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蔡华伟

　　6月13日，第十个中国文化遗产日。于2014年成为世界遗产的中国大运河也迎来了它一岁“生日”。我们今天特刊登一篇与京杭大运河的最北端有关的文章，向年轻而又古老的大运河文化遗产致敬。

　　——编 者

　　

　　没有了人类的需求，大运河并不存在；失去了人类的认知，大运河文化遗产也难有未来。

　　一

　　来自蒙古高原的凛冽寒风越过最后的山地，一下子舒缓、温暖起来；带着春叶的芬芳，华北平原从这里开始，一望无际地向东南延展。

　　这是欧亚大陆的东部，季风型大陆气候与高原气候的交融地带——北京之北。

　　逐日的温暖和绿意，开始引来骑行的人群，春季大风驱散雾霾后天穹变得通澈无比；夏日的夕阳将群山和光影下的婆娑倒映在水面；最好的季节应该是在秋季，丰收的果实和红叶是对阳光滋润最好的回报。河渠横亘，向西流淌，日夜不息。

　　北京人对这世界上独特、对比鲜明的四季，极尽崇拜；但是，从象征春天的暖风算起，一直要冷暖纠结将近20余个日夜，由“惊蛰”跨越“春分”到达“谷雨”，当杨树的花穗在细雨浸润的树林中“噼噼啪啪”落地的时候，春天或者说希望，才真的到来。

　　春天带来了珍贵的降水。雨水涌成山泉，溪水相汇，顺着缓缓的山麓坡地伸向远方。在那里——40公里外的平原地带——人的聚落出现了。

　　这已是至少8000年前的旧事了。

　　在整个亚洲东部发展历程中，北京所在的区域，拥有的自然资源并不丰饶。或者说，天然供给的泉水并不能完美支持不断扩大的城郭。除非，有后天的支撑。

　　二

　　许多智慧的呈现，常常难寻起点——恰如我们向着天空发问：是谁发明了“北方”。

　　同理，梯子的使用，也是伴随人类智慧的体现。但当人类将视野放大，比如说，需要将水一级级地由低向高、再由高抵低的时候，我们还是能知道：一定是某个具体的天时地利的时刻，一定是某个具体人，最先完成了那最后的一步。

　　1262年，31岁的郭守敬离开了熟悉的家乡平原，登高北上，应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召唤前往多伦。此时，郭守敬已经在天文历法领域小有名气，在黄河流域，他已进行过长时间的水利实践。于是，在这两个被历史铭记的人物间，有了著名的“多伦六议”。

　　郭守敬的六条建议，几乎都是大手笔为大北京地区进行引水的。第一条就是“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元史·卷一百六十四·列传第五十一 郭守敬传》）。

　　只需要简单的场景设定，就能明白，这些建议是基于怎样的考量。此时此刻的忽必烈，正在经历蒙古帝国南下、一统中原的汉化过程。亚洲东部的政治地图正在重绘、文明进程开始提速。北京即将建为都城（元大都），开启持续近800年作为政治中心的历史。

　　又过了漫长的31年，在多次失败后，忽必烈同意了郭守敬的最新建议：“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处，共长三百一十步。坝闸一十处，共二十座，节水以通漕运，诚为便益。”（《元史·志第十六·河渠一》）

　　“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合约82公里。这是一项史实完整的水利工程。从郭守敬时期起，南方来的漕船，才真正地实现了一路向北抵达真正的终点积水潭。北京之北的白浮泉，成为京杭大运河的最北端。

　　这条人工河在当时被认为不可思议、在今天又让人啧啧赞叹之处，是从白浮泉至翁山泊线路的逆向选择：它没有按照常理省力直走，而是精密地沿55—48米等高线呈梯状引流。

　　以此推算，等高引水技术的使用，必然是掌握了“海拔”的要领。郭守敬在黄河流域进行勘探时，对“高程”的理念有过实践和总结。这是一个节点，一次真正的改变。

　　今天，选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沿着北京的中轴线向北延伸，直直地不要偏一直抵达山脚，你就会遇到京密引水渠——几兴几废之后，直至上世纪60年代，京密引水渠的半数里程，沿用并覆盖了元代白浮泉引水工程的遗存线路。1964年秋，北京市考古队的苏天君率十余位探测人员，勘测出白浮泉引水工程的河道走向，而且计算出故河道约宽9米。

　　在北京之北，始于郭守敬的智慧，从未泯灭。京密引水渠从白浮泉身边流过，以平静显示活力。这里算得上大运河沿线水质最通澈、空气又最清新的地段了。由于有20米左右的落差，东南方的京城反而只能远眺到一群群叠加的屋顶。你转身面向北方，远山如黛，此时，你高高地抬起手臂，从右到左缓缓划过，有多远就指向多远——万里长城若隐若现地起伏在山峦间。这是世界上两大线性文化遗产距离最近的地方！

