这个书名对于伴随着生活变异而凸显的社会情绪的扼要概括与准确把握。应该说，当下从社会生活到文艺领域普遍存在的“浮躁”现象，正是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而文艺传时代新声的例子，则有1979年蒋子龙率先反映改革家时代风采的《乔厂长上任记》。这些例子都说明，文艺家发先声、传新声，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为时代代言的资质

　　张江：没有人能够脱离时代。手法再高明的作家、艺术家，也无法涂抹掉自己创作中的时代底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作家、艺术家都自然而然地成为时代的代言者。堪此重任，为时代代言，需要作家、艺术家挣脱一切客观和主观的羁绊，真正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以公正、理性、良知为内在驱动。这是一个合格的代言者最基本的资质。

　　何建明：我们的社会无论发展到何时，都离不开作家和艺术家的独特视镜与情感测温表。抒写和记录时代的每一个细微处的进步与落后、美好和丑恶，永远是创作者的责任。作家、艺术家必须高尚，否则无法抵达高尚者的灵魂深处；作家、艺术家必须勤奋，否则无法听到一个低微的社会弱者的心灵的真实呐喊；作家、艺术家必须勇敢，否则任何努力都可能半途而废。

　　杜学文：严格意义上说，作家都是在为自己的时代代言。而要做好这种“代言”，表现好自己的时代，必须确立科学的正确的历史观。只有确立了正确的历史观，才能科学地真实地分析我们的历史与现实，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深刻发现与感受人民创造历史的必然，准确表现我们建设新生活、实现中国梦的不懈努力，给人以启迪、信心与力量，使人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感受到未来的召唤。

　　赵勇：文艺家要做好时代的书记官，首先是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有担当意识，要像巴尔扎克那样，忠实于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秉承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恩格斯曾经指出：巴尔扎克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敢于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当前中国的一些文艺家对现实主义的精神或者领悟不深，或者还有许多思想包袱。他们虽对现实也有所揭示，但往往绕来绕去，浅尝辄止，缺少正面强攻的意识，只好用种种形式技巧来掩盖这种揭示的不足。

　　白烨：在文艺创作中，不同的作家、艺术家会有不同的视角与选择，但从根本和长远来看，能留得下来、传得开去的，多是那些书写了自己时代的生活与情绪、人物与性格的力作。这样的作品既能打动当下的读者，也能吸引以后的读者。由此我想到刚刚热播过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原著作者路遥。他的《平凡的世界》自出版以来，年年加印，经久不衰，至今仍在小说类图书畅销榜上名列前茅。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作者路遥真诚又真切地描述了他所意识到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青年一代的人生奋斗。我以为，《平凡的世界》称得上是一部中国乡土社会在改革初期的“历史摘要”，而路遥也称得上是“历史书记官”式的小说家。

　　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

　　张江：从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来讲，描写飞扬的人生、传奇的故事、惊险的历程，最容易上手，也最容易受到读者和观众的青睐。正因为如此，普通人的平凡人生往往被作家、艺术家舍弃。但是，恰恰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用他们默默无闻的歌唱，汇聚成了振聋发聩的时代交响。因此，文艺创作还是要书写和记录人民及其伟大实践。

　　何建明：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身为作家、艺术家，书写与记录人民的生活和伟大实践，是最根本的任务和最基本的方向，否则就是一种失职与失德。要充分认识到文艺创作不是一般性的简单劳动，而是一种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的精神行为。作家、艺术家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创造水平和对社会的感悟能力，对自己的知识与经验持续地审视和更新，不断从人民群众的丰富生活与时代发展的土壤中挖掘和汲取营养，认认真真写作，而非随心所欲地码字。

　　杜学文：我们的创作仍然缺乏那种对中国波澜壮阔的变革与进步的深刻表现，还缺乏那种能够典型地反映中国现代化进程面貌的黄钟大吕式的史诗。一些作品似乎有这种努力，但由于作家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缺乏深刻的把握，显得比较粗糙、简单，没有达到相应的艺术深度。还有的作品对中国的现实与历史缺乏准确的了解，所呈现出的生活不具有典型性。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与我们的创作疏离现实生活，疏离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有着非常重大的关系。

　　赵勇：我最近读了一些打工诗人的诗歌，其中一个强烈的感受是：“底层”不仅已开始说话，而且是在以最高级的语言说话。当诗歌界的成功人士飘浮在云端写作时，当中产阶层诗人玩弄着文字游戏无病呻吟时，这些所谓的“打工诗人”却把自己刻骨铭心的伤痛吟成了诗句。因为处在社会最底层，也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悲和喜的凝聚，所以那些经历和体验一旦入诗，他们的笔下就有了毛茸茸的真实，也摹写出了残酷的现实。由此我便想到，我们的文艺可能离底层民众已经有了一些距离。当文艺家们没有能力去书写和记录这种实践活动时，底层人便会身体力行，自发加入到这种书写和记录的行列。在这样的文学作品面前，文艺家应该反省。

　　白烨：文艺的生命力，既在于根植于生活，又在于作用于时代。无论是从文艺自身的规律性要求来看，还是从文艺创作所存在的欠缺来看，立足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演变，记录和书写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委实是作家、艺术家们需要认真思考并切实加以解决的重要课题。

　　张江：时代是一个流动的概念，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特征。文学艺术要想与时代同频共振，作家、艺术家首先要做自己时代最敏锐的发现者和感知者，同时要千方百计地寻找与这个时代相契合的话语和表达。在这方面，没有禀赋和捷径可言，只能俯下身子，钻到泥土的最底层，用心去倾听和感悟。

　　《 人民日报 》（ 2015年04月17日 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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