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冬天，笔者在新疆阿尔泰山脚下的牧民定居点采访。那时候，牧民“二次定居”工程正开展得如火如荼。所谓“二次定居”，就是为了改变传统畜牧业“靠天养畜、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模式，提高牧民的生活质量。政府通过多项帮扶政策，在让牧民定居下来的基础上，再次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让过去随季节迁徙的毡房变成在固定地区的砖房，让“马背学校”上的孩子在村里就能上学，让现代文明通过电视和电话进入远在山间的牧区……

　　但是，与生活环境的改变相伴而行的是，延续数千年的游牧生活也随之改变，由此，这种传统的生活模式所承载的文化传统也变得岌岌可危——行吟诗人停下了脚步，流行文化逐渐渗入，世代传唱的民族史诗也随着一些老人的离去而销声匿迹……

　　这似乎是置身现代文明中的都市人对“田园牧歌”一厢情愿的眷恋。每个人都有获得更好生活条件的渴求和权利，大山脚下的牧民也不例外，经济不发展、生活水平不提高，肯定是逆时代而行的。但是，如果发展的代价真的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弭，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精神文化上的寻根之旅又该从哪里出发呢？

　　这不仅是阿尔泰山脚下的牧民所面临的问题，而且是全世界所有民族都面临的问题；这也不仅仅是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而且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发展时期都面临的问题。怎样才能拯救和保护那些正在被现代文明侵蚀的文化遗产？答案并不那么简单。

　　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并非今天才被提及，实际上，过去许多年，我们在文化遗产保护上都做了许多努力，也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往往流于草莽或不尽完善的是，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生硬的肢解，从而使保护变得碎片化，降低了保护效率；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将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相互割裂，一边着手文化遗产保护，一边又在经济发展中有意或无意地破坏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在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中，将文化遗产保护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一旦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相抵触，就以粗暴的态度舍弃文化遗产保护……

　　时代进步与文化遗产保护，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是二元悖论，但只有在时代的洪流中、在文明的交替中，将那些承载着民族文化精髓的元素和符号通过适当的方式保留和发展，挖掘它们所蕴含的更博大的精神内涵，才能实现对民族发展的支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化遗产保护要以牺牲经济社会发展为代价。相反，只有文化遗产保护得更好的民族，其内在的民族精神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这就需要我们在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中重新审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更多的保护工作细节纳入社会发展的范畴来考量。

　　《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11日 17 版）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