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汪曾祺女儿汪朝打电话给我，问我手上有无她父亲的信札，我说应该存有五封，结果翻箱倒柜，只找到两封。还有三封藏哪儿去了呢？于是，日前我又一次搜寻了书房的每个死角，未料在找到曾祺先生的另三封信之前，却意外地发现了史铁生在三十多年前写给我的两封信。

铁生逝世近六年了，不仅他的著作一版再版，怀念他的文集也出版了好几部，足见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小觑。我留意到，在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史铁生精选珍藏文集》中，有一本谈话、书信集《史铁生的日子》。收入此集的书信共四十三封，而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只有致王安忆的两封。他在1983年3月30日致王安忆的信中写道：“坦白说，《清平湾》是受汪曾祺的影响。我喜欢他的作品，主要是他的语言。”冥冥之中，我感到一种缘份，为找汪曾祺的信札，竟找到了铁生的两封旧信。而铁生的信札出现之后，曾祺先生的另三封信也终于找到了。而我与铁生的结识，也正是缘于他的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发表在《青年文学》1983年第一期上。没过多久，我就听党组副书记兼《文艺报》主编冯牧在中国作家协会的一次大会上高度评价这篇小说，并兴奋地预言：“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的‘打头’作品有了！”他还在当年第六期《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愿史铁生健步前进》的文章。这个富有诗意的标题，给了我启迪，促使我想到，假如能帮史铁生治愈瘫痪的下肢，摆脱忧患艰难的生活困境，他该写出多少好小说呀！恰好，我作为《新观察》杂志的记者，应邀到由团中央召开的全国自学成才青年代表大会上采访，结识了一位在四川治愈了为数众多的疑难瘫痪病人的徐大夫，而这位自学成才的大夫会后留了下来，到北京中医研究院进修，并参加了对张海迪的会诊。当我和青年作家晓剑等几个文友说起想请这位也是双腿残疾的徐大夫给史铁生治一治病时，都说应该帮这个忙。那些日子，因我正忙着组有关张海迪的稿子，所以一时间未顾得上去联系已名扬京城的徐大夫。不料，一天上午，杂志社的狭窄小院里，忽然驶进一辆手摇轮椅。传达室的陈大姐喊我：“他是来找你的。”呵，不用问，他定然是史铁生！

结识史铁生的当晚，我就到三里屯找徐大夫去了。当时，徐大夫是借住在《中国青年报》的名记者郭梅妮家。徐大夫忙极了，晚上还要给好几个病人针灸、按摩。等到十点过后，我才和他说上话。我只是简单地讲了一下史铁生的情况。我知道大夫也爱好文学，便把一本《小说选刊》留给了他：“请你挤时间看看这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想，这比小说中破老汉的十斤粮票管用。作为大夫，他应该最懂得爱惜人才、抢救人才！因为临时有会，史铁生第一次到郭梅妮家找徐大夫治病时，我未能陪同他前往。后来，晓剑在电话里告诉我，是他把史铁生背上四层楼的，在徐大夫借住的小房间门前等候了四个小时，才得以就诊。徐大夫给史铁生作了细致的检查。结论是：不能说没有治愈的希望，但确实很难。更主要的是，目前不具备治疗条件，因双方均是两腿残疾，无论是出诊还是每天就诊，都几无可能……不巧的是，就在此时，我奉命去江浙采访了半个多月，待返京时，已春去暑临。这期间，每当和朋友们聊起文坛新人，说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就愈发觉得，那次未能陪史铁生去就诊，心存愧疚。于是，便产生了应该尽快去看望他一次的强烈愿望。