　　这并非偶然的相遇。

　　如果，再算上引水工程下游的翁山泊（颐和园）、比长城更近更相邻的明十三陵、已经列入申遗预备名单的“中轴线”，以白浮泉为中心的“北京之北”，是独特而资源富有的“文化遗产价值呈现地带”。

　　2014年6月22日，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式将中国大运河列入“遗产名录”。在断断续续、互不相连的1011公里、27段河道和58处遗产点内，著名的白浮泉引水工程并未名列其中……

　　三

　　2015年5月中旬，“北京之北”文化遗产体验线路进入前期田野调查。一个典型的夏初清晨来临时，我们驱车驶过白浮泉和京密引水渠，驶过居庸关群山，驶过一个又一个山间盆地，进入桑干河谷。郁郁葱葱的延绵绿色，很快就演变为不间断的褐色沟壑、黄土构筑的聚落、大朵大朵的白云。当你驻足聆听，滚过的风声仿佛就通透地在头顶盘旋。

　　在著名又破败的开阳古堡站定，俯瞰河谷中的古渡和驿道，它在夕阳下看起来越发带有西域“楼兰”般的荒凉。阴山就在背面，高原近在咫尺。周边散布着阐释人类200万年发展历程的泥河湾古人类遗址群。从战国开始，这里就被置于史书不间断的追踪记录之下，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过渡地带。

　　这次经历让我吃了一惊，这种由于地理特征生成的交融，竟然需要如此辽阔的地带进行过渡。文明方式的反复融合，或者是需要巨量的防御与巨量的保障。于是，只有来到北京之北，才能清晰地感受到：长城和大运河，为何会在那里相邻？它们为啥要修那么长？哪怕是翻山越岭，哪怕是万水千山？

　　每天，我都要跨越这条大河。清晨的桥上，阳光总是追着洒在我的右肩头；天气美好的傍晚，延绵的河面上更是铺满了厚厚的CBD楼群五彩的灯光。渐渐地，我只用一句话来表达对大运河的敬仰：它使得边疆不再是边疆，它使得中心持续是中心。

　　理解大运河，最好的方法有三种：鸟瞰、线性地行走、回到起点——白浮泉、白浮堰，当然一定包含京密引水渠，提供了真实而连续至今并仍然不断新生的文化遗产价值和证物。

　　于是，每每来到北京之北，遗憾之中，人们都会自然而然地生成一种碎念：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价值，还是被人为地、技术性地低估了……

　　四

　　转眼又到了6月，文化遗产迎来了每年一度的节日季；中国大运河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生日”。在城区内开车的人们，也从北京电台的广播中，意外地听到了几十公里外一个河边小镇的召唤：有个名不见经传的西集，盼望游客去看那里的“千年运河”。 

　　说来也巧，我听到这条广告的时刻，正在河边停下来问路歇脚。被拦下的那个路人冷不丁地接着反问了一句：“这儿，算么？”

　　我哈哈大乐：“当然！”

　　他平摊手掌，移近我的鼻梁：“谁说的？”

　　话不多，但很到位，是提问的高手。这就是此时此刻大运河两岸广泛存在的现状：在拿到难得的“名分”之后，反而留下了海量的全线保护确认难题，留下了巨大的价值认同真空。

　　与此同时，大运河以“水”为核心的改变，每天还在发生。

　　在深度依存大运河的北京，全市总人口已经达到2151.8万人，接近澳大利亚的2400万；世界上超出北京市人口规模的国家，只有不到60个。在中国目前最发达的城市群中，大运河至少深度参与了其中的两个。它是中国东部地区的第六大江河——如果以经济活力计算，很快就会冲进前三。那么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它会变成一头脱缰的怪兽吗？

　　与其担心，不如转变，不如包容并承认种种变化。毕竟没有了人类的需求，大运河并不存在；失去了人类的认知，大运河文化遗产也难有未来。中国大运河今后的使命，不在于断古，而在于纳新。

　　其实，在启动大运河申遗之初，我们就非常清楚：中国大运河可能是任何一种遗产类型都难以言尽的、多种遗产价值的综合体。构建一个全新的、领先的、奉献的、智慧的保护体系就成为许多人的梦想。或者说大运河保护中的难题和急迫，反而提供了一个平台，鼓励我们将其蕴含的东方文明智慧，更多、更准确地纳入到人类文化遗产的共识中。世界遗产，具有世界级的价值，理应生成世界级的保护理念。

　　截止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一个学科、一个遗产类别，能够将中国大运河庞大交织的价值体系阐述得明白完整，但是脚步已经越来越清晰可辨。

　　如同夏日来临时，逆河北上渐行渐近的雷声。

　　《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11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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