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石门十三品”

　　时隔一年，2015年7月下旬，又一次走进陕西汉中博物馆，欣赏摩崖碑刻的传世之作“石门十三品”。

　　关于“石门十三品”的介绍如下：

　　“石门十三品”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褒斜道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栈道，因褒斜二谷而得名，全长四百七十华里。褒斜道南出褒谷穿越七盘山有一段隧道，史称石门。其开凿年代距今已有一千九百余年。古时行经栈道的车辆都曾经过石门。古人目睹栈道和石门之伟迹，常感发于怀；或为文题记，或题诗留名，相继镌于石门内外的崖壁间，遂形成了浩瀚的石门石刻。据一九六○普查中统计，共有摩崖石刻百余方。就中以汉魏刻石为主体的十三种摩崖石刻，最受推崇，世称“石门十三品”。

　　按照时代顺序，“石门十三品”名录如下：

　　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汉《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又以《石门颂》而著称）；汉《右扶丞李君表记》；汉《杨淮·杨弼表记》；汉隶大字“石虎”摩崖；汉隶大字“石门”摩崖；汉隶大字“玉盆”摩崖；汉隶大字“衮雪”摩崖（为曹操所书）；曹魏《李苞通阁道题名》；北魏《石门铭》；南宋晏袤《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释文》；南宋《潘宗伯韩仲元李孝章碑字及晏袤释文》；南宋《山河堰落成记》。

　　“文革”期间，因修建石门水库，石门一带的碑刻挑选出“十三品”将之切割下来，移至汉中博物馆的“石门十三品陈列馆”集中展出。石门里其它百块历代碑刻，从此淹没水底，无人再识真面目。

　　与去年7月的初次见面相比，与“石门十三品”重逢，心里多了感慨。因为，一天之前，参观石门栈道风景区，听人谈到一个人与保护石门摩崖石刻的故事。故事一旦听过，我再也无法忘记他的名字——张佐周，1934年，负责主持修建西（安）汉（中）公路的年轻工程师。

　　因为张佐周，两千年前的石门，与今天的我们顿时有了一种直接关联。此时，站在“石门十三品”前，久久不想离去，多少历史感叹，伴随张佐周的故事一起走来。

　　临危受命进秦岭

　　决定1934年修建西汉公路，与抗日战争有关。

　　据汉中市档案馆所写《西汉公路修建始末》一文介绍，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提出建议：中日必有一战。要警觉日寇模仿八百年前蒙古铁骑灭南宋的路线，由山西打过潼关，翻越秦岭，占领汉中再攻四川与湖北，彼计若成，亡国无疑。必须采取抗战军力“深藏腹地”，建立以陕西、四川、贵州三省为核心；以甘肃、云南、新疆为根据地；拖住日寇，打持久战，等候英、美参战，共同对敌，方能最后胜利。

　　蒋百里的这一建议，很快得到采纳。于是，云南修建滇缅路，陕西修建西汉路，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公路布局，紧锣密鼓地在西部地区进行。

　　西汉公路于1934年开始勘探、修建。西安至宝鸡原有可行马车的大车道可资利用，实际修筑的主要为宝鸡到汉中道路，全程二百五十四公里，除宝鸡至益门镇五公里与褒谷口至汉中十五公里为平路外，其余二百三十四公里均在秦岭的崇山峻岭之中，工程之艰巨可以想见。于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拨款修建，这在全国尚属首次。工程人员由中央经委会公路处处长赵祖康亲自挂帅，他从全国数省工程局调集在公路界崭露头角、已有名声的一批人员：吴必治、孙发端、张昌华、张佐周、张鸿逵、鲍必昕、李树阳、李善梁、刘承先、刘树升等。

　　这一年，张佐周刚刚二十四岁，两年前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年轻的张佐周，临危受命，走进秦岭，参与勘探、设计、修建这条难度极大的公路。

