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镇海楼上的明代铁炮见证了历史风云

2019年04月02日08:50  来源:广州日报
 

镇海楼前的德国克虏伯火炮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维宣

德国克虏伯火炮 上的标尺刻度

英制火炮上的铭文

镇海楼前的英制火炮

博物馆寻珍录

凡城必有城防。在火药发明之后,只要条件允许,有城防,总会有炮。随着技术发展和时代进步,炮越来越大,打得越来越远。这些火器,曾是士兵的生命所系;到了今天,则成了追忆往事的引子。

中国的火器大发展,应该说从宋代就开始了。元人武力开疆,军事立国,火器技术领先世界。直到明初,中国火器在世界上仍具领先水平。但明中后期之后至清代,西方火器技术大突破,中国却不仅原地踏步,甚至有倒退之嫌,因此开始大量引进、仿制西洋火器。它们在历次战争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广州的副研究馆员陈鸿钧是广东金石方面的专家。因工作之便,他常到镇海楼前露天摆放的那批明清老铁炮堆里去转悠,有时量量尺寸,有时拍拍照片。这些记录了广州城防历史的大炮,是这座城市真正的宝贝。

今天博物馆的馆藏

是曾经的广州城防所恃

广州博物馆所在的镇海楼,旧时是广州城北的制高点,兵家必争之地,镇海楼后的蟠龙冈,是四方炮台遗址所在。炮台始建于清顺治十年(1653年),鸦片战争时曾一度被英军占为指挥部,1841年5月30日,三元里附近103乡群众在牛栏冈大败英军,随后包围四方炮台。这里是见证抗击对外侵略的风云之地。楼前的数十门明清铁炮,是从广州各地古炮台、遗址集中而来,时间久远,大多已经锈迹斑斑。不少的炮口,都被水泥等材料封死。

这当中,有三方明代铁炮。陈鸿钧说,其中两方铸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另一方铸于南明永历四年(1650年),形体完好,制作工良,都铸有铭文。从铭文可知,前两门炮都铸于当年的农历九月。这一年的农历三月十九日,崇祯帝朱由检自缢于北京煤山。但炮上铭文仍奉明朔。铸炮的总负责人晏清,是广东布政使(大致相当于后代的省长),广西人,明室亡后,曾与广西巡抚瞿式耜一道拥立桂王朱由榔监国于肇庆。朱由榔也就是后来的永历帝。1650年1月,永历帝朱由榔闻清军已陷韶关、南雄,遂由肇庆迁于广西梧州;1月底,清兵再陷英德、清远、从化等州县,2月,进逼广州,两广总督杜永和指挥守城作战数月未果,11月2日广州城陷。

三门炮中,两门崇祯年间的铁炮炮身长约260厘米,口径约为10厘米;南明炮炮身长191厘米、口径7厘米。它们都是根据欧洲传入的火炮进行仿制的“红夷型”火炮。炮身铭文上的“钦命总督两广部院杜”就是杜永和。他原为清广东提督李成栋之副将,1648年随李成栋在广州倒戈归明。李成栋1649年于赣州殉国后,杜永和继任两广总督,驻守广州。广州城陷,杜率大小船只千余艘撤离出海。“广东总镇宫保府范”是总兵范承恩,广州城陷被俘;“督造参将萧□”是副将萧启,广州城陷被杀。

明初期到中期

火炮从领先到仿制

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广州的城防炮要仿制洋炮?中国自产炮和欧洲火炮的关系,究竟又是怎样呢?

