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

前记：

前天，五月二十三日，走进三里河南沙沟与黄永玉先生相聚。闲聊时说到，当年住在同一个院子的老人们，差不多都凋零了。一九九八年钱锺书先生去世后，黄先生人还在香港，他写下《北向之痛》，叙述同住南沙沟两家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往，谈到一九四七年前后，他与钱锺书在上海一家左翼杂志上同时受到批判的往事。那天说到老人们凋零，黄先生说，这个院子现在还有杨绛健在。我告诉他，这几天，正疯传杨绛病危的消息，后来被证实有误。两天后，杨绛去世的消息还是来了，并得到确认。享年一百零五岁，民间被称作喜丧。早在《我们仨》一书中，杨绛就在盼望着与另外两人相聚，现在，她去找他们了。

怀念逝者，最好的方式是读她的书，是感悟一个智者的睿智，从容，心静如水。谨以此文在人民网文化频道推出。

李辉，5月25日，北京

《干校六记》封面

最早读杨绛的作品是《干校六记》。这是值得一读再读的书。她的笔调，看似格外简洁而冷峻，以冷静而从容的口气叙述“文革”期间的亲历，但正因为如此，更让我们深深感受出渗透于文字之间的历史无奈和惆怅。《干校六记》与另一篇长文《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均是杨绛关于“文革”经历的回忆。身处动荡岁月，她内心虽不平静，外表却极为镇定，毫不慌乱。身躯瘦小的她，却拥有精神的伟岸，以坦然、坚毅、倔强，面对一切，包括磨难。她回忆被揪斗、游街的诸多细节，这样写道：“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体面的人！’”可以这样承受一切的人，堪称智者，百年沧桑，她从容走过。

《将饮茶》封面

《干校六记》，三联书店于一九八一年出版，封面由丁聪设计。她的另一本散文集《将饮茶》，三联书店于一九八七年出版，封面由范用（叶雨）设计。因常与丁聪、范用先生相聚，故对杨绛这两本书，多了另外一种亲切。

写关于“五七干校”的《旧梦重温时》一文，杨绛的《干校六记》当然是必读之书。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奔赴“五七干校”的出发场面，自然而然深深笼罩着一种凄清，一种感伤。当看到已过古稀之年的俞平伯、已过花甲之年的冰心、张天翼、陈翰伯等人走在下放劳动的队列之中，我想，稍稍有一些人道主义精神和正常心态的人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出快乐或者豪迈的情绪。杨绛便是以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心情，去为钱锺书送行。这是一个令她难忘的历史场面。她看到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伯夫妇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这一幕令她难以接受。杨绛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她发现周围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干校六记》的笔调格外地简洁冷峻，但正因为如此，更让我们深深感受出文字之间渗透着的无奈和惆怅。

后来，杨绛也前往干校。她写到自己的干校生活，一次，在菜园里忙碌着修建一个厕所：

新辟一个菜园有许多工程。第一项是建造厕所。我们指望招徕过客为我们积肥，所以地点选在沿北面大道的边上。五根木棍——四角各竖一根，有一边加竖一根开个门；编上秫秸的墙，就围成一个厕所。里面埋一口缸沤尿肥，再挖两个浅浅的坑，放几块站脚的砖，厕所就完工了。可是还欠个门帘。阿香和我商量，要编个干干净净的帘子。我们把秫秸剥去外皮，剥出光溜溜的芯子，用麻绳细细致致编成一个很漂亮的门帘；我们非常得意，挂在厕所门口，觉得这厕所也不同寻常。谁料第二天清早到菜地一看，门帘不知去向，积的粪肥也给过路人打扫一空。从此，我和阿香只好互充门帘。……我们窝棚四周散乱的秫秸早被他们收拾干净，厕所的五根木柱逐渐偷剩两根，后来连一根都不剩了。（《干校六记》）

《小癞子》封面

在写作这些散文之前，杨绛以翻译著称，她翻译的《堂吉诃德》与《小癞子》，均为西班牙的文学经典。《小癞子》仅三万多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本，六十四开本，小巧得可爱。其封面设计典雅古朴，遗憾未注明设计者。

《小癞子》是西班牙十六世纪作品，作者身世不明，被誉为西方文学中流浪体小说的首创者。杨绛根据英文本转译，试摘录一段如下：

“我站在床一头，他站在另一头，两人同铺这只破床。这事并不麻烦。两条长凳上搁个芦苇架子，就算是床，上面铺一条黑褥子，遮上个单子。那褥子虽然还当个褥子用，经年不洗，脏得不像个褥子，里面絮的羊毛也太少了。我们铺下褥子想把它拍拍软，可是天生硬东西怎么也变不软。这见鬼的褥子里没什么絮的，摊在芦苇架上，一根根芦苇都衬得分明，恰像瘦猪身上的肋骨。上面我们又铺了一条跟那褥子半斤八两的毯子，我也说不上那是什么颜色。” （《小癞子》）

读这样的译文，简直就是享受。文字简朴，纯净，看似平淡无奇，却韵味十足，尽显古典小说叙述艺术的俗雅并存的古风。这才是文学翻译的至高境界，非杨绛这样学贯中西、文学功底上乘的译者，难以企及。读杨绛译文，即可明白，她后来成为散文大家，绝非一日之功。

杨绛给李辉的回信

杨绛给李辉的回信

一九九○年，我准备写作一本关于沈从文与丁玲的书，萧乾先生告诉我，钱锺书当年曾经批评过沈从文，我便致信希望能访问他。不久，收到杨绛的回信：

李辉同志：

前承组稿来电话，忽忽经年，顷奉来函，甚感，即示锺书。锺书老病，遵医嘱谢事谢客。自言与沈先生过往甚少，交谊不深，故“印象”亦浅，无足道也，不敢劳驾。歉甚，即祝

暑安。

杨绛

七月十三日

钱锺书附笔同候

愿望失空，令人遗憾，但杨绛亲笔回信予以解释、钱锺书附笔问候，仍让我感动于两位老人的周到。见“钱锺书”签名设计为三字一体，更觉新奇。

“七味书潭”的五位。左起：金克木、冯亦代、杨宪益、黄苗子、宗璞。（李辉 摄）

很佩服杨绛的记忆。她开头所说“前承组稿来电话，忽忽经年”，是指一年多之前我打电话去约稿之事。一九八八年岁末，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筹划新的一年，请七位老人开设专栏，起名为“七味书谭”。约请的七人分别为：杨绛、金克木、黄苗子、冯亦代、杨宪益、董乐山、宗璞。为开设这个栏目，曾请他们聚会，除杨绛和董乐山之外，其他五位前来。虽然七人未到齐，但也属难得。我为他们五位拍摄了一张合影，珍藏至今。

谈沈从文一事过去。后来，为席殊书屋荐书专家一事，我再去信邀请两位先生，回信没有同意。现在想来，当时多么不懂事，我连此类小事也前去打扰老人。

钱锺书杨绛夫妇与女儿

钱锺书杨绛相濡以沫

（作者为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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