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辞赋是我国古代各体文学中最具特色、也最具文体边缘性的品种，亦诗亦文、非诗非文的界定也难以穷尽其博杂的内涵。唯其如此，赋作为一种文体，与骚、颂、箴、铭、诔乃至诗歌等各体韵文，往往形成兼综杂糅的关系，并对后起的骈文、曲子词、说唱文等产生过重大影响。从战国晚期开始，两千多年来，几乎所有的文学名家都曾创作过辞赋。辞赋甚至成为历代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从而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极大范围的推广普及。即使至当代，人们依然喜欢运用辞赋这一文学体式来抒写情志，描述祖国大好河山。

　　在漫长的赋史发展过程中，出现过骚体赋、文体赋、诗体赋、骈赋、律赋、新文赋等多种形态，以及大赋、小赋之辩，古赋、律赋之争等等。就题材而言，由楚骚的贤人失志，到两汉的京都宫苑，再到魏晋逐渐发展为抒情、言志、体物无所不可叙写表现的文学体裁，辞赋在历朝历代被人们广泛运用，从而给我们留下了大量优秀的辞赋作品。然而，无论是辞赋体制形式的演变，还是题材内容的发展，都与某一特定时代之制度、思想、文化等密切相关。辞赋与时代的关系，是辞赋研究中永恒的课题，而汉、唐两代因其社会文化的高度繁荣而尤其值得关注。许结、张新科、刘伟生三位教授的文章，分别从整个赋史、汉代、唐代三个不同的维度，探讨社会制度与赋体的时代特征之间的关系，阐述汉代社会对汉赋生产、消费及接受的影响，揭示唐代辞赋的生命活力与时代价值。通过阅读这三篇文章，也许能让我们对辞赋演变与时代发展的关系有所了解，并进而产生对此问题继续深入研究的兴趣。（郭建勋）

　　任何一种文学或文体，其创作本身无不烙上时代的印记，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具民族特征且自觉表现时代特征的，辞赋较为典型。我们姑且不论“赋”字本义以及由“赋诗言志”演变到文体之赋，仅从汉人论赋所言“赋者，古诗之流”（班固《两都赋序》），已喻示了由“赋”到“赋体”的制度化内涵。对此，《汉书·艺文志》采取“截断众流”法概括出由春秋行人“赋诗言志”经战国楚臣“贤人失志之赋”再到汉代“侈丽闳衍之词”的大赋创作的形成。然而，汉人以“古诗”衡“赋”，虽在“抒下情”（诗之讽喻）与“宣上德”（诗颂与赋颂）之功用，却启示了对赋体的认识，《诗》“六义”说的介入最为重要。可以说，从《毛诗序》“诗有六义”“二曰赋”，到郑玄解《诗》之“赋”在“铺陈善恶”，再到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开宗明义谓“《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由表现方法的“铺”（赋事）转向文体意义的“铺”（赋文），正是赋体由“蕞尔小邦”（楚赋）到“蔚然大国”（汉赋）的完成。清代康熙皇帝为复兴“赋学”敕陈元龙编《历代赋汇》，亲撰《序》语“赋者，六义之一也。……赋居兴、比之中，盖其敷陈事理，抒写物情，兴、比不得并焉。故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由是以来，兴、比不能单行，而赋遂继诗之后，卓然自见于世”，并列举“汉兴”诸家“制作尤盛”、“唐宋则用以取士，其时名臣伟人往往多出其中”。这其中由汉代开启的“献赋”与唐宋盛行的“考赋”的制度化，可以看作赋体昭示时代特征的一个重要视域。

　　尽管赋史中有大量并不囿于当时文化体制的文人个性化创作，而且就赋中“体类”而言，六朝的骈赋与宋代的文赋多游离于制度且不乏精品，然从赋体创造的基本精神与总体构建而言，其与“帝国文化”顶层设计关联而表现出的“帝国书写”，才是赋体异于他体而彰显其时代精神的结穴所在。为简要说明问题，兹择古人论赋的三句话，略陈几点看法。

　　第一句是“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这说明赋体宜彰显的时代气象。《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答盛览问作赋》有谓“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指创作主体的赋家要胸襟开阔，气象博大。其实，这种胸襟又源自外在物象的投射，昭示了超越楚臣“贤人失志”转向汉人“体国经野”的时代特征，而这一特征又成为赋体创作的一大传统。对此，可追溯到汉赋创制背后的三大制度，即京都、中官与乐府制度。其中与时代气象最切合的是京都制度。萧统《文选》选赋首列“京都”，因为汉以前没有真正意义的京都文学。帝都构建始于秦始皇，而京都文化的构建，包括京都文学的出现则在汉武帝时代。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中虚构的三个人物，“子虚”代表楚臣，“乌有”代表齐臣，而“亡是公”则代表天子使臣，赋中以“亡是公”折服“子虚”“乌有”，本身就是以宫廷天子文化压倒藩国诸侯文化的思想折射，是与武帝朝“抗匈”与“削藩”政治紧密联系的。至于班固《西都赋》描写的“隆上都而观万国”，张衡《东京赋》说的“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典型地展示了赋体文学的“体国经野”的雄心与意志。后继者如晋左思《三都赋》、唐李庾《两都赋》、宋周邦彦《汴都赋》、元黄文仲《大都赋》、明顾起元《帝京赋》、清乾隆帝《盛京赋》等，都在表现统一帝国的雄规壮举，诚如顾起元《帝京赋序》所称“仰观帝京之盛”，“以扬国家万年之庥”。

