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冯小刚的电影向来自带话题。而《我不是潘金莲》不仅头顶着知名导演冯小刚、作家编剧刘震云良心之作的光环，还怀揣着第64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金贝壳奖”“银贝壳奖”的荣耀，先是经历了更换档期的风波，又于上映后在微博上掀起了一场电影公司之间的排片之辩，再加上创新使用圆形画幅的看点和女主角范冰冰突破“花瓶”形象的话题……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关于这部电影的各种讨论，已经脱离了艺术创作本身，演变成一场社会舆论狂欢。那么，抛开这些外在因素，让我们回归作品本身，《我不是潘金莲》的艺术质量究竟如何？

经过从喜剧到悲剧、再由悲剧回归喜剧的一番探索磨合，冯小刚逐渐找到了商业诉求和艺术追求的契合点。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一方面将假离婚、上访等以往影视创作中鲜少涉及、触及现实社会痛痒的内容化为生动的影像，呈现在观众眼前，给人们带来新鲜的观感和深刻的思考；另一方面，又避免了过于直白的批评和说教，通过一系列艺术手法的娴熟运用温和含蓄地抒发主题，以幽默展现困境，用荒诞诠释现实，找准了商业影片观照生活的合理视点和切入现实的巧妙着力点。

在贺岁时期，王朔的语言风格和葛优的台词功底是冯式喜剧安身立命的根本。但到了《我不是潘金莲》，冯小刚有意尝试超越语言和行动的喜剧风格，引导观众观察反思，在琢磨故事背后的道理时体会到某种荒诞诙谐之意。要理解这部电影的深意，观众必须先接受一个荒诞的设定——农妇李雪莲为了分房子，与丈夫假离婚。结果丈夫不仅反悔，跟别人结了婚，还污蔑李雪莲生活不检点，应该叫“潘金莲”。于是，不服气的李雪莲为了给自己正名，一路执拗地告状上访，从法院、县里、市里、省里，直至北京，一告就是十几年。这场旷日持久的折腾过程最终因前夫在一场意外事故中身亡而收场。作为整个故事的推动者，李雪莲缺少一个合理的行为动机。她假离婚有错在先，所以从一开始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受害者”。法院依照法律程序处理案件，各级政府官员也照章办事，还主动化解矛盾，帮助她走出困境。李雪莲像一个串场人物，用自己的执拗行为，串联起二十多个性格、经历各异的男性角色。从县长到市长，从法官到警察，从屠夫到厨师，每个人物都个性鲜明。创作者没有刻意制造喜剧性，也没有设置常见的喜剧桥段，而是通过塑造这些具有符号化意义的形象，牵引出社会世相和人情百态，不动声色地制造喜剧感。

影片的圆形画幅，以及方圆构图之间的切换和寓意，也引发了观众的热烈讨论。圆形构图以及低反差的画面影调，有一种中国古典审美的意趣。它有意拉开了剧情和观众的距离，产生了间离的审美效果。这样处理的高明之处在于，把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遇到的困境转化成文艺作品中戏剧化的情境。观众看到李雪莲屡次命运受挫、陷入窘境、奋力挣扎的过程，会有超脱其外的优越感。但是观罢回味，方觉自己也可能陷入此种无法摆脱的困境，因而生出感同身受的体验。当绝大多数创作者都在极力模仿好莱坞和港式喜剧之际，冯小刚选择向中国传统叙事和古典审美寻找滋养，这种源自中国古代“中和”之美的叙事智慧，令人称道。

影片没有简单地处理官民、男女之间的对立，让观众选边站队，而是采用中国传统文艺散点透视的叙事手法，以旁观者的视点淡化剑拔弩张的戏剧冲突，消解矛盾的在场感，使观众以相对轻松的看客心态面对冲突的结果。这种处理方法导致影片的叙事节奏缓慢涣散，有些情节之间的衔接逻辑模糊、过渡突兀。影片的最后，创作者交代了李雪莲假离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二胎，不断上告的原因是要对得起流产的孩子，试图用这个人道主义的悲情升华为李雪莲这个人物的行为找到更为合理的逻辑支点。这看似弥补了之前叙事缺憾的聪明之举，实则适得其反，制造了另一个剧情漏洞。观众不禁要问：“既然为的是二胎，那李雪莲的大儿子哪去了？”影片对突然冒出来的这条线索缺少起码的铺垫，使李雪莲的坚持变得更加不可理喻，可谓画蛇添足。

当然，瑕不掩瑜。在这部作品中，冯小刚用镜头追随时代，积极探索现实题材电影表现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为文艺新常态下现实主义电影创作提供了有意义的生存样本，这份努力和勇气值得褒奖。喜剧电影和喜剧元素是这几年国产电影创作的一大亮点和卖点。喜剧电影的票房十分抢眼，包含喜剧元素的影片数量越来越多，一批年轻导演借助中小成本喜剧在影坛崭露头角。但是良好的市场表现，却无法掩盖一部分国产喜剧片内容和精神的苍白。源自上世纪90年代的泛喜剧文化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渐成泛滥之势。纵观当下的国产喜剧电影创作，数量最多的是小品段子集、爱情喜剧和古装闹剧。其现实指涉本就稀薄，更遑论承载艺术作品的文化引领和社会批判功能。我们这个时代不缺无关痛痒的嬉闹，缺的是消痛止痒的良方。如果把喜剧比喻成针灸的艺术，《我不是潘金莲》使人笑过之后，陷入沉思，从而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在力量，这正好扎准了现实的穴位，治疗了社会肌体的痛痒，起到了安全阀的调节作用，这才是现实主义喜剧创作的更高境界。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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