7月25上午，又是一个高温天气。史铁生光着脊梁接待了我这个不速之客。他家住雍和宫大街26号，屋子不大，仅有的一点可利用的空间，都被两辆轮椅占据了（他出门乘坐的手摇轮椅太大，进门之后便活动不开，在家必须换乘一辆简易的无摇把轮椅）。我坐定之后，他不时地用双手转动着车轮，似乎是在寻找着一个和我交谈的最佳角度。这时，我才发现他轮椅的踏脚板上有一只敞口的尿壶，还有，从他左裤管里伸出的一根棕红色的导尿管。小小的后窗被邻居的房檐遮挡住了，既不通风，又没电扇，屋子里弥漫着呛人的尿臭味，就更显得闷热难捺了。他就是在这样低劣的生活环境里，写出了像《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样的优秀之作，该是多么不易啊！

我俩聊得很投机，也很兴奋。大半个上午，最热烈的话题，是怎样理解和怎样去写残疾青年。他佩服张海迪，但不满意报刊上那些写张海迪的文章。他说，残疾青年最大的痛苦，一是事业，二是爱情。张海迪分明结了婚，据说她爱人在翻译上对她帮助很大，为什么那么多的报道里没提一个字？谁都是血肉之躯，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张海迪能译书、给人治病，我能写小说，并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有个好环境，周围有父母、亲友、同学，包括爱人的帮助和影响。只强调残疾青年个人努力的一面，文章写不好。他还告诉我，“五一”前夕，他和张承志、梁晓声、肖复兴、陆星儿、陆天明、晓剑，应邀去冯牧家做客，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文学理论家，冯牧向他们表达了一种真诚的美好期望。他又一次感慨地说：“我能写几篇小说，不是我有什么特殊的天赋，实在是我所处的圈子太好了，这个圈子，包括中学时代的同学、陕北的乡亲，也包括父母、朋友，甚至爱情，还有像冯牧这样能理解我们的作协领导，以及文学界的一些青年朋友，是他们给了我帮助、熏染和影响，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于是，我就提出：“那你能详细说说你所处的圈子吗？”他一口答应了：“改天吧！”就这样，8月11日，他和我作了第二次长谈。依据两次登门拜访所得，我先写了一篇题为《在轮椅上写小说》的专访，刊登在1983年9月29日的《文学报》上，全文两千字，配发了一张我拍摄的《史铁生近影》；后又趁热打铁，写了一篇题为《在那温馨的角落》的报告文学，一万余字，在1984年第二期《海燕》杂志发表后，即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的《报告文学选刊》创刊号全文转载。这两篇拙作，也许是报刊上最早出现的让广大读者全面了解史铁生的文字。

我保存至今的史铁生的两封旧信，第一封写于1983年12月12日：

来信和台历都收到，谢谢！

不过，我现在手头没有稿子。近日正在修改一个中篇，很费力，已经答应先给《十月》看了。何时改好，还难说，最近又有许多其它的事。

上次的照片也收到了，但当时随手一放，事后再也找不到了。最近收到上海文艺出版社信，他们要编“八三年全国优秀小说选集，向我要一张照片。我寄去一张，他们认为不适于制版，又来信要。我不经常照像，实在找不到更好的了。如果上次那些照片，您还存有底片或照片，请寄给我一张适于制版的。上海方面要得还比较急。您如能找到，请尽快寄给我，如找不到也请告诉我一声，再想其它办法。

祝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般的居民家里都没有电话，有的街道有公用的传呼电话，但像史铁生这样的残疾人，去打和去接公用的传呼电话都不方便，有事需联系时，只能靠通信。那时候，一般的上班族，也玩不了相机。恰好《新观察》是讲究文图并茂的杂志，文字记者出门采访，也都配备拍黑白照片的轻便相机。记得8月11日我去史铁生家拜访之前，我的一位也曾在陕北插队的内弟刚读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深受感动，非要跟我去见见这位他所崇拜的同代人，和史铁生合个影。因此，那天，我不仅在史铁生家给他拍了好几张照片，而且，我和内弟还用轮椅推着他去了近侧的国子监，在那里分别与他拍了合影。收到史铁生的这封信后，我当即把那天为他个人所拍的照片都寄给了他。因此，如今在我手头所存的他个人的生活照，只有一张没拍到头顶的了。

