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笔写下这篇报道之前，记者把一个问题群发给在出版社和书店工作的朋友们：“出一本诗集费劲么？好卖不？”

一分钟内，收到了两条回复。出版社编辑回复：“挺费劲的，领导不见得会批。”书店老板回复：“著名诗人的经典诗歌没准还有人买，新诗就算了吧。”

又过了一会，一位朋友回电话说：“诗集的处境现在很尴尬。大部分诗集都是自费出版，印数不高，卖不动，就满足一下文艺中老年人的情怀。”

确实，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时常会收到一些“长辈”馈赠的诗集，或是人生感悟，或是工作经历，大多数慷慨激昂、饱含热情又有着极强的个人特征。收到这样的诗集时确实很尴尬，它们可读性不强，重量却不轻，扉页上留着自己的名字，让处理它们变得进退两难。当人们每天接触到的诗集都是这样的出版物时，很难谈得上喜欢。

然而，工人诗人陈年喜、老井等人的作品令记者印象深刻。在一次诗歌直播活动中，他们没有播音腔，甚至不会朗诵，就那么读着自己写的诗，那些诗歌关乎流浪、漂泊和寻找，讲述着痛苦、倔强和执着，朴素平淡的生活发出蚀骨的诗性，强烈的真实感和强大的力度把听众“按”在椅子上，一动都不能动。很难形容初次听到那些诗歌时的感受，是惊喜、感动，还是震撼，或者还有一丝羡慕。这种感觉源自他们在艰难生活中、在寂寞困苦时、在彷徨无助时紧紧抓住诗歌的那股力量。这是文字的力量，也是诗歌的力量。而读者需要的就是这样一张张用生命谱成的、有营养的诗笺。

“我从来没打算出书。”说这话的是陈年喜。从老家陕西商洛走出来后，陈年喜去过陕北，到过河南，走过青海，还在新疆待过。但他无暇领略风景名胜，而是一头钻进大山，深入地下漆黑的矿洞中，除了矿石和炸药，陪伴他的就是他的诗歌。

每天高风险、高强度的工作之余，枯燥单调的生活让陈年喜深感疲惫，他想到了用诗歌记录自己的生活，诉说自己的情感。他说：“我写，是因为我有话要说。”

然而，陈年喜没想到，会有一个人为了让他的诗歌出版而四处奔走。这个人就是太白文艺出版社策划编辑赵若菲。她向单位汇报策划出版以陈年喜为代表的工人诗人诗集的计划时有些忐忑，不确定这个看上去没有太多“钱途”的策划，单位领导是否会批准。但领导说：“咱们社向来重视图书的社会效益，真正的好书是服务于人民的。”

这一策划获得批准后，赵若菲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找到作者，拿到诗稿。让她惊喜的是，陈年喜的微博最近一条文字竟是一条“广告”，他在推销家乡商洛深山里的香菇，并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就这样，顺着这条贩卖香菇的商讯，赵若菲顺利找到了陈年喜。

接到赵若菲的电话时，陈年喜已经去了贵州，正在为一个旅游景区写宣传文案，得知有人喜欢自己的诗，陈年喜很高兴。听说是出版社要将自己的诗结集成册，陈年喜却冷静了下来。他问赵若菲：“需要我付钱么？”

就这样，陈年喜成了赵若菲和其他工人诗人之间的桥梁，陈年喜建了一个微信群，名字叫做“续写诗篇”。2018年初，赵若菲需要的所有诗稿集齐了，6名作者分别是在大地深处工作了25年的煤矿工人老井、巷道爆破工陈年喜、建筑工人铁骨、14岁开始打工的服装厂女工邬霞、彝族充鸭绒工吉克阿优、已经离去的“90后”工人许立志。除了6名诗人的单本，还有一本6人的合集，所有诗稿都是诗人秦晓宇和杨炼一起选编的。

那个冬天，借助网络，陈年喜共卖出去近千斤香菇。而大山深处的诗歌也化身一本小小的诗集走出了大山。

诗集，在许多出版人眼中是最难收回成本的，如今，除了一些较知名的国内外诗集，许多实体书店极少从出版社购进诗集，很大比例的诗集出版物成为作者本人日常交际中的一种文化礼品。

“出版一套诗集不能只凭一腔热血，还要有资金支持。”为了让诗集顺利出版，赵若菲申报了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的重大项目资助，并如愿通过答辩，拿到了资助。今年3月，“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歌精选”系列诗集问世。

“我们出版社的名字中既然有‘文艺’，诗歌出版是责无旁贷的。”赵若菲介绍，太白文艺出版社不久前出版了一套《长安新诗典》，收入了不少与陕西有关的诗人的作品。在赵若菲看来，以陈年喜为代表的工人诗歌，真实呈现了诗歌的美，用诗歌书写自己的生活。“所谓‘劳者歌其事’，就是这样的，一本优秀的诗集可以让当下读者有代入感、有震撼、有感动。陈年喜、老井、邬霞这类诗人还有很多，我们出版人有责任去挖掘，将他们的作品结集成册。”赵若菲说。

这套诗集的责任编辑马凤霞说：“这套诗集的最大价值是社会价值，工人诗人用第一人称的形式自发地、由衷地、直观地表述自身境遇、情感、思考、追求，比社会研究专家采访的结果和文学界成熟作家的转述更加难能可贵。”马凤霞希望更多的人阅读这套诗集，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境遇。（胡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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