众所周知,中国人发明的火药配方,通过各种渠道传往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引起了军事器械、技术、战法的革命性变革。但火器生产是系统性工程,对冶金、铸造等许多方面的技术要求也很高。在激烈的竞争中,许多地区的技术人员和巧手工匠,对火器的发展和改良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一些经过改良的西域火器,也反向传播到中国。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在决定宋元50余年战争走向的襄阳之战中,元军就使用了这种火器,号称“西域回回炮”,也叫襄阳炮。明兴之后,明成祖朱棣远征交趾,获得了“神机枪炮”之法,于是在永乐八年(1410年)成立了神机营。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全用火器装备的军事单位,比西班牙在16世纪初创建的欧洲最早的火炮兵,还要早一个世纪。

但到了明中叶,西洋人的火器,已经不容明军有丝毫轻慢,甚至在实战中,明军深感力不从心。于是,一场大规模的仿制活动开始了。

无论站在怎样的角度来看,促成明军启动这一重大工程的主要推手:时任广东按察使的徽州人汪鋐,和他最重要的情报官何儒,都堪称世界军事谍报史上的高手,有着同时期许多人所不具备的开放眼光。

1520年的一天,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因“抽分”(对进口货物抽取实物税)登上了一艘葡萄牙船。在这艘船上,他无意中遇到了杨三、戴明等几位中国人。闲谈中得知,他们常居葡国,对西式造船、铸炮、火药之法很熟悉。他顺手把这份情报汇报给汪鋐。汪鋐当时正集中精力准备对付进占屯门地区(明代属广东东莞县,今指北起今深圳南山区,南至香港九龙半岛沿海大部分的范围,包括前海湾、后海湾、伶仃洋等)的葡萄牙人。自打1514年葡萄牙人侵入屯门岛佯称通商,实则刺探兼劫掠之后,他们已经赖在这里6年了,后援也在不断赶来。

1521年3月,汪鋐率军展开驱逐行动。虽然在6月包围了葡萄牙人的据点,但在对方凶猛的火力和得当的战术下大败。他果断改变战略战术,同时告诉何儒,争取搞到“佛郎机”(指葡萄牙)人的火器技术情报。

明代火炮工艺影响清代

可惜未能系统传承

明人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写道:“(何儒)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赉。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也就是说,何儒通过杨三等人,拿到了葡萄牙火器、船只制造的技术情报,开始系统装备军队。很快,仿制的“佛郎机铳”和“蜈蚣船”就大量列编。

当年秋天,整顿后的明军带着先进的武器装备,乘坐行动快捷的百桨轻舟(即仿佛郎机长技而制造的小“蜈蚣船”),破浪而来,大破葡萄牙人。葡人残存的3艘“蜈蚣船”,趁黑夜狼狈逃往满剌加方向。次年9月,葡萄牙首领别都卢率其所部准备劫掠新会县茜草湾。汪鋐迅速出击,俘虏葡萄牙船只2艘,俘虏葡兵42人,斩杀30余人,缴获数门洋炮,生擒别都卢。这两次战役是中国军队正面对抗欧洲军队取得的最早胜利,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们大大延缓了西方列强侵占东南沿海地区的步伐。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中可知,杨三等人后来作为技术骨干,穿行于中国南北各地,指导仿制西式火炮。可惜,西式火炮制造与使用之法,特别是铸造技术等并未系统传入,中国工匠虽能依式制作,但毕竟按图索骥,多有缺失。经过代代匠人的传承,越来越多的技术细节丢失,制炮工艺也随之低落。有研究者指出,万历(1563-1620年)以前,明代兵器生产部门的仿制工作还是比较有成效的,甚至有所创新。但万历以后, 却长期徘徊不前。

陈鸿钧指出,万历末年从荷兰传入红夷大炮,“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这些“红夷炮”仍为前装滑膛炮,口径大、管壁厚、身管长,瞄准、调整角度、移动都较传统铁炮有很大改进,是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尤其制造时以口径为基数,确定火炮各部位的比例数据,使得火炮制造有了科学依据,所以它们很快就取代了中国传统的铜铁炮,成为装备军队的主要重型火炮。相关的制造技术也深刻影响了清前期的火器制造业。到康熙时,火器制造的规模、质量、工艺都达到高峰。清中期后火器发展渐趋停顿,直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又大量赶制火器,但结构仍沿袭祖制,性能已大大落后于西方列强所制。所以后期清政府进口了不少英国、德国的先进火炮。现在镇海楼前的德国克虏伯炮和英国阿姆斯特朗炮,都是这种环境下的产物。(卜松竹)

(责编:李慧博、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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