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与钱钟书 （资料图）

人民网北京5月25日电 （记者陈苑）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季康（笔名杨绛）先生，以105岁高龄于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逝世。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在接受人民网文化频道记者采访时，回忆了自己早年与杨绛先生及钱钟书先生交往的点滴故事，他感叹，“杨绛先生去世，带走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文学大师的时代’”。

白烨认为，杨绛先生与钱钟书先生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无论在翻译、研究、文学创作等多个领域都非常精通，“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大家越来越少了。杨绛先生去世，带走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文学大师的时代’”。

在白烨的回忆里，杨绛先生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上世纪九十年代，白烨作为责编，出版过《杨绛作品集》。从最初登门拜访，到最终出书，杨绛先生一遍又一遍地认真反复修改，让白烨“切切实实地领教了一回杨绛先生那罕有的认真”。

后来，在《我编<杨绛作品集>》一文中，白烨曾动情地写到：“由此次出书起始，我成了杨绛先生家里的常客。每次去，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都是热情相待，问寒问暖。在这一次次每有所获的接触中，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在别处感受不到的许多东西，那个温馨而舒适的客厅，像是我的学堂又像是我的家。”

采访最后，白烨谈到，杨绛先生的离去，“留下的是无人填补的空白”，更留下了他人生中最大的遗憾。他谈到，虽然杨绛先生写了不少回忆一家三口往事的文章，但她与钱钟书先生还有很多珍贵的往事还没来及写下来，“我很想看，但杨绛先生走了，再也没有人可以写了。”

以下为《我编<杨绛作品集>》一文选摘

作者：白烨

一九九一年秋，从友人架贵明先生处得知杨绛先生在重新校定她的《干校六书》和《将饮茶》，我们萌发了由我们重印这两本散文集校定本的念头。经联系，我和总编辑登门与杨绛先生面商。杨绛先生很怀疑这两本书是否还有销路，担心我们再出校定本会赔钱。我们一再说明根据我们的预测保本没有问题，杨绛先生便答应我们试试看。谁料我们在一九九二年二月出版了《干校六书》和《将饮茶》的校定本后，一时竟供不应求，初版一万册不到两个月便告罄，四月份不得不再印三万册。

由此次出书起始，我成了杨绛先生家里的常客。每次去，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都是热情相待，问寒问暖。在这一次次每有所获的接触中，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在别处感受不到的许多东西，那个温馨而舒适的客厅，像是我的学堂又像是我的家。

由《干校六书》和《将饮茶》出书后的社会反响，我们进而想到如果把杨绛先生的所有作品收集起来编成作品集出版，既为喜爱她作品的读者提供了阅读的方便，又对她几十年来呕心沥血的创作成果是一个积累，可谓两全其美。于是，我又和总编辑一起登门与杨绛先生会商。杨绛先生还是怀疑这样集中出版她的作品集，一是不会有太多的读者，二是可能是赔钱的买卖，执意不肯。经我们再三说服，再加上钱钟书先生从旁促进，杨绛先生终于同意了我们的想法。此后，杨先生不顾年高体弱，把她入集的全部作品重又校订了一遍，尔后交我编辑。我深知这回给杨先生做责编非同小可，从分卷立性、作品编排、注释体例到版式设计、装帧样式和印制标准，都一一精心对待，务必细致而完美。事先友人架贵明曾告诉我，对杨先生没完没了地校改作品一定要有准备。即使如此，我仍没有料到编完杨先生几经删改的书稿，发稿之后又数次有补正，排校之后还不断有校改，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最终出书。我切切实实地领教了一回杨绛先生那罕有的认真，因而在那一份累里不光是苦也分明还有甜。

出书之时正逢一九九三年除夕，我当即给杨先生送去了样书，谁料杨先生竟拖着病体利用春节又把刚出的新书校阅了一遍，划出了二十多处仍须校改的地方。为了对杨先生的认真负责，也为对广大读者负责，我们在再次重印时又一次作了认真校改。这肯定还不是最后一次，对此我既深信不疑，也将常备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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