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是冯友兰先生的故居，又名“三松堂”。

　　第一次见识“三松堂”，尚在中学期间。那是在南方的一个小书店，其中一个书架摆着《三松堂全集》，几乎占满了整个书架，仅《三松堂自序》便是厚厚一大本，让我惊叹不已。后来才知道，这也是一种著述体例，历代文人学者常通过自传、自序或年谱、学术行状等形式，自述身世，既明学术源流，也达知人论世之效。远的不说，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便是近代的名篇。

　　因有这点记忆，进入燕园后，我便每每喜欢借道燕南园，想往三松堂一探究竟。三松堂位于燕南园东北角，是栋中西合璧的小洋楼。内部是现代化设施，外观又借鉴了四合院的传统风格。楼房呈L形，另一面由院墙补齐，形成了一个独门小院。小院整体呈青灰色，掩映在杂花苍松间，看起来十分静谧安详。

　　“三松堂”之名，来源于院内的三棵松树。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的《自序》中写道：“‘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十年动乱殆将逐出，幸而得免。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可见“三松”不仅是院中一景，冯先生将其与陶渊明作比，也可见其心性与寄托，正如他女儿宗璞先生所说：“寄意深远，可以揣摩。”

　　“三松”更是历史的见证者。冯友兰搬入燕园，始于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校址迁入燕园。冯先生随清华哲学系一道迁入北大，入住燕南园。对于院系调整，冯先生是较为支持的。这可能有个人原因，此前因政治思想问题，冯友兰在清华大学1952年的评级中，仅被评为七级，这难免让冯先生较为失意，而院系调整，在冯先生看来无疑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态，新中国初期的新气象，让不少知识分子自觉地开始自我改造，以“迎头赶上”。

　　不过，冯友兰最初住的并不是燕南园57号，而是54号。说起54号，也让人神往，新中国成立前这是史学家洪业的住所，洪先生自燕南园落成后不久便居于此，是这里的第一批住客，直到四十年代末去哈佛大学执教为止。冯友兰在这里住了将近五年的时间，1957年才迁入57号楼。原住57号的是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据说他见54号狭窄，便以自己所住的57号与冯先生对换。可见当时尊师重教的氛围。

　　燕南园里，冯友兰的生活不无波澜。抗战时期，他因不满于做一个“照着说”的哲学史家，而要做一个“接着说”的哲学家，先后撰写了《新理学》《新事论》和《新世训》，又称“贞元三书”。取《易经》“贞下起元”之意。后又撰《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较为完善地阐述了他“新理学”的思想体系。但他的“新理学”甫一提出，便作为“唯心主义”而遭到了四十年代左翼知识分子的学术批判。新中国初期冯友兰便向毛泽东写信表态，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重写中国哲学史，对此毛泽东在回信中也予以肯定。虽然此后学界对他的“新理学”思想体系的批评似乎更偏重政治层面，即便如此，他在自我批判的同时，还是试图从学理上加以辨析。

　　“文革”期间，燕南园不再平静。1966年夏，一队红卫兵一路喊着“打倒冯友兰”的口号，径直来到三松堂，将房屋查封，并在门外贴了告示，宣布他的罪状；具体制裁方式是扣发工资，每人每月只发十二元生活费。不过，房子虽然被封，冯友兰一家还可暂时居住，这或许就是《三松堂自序》的《自序》中，那句“十年动乱殆将逐出，幸而得免”的写照吧。虽幸而得免，但还是有五户人家搬来居住。按冯先生的说法，这些人有的是按正常手续搬进来的，有的则是用“革命”手段搬进来的。有的住户来的时候便带着三轮车，自己动手“帮忙”腾房间，冯先生书房里的书，就像砖头一样被搬运过好几次。除了抄家外，冯先生还需不时地接受劳动改造和批斗，有时甚至要带病“出席”。

　　在“文革”中历经荣辱沉浮的冯友兰，把最后的岁月，留给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这是他后半生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后，他便打算修订他的《中国哲学史》，后来他曾道出自己的苦衷：“这个修订本只出版了头两册之后，我又感到修订得连我自己也不满意。我又着手修订修订本，但是在它即将付印之前，我发现这个修订修订本又必须重新再写。”于是，他干脆重写。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事业，据宗璞回忆，有一次冯先生在病榻上对她说：“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1990年11月15日，《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册清样校阅完毕，当月26日，冯先生便停止了呼吸。

　　《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巨著，是冯友兰在经历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历史曲折、吸收马克思主义之后，对中国哲学所做的系统阐释；较之此前的论著，该书立场有所调整，但问题意识还是一以贯之，都是源于“旧邦新命”的历史责任感，思考的是中华民族在历史转折中的变与常。正如学者陈来所指出的，“他要把中国哲学中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作为民族文化新发展的营养，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命’贡献自己的力量”。这部著作现在依旧为众多高校选定为哲学史教材，它除了以精当的选材和论述为后学提供知识外，也传承着“旧邦新命”的历史责任。

　　燕南园有十七栋楼，每栋楼都有自己的故事。如58号楼住的是冯友兰的老朋友汤用彤先生，55号是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63号楼是史学家齐思和先生，还住过向达、周培源、王力、翦伯赞、朱光潜、魏建功等人，都是一代大师。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从此种意义上，燕南园可以说是北京大学的精神所在。徜徉在这片地方，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苍劲的古木，还有过往大师的身影。而我每次从燕南园经过，总能看见57号楼的松树，无论风雨晴雪，它们依旧虬枝苍劲。让人想起孔子的那句话：“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信哉，斯言！

　　《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13日 24 版）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