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谈读书:中国治道重在历史经验
中国治道没有西方那样的虚构前提,走的是“事实论证”的路子,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使“历史经验”在中国治道上有着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
国家治道,关键在顶层设计。在这一问题上,有很多学者是从“民主”“自由”“人权”等既定价值出发,通过人性、道德或者法治论证开路,以理想主义者自我“立言”。这个路子是西方的“比萨斜塔”,适合西方人登攀,而中国是“黄鹤楼”,中国人不适合登“斜塔”。也就是说,在中国走“比萨斜塔”的路子寻求国家治道,难以行通。
西方寻求国家治道,通常是从虚构前提出发,比如“天赋人权”,然后再围绕这个虚构前提进行所谓自由、民主论证。这样的论证,基本上是“理论论证”,容易完美,但不太实用。比如英国,有了君主立宪框架,才有洛克的契约论思想,也才有法国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读洛克、孟德斯鸠的“论证”,“文美”令人惊叹,但实用起来就不那么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中国治道,有中国的国情和特点。其国情和特点,决定了不能按照西方的路子来。因为中国治道没有西方那样的虚构前提,走的是“事实论证”的路子,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崇尚的传统是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得道,这就使“历史经验”在中国治道上有着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
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政府组织形式以及赋税、兵役、选举等制度,均有着清晰的历史传承印迹。如在政府组织方面,从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制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再到明代的内阁制,都是对历史哲学和经验吸收与扬弃的产物。
历史是战略研究的可靠资料,是正确决策的重要依据。古人云:“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没有历史的集体记忆,就难有现实的广泛认同。一个国家自身的历史越是深入人心,就越有凝聚力。这样的凝聚力,是国家民族认同的“屋顶”,是发展之路上“核裂变”的基础。
舒炼同志撰写的《中国红——中国梦的历史书写》一书,坚持“中国味道”,采用“历史经验论证”方法,用历史说话,用事实说话,用材料说话,用典型说话,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解读得具体、实在、生动,形成一条“中国红”路线,新颖独特,耐人寻味,比那种空洞无物的“理论呐喊”更能吸引人,更能令人接受和信服,也更不会出现水土不服、“浑身上下”不舒服的现象,难得可贵,应予点赞。
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传承民族记忆,延续文化血脉,依托厚重的历史土壤,奋力展开未来腾飞的翅膀,努力在中国梦的广阔蓝天中翱翔,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追求和重任,我辈必须努力而为之!
(作者为国防大学政委)
《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03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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