　　《西汉公路修建始末》这样介绍走进秦岭之前的张佐周：

　　张佐周出生在河北保定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受私塾教育，使张佐周打下古文基础，引起对古代历史文化的兴趣，使他终身受益匪浅。“五四”运动中，父亲受“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的感召，去天津开办了一个实验农场，自任场长，并在张佐周十一岁时，把全家由保定接往天津定居。

　　张佐周从小用功且好胜心强，但凡考试，必为人先。连跳几级，争取了时间，年仅十六岁就全部读完中学课程。并考取北洋大学生，就学土木工程。一九三二年，二十二岁的张佐周从北洋大学毕业，经过考试进入全国经委会公路处。其时，中国公路交通刚刚起步，经委会出台的第一个方案是兴办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连接的交通干线。

　　踏出校门的张佐周立即有了用武之地，直接被派往施工第一线，从测量、设计到施工，全方位地接触实际。从头至尾参加了从上海至杭州的沪杭公路，从杭州到徽州的杭徽公路的兴筑。在此期间，张佐周还作为工程技术人员代表跟着赵祖康去武汉参加了苏、浙、皖、鄂、赣、豫七省公路会议。

　　（《西汉公路修建始末》）

　　走进秦岭的张佐周，属于第三测设队。在第三测设队负责人张昌华离去之后，留坝至汉中的测量、设计、施工的重任，赵祖康毫不犹豫地交给张佐周。

　　张佐周临危受命，挺身而出。

　　秦岭的崇山峻岭，将见证一个年轻人与历史的衔接。

　　石门碑刻有幸，将遇到一位喜欢传统文化、青睐它们的工程师！

　　保护石门，改道架桥

　　走进秦岭，一路勘探，走至临近汉中盆地的褒水峡谷，千年闻名的石门，出现在张佐周眼前。

　　张佐周热爱传统文化，喜欢古代碑刻。后来他说，石门内外，他看到古代文字石刻多达一百零四块。宋、明以下者尚且不论，汉魏珍品为我国最集中的石刻宝库。如《石门颂》刻于东汉建和二年（公元148年），距今一千九百余年。《石门铭》刻于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距今也有一千五百年。二者均为千年珍品。有幸走进石门，目睹千年碑刻，张佐周欣喜若狂，兴奋不已。可是，如何保护石门碑刻，这个极为棘手而严峻的难题，也摆在他的面前。

　　《西汉公路修建始末》写到，宝鸡到汉中的这段公路，从留坝施测一直沿着褒水西岸，而石门就在西岸：

　　石门是汉代开凿，那时的古道多临河在山崖凿孔，下用立柱支撑，再铺架木板为道。诚如诸葛亮所说：“其梁阁一头入山腹，一头立柱于水中。”这种空中阁道，即屡见于史的栈道。由于立于水中的立柱不可能太长，所以栈道距水面常在五至七米之间，石门正在这一高度，而目下兴筑的宝汉公路恰与秦汉时期的栈道处于同一水平线。若开山辟路，石门古迹注定被破坏殆尽，荡然无存。而且，还无法回避，首先不可能让公路低于石门，那样易被洪水冲毁；也不可能高于石门，此处全为笔立的悬崖，且不说无法使路面骤然升高，即便升高，开山炸石也必然危及石门！

　　这当然是张佐周绝对不希望出现的事情。他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石门绝不能去碰！

　　那些天，年轻的工程师心里像坠了块石头，烦躁沉闷，坐立不安，他反复查看谷口地形，一个大胆的念头突然闪过：要保护石门古迹，只有在上游改道，把公路由河西移至河东。他立即向总工程师孙发端与主持兴筑宝汉公路的赵祖康汇报，引起两人高度重视，同时来到现场考查，使张佐周提出的方案得到许多完善和补充，最后一致同意架桥改线，保护石门。经过鸡头关下“石门”峡谷而达汉中。

　　于是，公路测设由河西移至河东，完全避开了石门古迹。而且，赵祖康、孙发端也完全采纳了张佐周的建议，在石虎、翠云屏等石峰开凿通车连环三洞，总长度六十六米，约四倍于古石门。