果不出所料，《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得了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二十篇获奖作品中，虽说不是“打头的”，但仅列陆文夫的《围墙》之后，也可说是名列前茅了。在1984年3月19日举行的颁奖会上，“文革”后引领文艺界思想解放的周扬，赞扬《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需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的作家才能写出的作品。冯牧在讲话中，则把史铁生称作为 “一位值得我们重视的青年作者”，并说：“我们欣慰地看到，疾病夺去了他赖以行走的双腿，但是，非凡的毅力和对生活的信念，却给他插上了在广阔天空展翅飞翔的翅膀。通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史铁生为我们唱出了一首多么动人的饱含深情的陕北高原人民之歌和生活之歌。”

就在颁奖会后不久，我收到了史铁生的一封信：

石湾：

您好！

前些天于大卫带来您的信，说到拜见丁玲同志一事。丁玲同志这么热情，我当然是要从命的。不知于大卫把我这意思向您转达了没有。于走后才拆开您的信。第二天牛志强来，我请他转告您：我去，坐什么车都行。——亦不知他转告了您没有。近几日不见音讯，心中不免忐忑，倘于、朱二位未作转达，岂不怠慢了丁玲同志的盛情。特此专告。

即颂

春安！

史铁生

八四年四月十二日

史铁生在此信中提到的于大卫是我的同事，牛志强则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责任编辑。丁玲盛情邀请史铁生去见她，怎么会让我来写信向史铁生转达呢？此刻回想起来，缘由大致是这样的——

在1957年被打成文学界头号大右派的丁玲，于1979年回到北京，恢复党籍，重返文坛，并于11月11日以高票当选为第三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按她的资历，作协是应该立即为她配备秘书的。作协在征询她本人的意见时，她仍希望原秘书张凤珠回到她的身边。张凤珠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是丁玲任所长的中央文学讲习所的学员，一位青年女作家，放弃了写作，本就不很情愿，未料还受丁玲的牵连，也被打成了右派，经历二十二年的磨难后回到中国作协，年近半百，就一心想搞业务了，没能同意再去给丁玲当秘书。直到1981年7月，丁玲重返北大荒，相中了农场热情的接待员王增如，她才又有了秘书。而在王增如未调京之前，丁玲遇有一些难办或急办的事宜，她还是要请张凤珠帮忙处理。三次作代会后，《新观察》杂志的复刊工作就已启动，张凤珠被任命为编辑部主任。因中国作协恢复后无办公楼，《新观察》杂志社只得借用《人民日报》社位于王府井大街190号的几间木工房办刊，丁玲每到王府井大街购物或到近侧的协和医院体检、看病，都要顺便到《新观察》杂志社来找张凤珠。因编辑部仅有的三间办公室是相通的，而文艺组恰好在正中间，所以，往往丁玲一到，就先在文艺组坐下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创作动态，问问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人新作。

我清楚地记得，丁玲没有出席3月19日在国际俱乐部举行的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颁奖会，而在颁奖会后不久，丁玲到《新观察》杂志社来小坐时，说她真心喜欢像《那人那山那狗》《琥珀色的篝火》《船过青浪滩》《兵车行》等获奖作品，尤其是对《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大加赞赏：“我也在陕北生活过，可我没写出水平这么高的作品来。”并说要举行家宴，与史铁生、唐栋等获奖的青年作家好好聊一聊。因王增如与这些获奖作家素不相识，她就把邀请这几位青年作家的联络工作委托给了张凤珠。张凤珠知道我与史铁生熟识，就让我代她给史铁生写信。我刚写好信，就得知于大卫第二天要去史铁生家组稿，我就让他把信捎了去。第三天，牛志强即打电话给我，转达了史铁生接受丁玲邀请的意愿。但后来，此事之所以拖延下来，是因为丁玲临时改变了主意，她决定先以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召开一次由她主持的小说创作座谈会，评说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二十篇作品。未料，1984年4月27日，所邀请的二十多位与会人员中，张洁、李陀、陈建功、梁晓声等中青年作家都没有到会。因此，那次座谈会实际上成了一次老作家的聚会。舒群、草明等老作家们发言很热烈，大谈应该重视左翼的传统，重视延安的传统。一上午争先恐后的发言还不过瘾，丁玲提议第二天上午继续开。第二天上午老作家们的发言依然热烈，丁玲像是谈感受，又似在做总结，感慨道：“我们的老作家真是‘宝’哇，谁都有一肚子创作经验，现在很多部门都在抢救资料，我们应该把这些‘宝’也抢救下来，这是中国文学的一笔财富哇！”老作家乐于送宝，中青年作家却不见得乐于接宝，于是，这种关怀中青年作家的座谈会就成了一群老作家的自娱自乐和自我满足。