　　古人说“赋体恭俭庄敬似《礼》”（袁栋《诗赋仿六经》），刘勰论赋“体国经野”语也来自《周礼》，这不仅表明赋体书写结构类似《礼》经之经纬交织，同样也决定于赋的时代气象，即突出表现在对“天子礼仪”的描绘。包括以“天子校猎礼”表现“文德既昭，武节是宣”（张衡《东京赋》）的国家意志，以“天子郊祀礼”表现“扬乐和之声，作画一之歌”（班固《西都赋》）的政教形象，以“天子朝会礼”表现明德敷仁的外交风度，如班固《东都赋》“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的描写，最为典型。从汉人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长杨赋》，到唐人杜甫献“三大礼赋”，以及宋人大量的赋作如刘弇《元符南郊大礼赋》、孔武仲《四海以职来祭赋》等，皆一脉相承。当然，赋家通过国家形象的描写展示时代气象，始终贯穿着“德教传统”，就是班固所谓的“宣上德”与“抒下情”，“颂”与“讽”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关键在“有德”与“述德”。如扬雄《长杨赋》论汉成帝时的“讽”（奢侈）与张衡《东京赋》论汉明帝时的“颂”（礼义），即为例证。

　　第二句是“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北史·魏收传》引魏收语），这既是要求赋家必备因才辨学与驾驭群文的能力，也指明“赋兼才学”的文体本质与时代需求。在古代社会，除了文士献赋以逞才学，更突出地是赋体用于唐宋以后的考功制度。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根源于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与采取什么方法，古法今事，固然不同。治赋学者对古代的“献赋”与“考赋”多有关注，然而为什么以考赋为考功呢？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古人选才，技能培训主要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完成，而“科举”取人，重在文化知识基础，尤其是才学的考查，而赋文恰恰成为“兼才学”的范式。清人汤稼堂论及唐代闱场始兴考律赋后继谓：“自五代迄两宋，选举相承，金起北陲，亦沿厥制。迨元人易以古赋……国家昌明古学，作者嗣兴，钜制鸿篇，包唐轹宋，律赋于是乎称绝盛。”（《律赋衡裁·例言》）概括千年考赋，简明清晰。这又体现于两个面向：一是学问，宋人赞美考赋说“诗赋之制，非学优材高，不能当也”（孙何《论诗赋取士》）、“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遍读《五经》”（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区别而论，赋重才学，诗重才情，又颇不同。二是辞章，赋为修辞艺术，所以唐代白居易《赋赋》赞美闱场赋“义类错综，词采舒布。文谐宫律，言中章句”，清人刘熙载直谓“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艺概·赋概》），赋已被视为一种文学素养而得以张扬与发挥。

　　第三句是“多识博物，有可观采”（班固《汉书·叙传》评司马相如赋语），这其中的一“物”一“观”不仅拓开赋家广征博采、厚积薄发的境界，而且提示了赋体与他体相较更重“当代性”的创作意义。赋观什么？当然在观才学与观风采。这其中有一“物”字在，即“博物”，可以说，无论是汉人说“感物造端”（《汉志》），还是晋人说“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赋家面向客观世界的物质光华而加以描绘，诚为与他体相异之特质。这也决定了赋家超胜前人的“当代性”意识。与诗创作比较，诗人对风骚的推尊自不待说，即如陶渊明，后人评说唐人仿效也是“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沈德潜《说诗晬语》）；而看作赋者的态度，如张衡《二京赋》说当朝“富有之业，莫我大也”，左思《三都赋》批评汉人马、扬、班、张赋“于义则虚而无征”，李白《大猎赋序》斥汉大赋是“龌龊之甚”，元代黄文仲《大都赋》开篇就说“窃惟大元之盛，两汉万不及也”，贬抑前人，凸显当代，与类“诗”的骚体赋相比，当然更突出地表现了对汉人奠定的大赋体的创造。

　　赋体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学样式，属于“雅文学”传统，其以“闳衍博丽”的辞章所体现的气象、学养与当代意识，为其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与古代的“献赋”“考赋”制度相关，却又具有超越制度本身的文体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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