　　（《西汉公路修建始末》）

　　1988年，时隔半个多世纪重返汉中的张佐周，在第三届褒斜石门研讨会上，这样回忆当年亲历保护石门的往事：

　　回忆当年受赵老（赵祖康，当时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处长）和吴老（吴必治，任西汉公路总工程师）的委命，我代理留汉段测量队长。当施测到鸡头关下，为了避免破坏古“石门”古迹，在褒姒铺以下附近建桥（即鸡头关大桥）过褒河，走“石门”对岩“石虎”脚下。又恐有损“石虎”虎形，特在下部开凿连环三洞，称为“新石门”。沿河岩石坚硬，山势险峻，是西汉公路最艰巨的一段，也是最有历史、文化意义的一段。

　　在褒城施工时，经常去“石门”。当时从褒城去石门无路可通，沿褒河石壁上开凿的小槽，上下两排，上层手攀，下层脚踩，按一定的程度面壁前进到达石门南口。洞长约十五米，宽约四米，高在三点五米左右，可以通过汽车。洞内岩石成横向片状，凹凸不平，尺寸也不一律，壁上刻有“石门颂”、“石门铭”珍品。南口石壁上有“山河堰”石刻。在洞口两端附近有四十厘米见方、深约七十—八十厘米的石孔，孔内表面平整，堪称巧夺天工，下面岩盘上留有圆形石孔。前者是插入悬臂大梁之处，称为壁孔。后者是圆木支柱之处，姑称柱孔。如诸葛亮《与兄谨言赵云烧赤壁栈道书》所云：“缘谷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一头立于水中。”当是古栈道的遗迹。

　　（《三十年代耳闻目睹的石门状况及其轶事》）

　　谈及这件堪可流传千古的惊人之举，张佐周的口气颇为平淡，但仍可让人感受到他胸间的历史豪气。一位二十四岁的年轻工程师，竟有如此宽阔的历史眼光，有如此深厚的文化情怀，难道不可以视为英雄？不可以视为保护历史文化的功臣？在我看来，张佐周保护石门碑刻的举动，堪可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抗战之际的文物勘察与保护之举相媲美。

　　1936年5月1日，新石门隧道凿通，西汉公路由此全线开通。竣工之际，赵祖康专门请当时公路界资深元老叶恭绰，题写“新石门”镂刻摩崖之上，隔褒水与对岸石门遥相呼应。

　　石门碑刻无恙，新石门道路畅通，还有什么能比这一点更让张佐周为之欣慰？

　　一年之后，全面抗战爆发。战前的公路战略布局，开始发挥作用。

　　遗憾可弥补，石门再触摸

　　张佐周是位有心人，在勘探和修建西汉公路之际，他拍摄诸多照片，为我们留下当年的石门景象。张佐周的儿子张熹回忆说：2004年，父亲病重期间，我把他拍摄的关于西汉公路和石门的老照片放大后，请他回忆和辨认。他清楚地一一说出地点和场景，我赶紧记录下来。后来，我们把这些珍贵的照片赠送给汉中博物馆。

　　消失了的景象，因为张佐周而留下陈迹残影。

　　在汉中博物馆，买到一套《张佐周与汉宝公路》明信片。峭壁上的“石虎”石刻；石门隧道北口遗址；拓印匠人张老汉拓印《山河堰落成记》现场；褒水东岸新石门的连环三洞施工场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褒城县城墙与城楼……

　　张佐周真可谓一位充满浪漫情怀之人。在东岸公路修建之际，他在西岸石门北口栈道遗址上，恢复一段栈道。他回忆说：“我为了恢复一段古栈道的面目，曾在石门北口外依原留孔洞用木材修复了仿古栈道，并在终端一块峭壁的顶部修筑一亭，毅然临于褒河溪流之上，面对石虎及公路，景色既秀丽而又奇伟，诚一游览，凭吊胜地。我当时年轻气盛，指点河山，俯仰今古，睹‘衮雪’、‘玉盆’遗石，领略大自然之美景，至今思之犹历历在目。”他先后拍摄栈道遗址与恢复后的栈道，两张照片放在一起，恰如张佐周在与悠悠历史对话，余音袅袅，回荡于山谷之间……