丁玲心犹不甘。遥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她所创办的中央文学讲习所，至1957年反右前，接连四期，培养了徐光耀、陈登科、邓友梅、玛拉沁夫等一大批解放区出身的青年作家呀！那时候，她在青年作家心目中，俨然是一个文坛伯乐和盟主的形象，怎么事隔三十年，青年作家们几乎全都集合到了与她至今未握手言不和的周扬麾下了呢？于是，原定的在家设宴与青年作家交流的方案立即付诸实施，史铁生、邓刚和唐栋应邀出席，并请了几位老作家作陪。她的秘书王增如在《丁玲办中国》（《江南》2010年第六期）一文中写道：“那天下午谈了三个小时，老作家说得多，尤其丁玲说话多。三个青年人始终比较拘谨，问一句，答一句，很少主动发问，也决不多言。丁玲期待的那种无拘无束的热烈交流，没有实现，两代人之间隔着一层无形的‘幕’，双方都有些失望。晚饭毕，青年作家告辞说：‘丁老，这里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们走了，我们还要去冯牧同志那里看看。’冯牧和丁玲住在一个大院。丁玲听了，心里别有一番滋味。”

如今，当我重温史铁生给我的第二封信，就不难明白他之所以说“丁玲同志这么热情，我当然是要从命的”，完全出于一种礼貌和对文坛老前辈的尊重。然而，尽管他当时主观上不想“怠慢了丁玲同志的盛情”，却终究因“两代人之间隔着一层无形的‘幕’”，而形成了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尴尬场面。而告辞时所说的“我们还要去冯牧同志那里看看”这句话，更使丁玲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冯牧与丁玲同住在位于木樨地的部长楼。我想，当初他答应丁玲的邀请时，也许就已有了顺便去冯牧家拜访的打算。丁玲此举，反而给三位青年作家创造了一个亲近冯牧的机会。而时任中国作协党组正、副书记的张光年与冯牧，在她眼里，正是周扬的左膀右臂，深受中青年作家的拥戴。因此，如此看来，丁玲这次失败的家宴，全然是她意想不到的结果！

1987年，徐晓曾在《我的朋友史铁生》一文中写道：“丁玲曾经邀请他和几个青年作家到家里座谈，由于对名人的敬，也由于对名人的畏，他拒绝了。后来，丁玲的秘书张凤珠同志又一次邀请，他才答应去。过了没多久，丁玲去世了，他用一张白纸写了挽词来表示自己对这位文坛前辈的悼念。他对我来说：年龄可以是一堵墙，但墙可以有门和窗。一个人，不管有什么样的政治见解和文学主张，只要是真诚的，是自己的，她（他）的死都是一座纪念碑。”（引自徐晓著《半生为人》 ，中信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我不知道史铁生是否拒绝过丁玲的一次邀请，但从他给的我信看，他是真诚地接受了丁玲的邀请的。丁玲、冯牧两位文坛前辈和史铁生已相继离开了我们，无疑，他们在当代文学史上都是一座纪念碑。（石 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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