　　石门得以保存，实为幸事。1960年，全国进行文物普查，核实石门摩崖石刻有百余方之多，“石门十三品”最受推崇，故将之命名为“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成为第一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9年，距张佐周保护石门改道修桥，正好三十五年。此时，因在褒水山谷修建石门水库，千年石门从此沉入八十米深的水底。正值“文革”期间，传统文化早被贬斥和破坏，石门焉能躲过一劫？

　　自1937年离开石门后，张佐周一直等待了五十一年才重返石门。站在山谷之间的水库大坝上，满眼望去，一切，不再是从前。

　　距大坝百米开外的石门已无踪影，石门隧道之上的山顶，只在水面上露出两块不大不小的巨石，他所恢复的石门北口的栈道和凉亭，当然也随石门一起没入水中。因水位提高，新的西汉公路提高路基重新修建。站在大坝上，俯瞰下方，可以看到东岸废弃的西汉公路，三个串连的新石门，依稀可见。睹物怀旧，张佐周感慨万千。他在石门研讨会上，倾诉故地重游的情怀：

　　我在褒城施工历经三个春秋，自从1937年离开后距今已经五十有一载。久想旧地重游。此次重来汉中，一是应会议之邀，二来也了却平生之愿。所以乘火车一到陕境，频频借窗眺望，夜色中仅灯火点点而已。一俟天色初露曙光，见汉江两岸山山水水依然，遍野花黄柳绿，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真是一片春光，一片繁荣景象。换了人间，感慨万分。下午迫不及待去褒河大坝，只见高坝背后烟水茫茫，石门已沉沦于水中。昔日之奇伟风光，褒河的激流湍急已成为过去。深感兴修水利是件好事，但美中不足将石门淹没，未免遗憾千古。如果大坝向上游移若干距离，则既兴修了水利，又保护了宝贵的文物，岂不两全其美。虽然耗费较多也是值得的。幸有省、地领导部门关注及有识之士奋不顾身，抢救出来以十三品为主体的部分石刻保存于汉中市博物馆中，是不幸中之大幸。

　　（《三十年代耳闻目睹的石门状况及其轶事》）

　　历史感慨，不需太多表达，一切尽在不言中。他说得不错，大坝距石门不到百米，当年如有清醒的有识之士，能如张佐周一样挺身而出，建议把坝址往上方略为挪动，兴修水利与文物保护，如同当年修建公路一样，仍然可以做到两全其美。

　　可惜，遗憾已成永远。

　　那天，在石门水库坐上游艇，我们畅游于碧波荡漾之间。路过西岸，但见水面上露出两个不大不小的岩石。陪同友人说，这是山顶，水中淹没部分是山体，两千年前的石门，就在下面。

　　凝望石门山顶，我忽发奇想。如今，水下考古已经成熟。石门水库水深不过八十米，风平浪静，碧水清澈，显然非常适合水下考古。石门的岩石坚硬，淹没水中的近百块历代碑刻，想必安然无恙。即便石门里面有淤泥，以目前的技术将之清淤并非难事。如果先行派潜水员实地考察，做出考古可行性研究。如果难度不大，以电视直播石门碑刻现场考古，一定很有意义。进而，按照修建海洋公园的方法，修建一座水下石门博物馆，供人参观，这并非没有可能。

　　遗憾已成永远，今天的人们却可以弥补遗憾。用新的方式，让淹没已久的千年碑刻，重现在我们面前。希望这一天，不太遥远。

　　何时再唱石门颂？

　　悠悠历史，可以再衔接，再触摸……

　　制图：张芳曼

　　《 人民日报 》（ 2015年08月21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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