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明远拿着刻着他名字的扁担

　　近段时间，一个外国人在朝天门拿着棒棒的照片不断在重庆人的朋友圈转发，照片的说明是：“朝天门的洋棒棒，不知道他能坚持多久。”

　　外国人到朝天门当棒棒（重庆方言，指搬运工——记者注）？听起来很新鲜很猎奇，但事情真相是怎样的呢？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这张照片是在朝天门来福士体验中心外面的3码头拍的。那里有20多个售卖两江游轮船票的票贩，长期在1码头到7码头游荡，记者向多位票贩打听，均表示未看到这个当棒棒的外国人。一个票贩分析说：“你看他背起双肩包，真要是来当棒棒，哪个会背双肩包？很可能是有棒棒替这个老外背行李，而这个老外帮着拿扁担。我们长期在这一片，真有外国人来当棒棒，不可能不晓得。”

　　一个在朝天门摆摊售卖游船票的摊贩，直接否定了这张照片的真实性，“我在朝天门几十年，莫说来当棒棒，就是来体验半天或几个小时棒棒的外国人都没得。现在莫说外国人，重庆本地棒棒都找不到活路。”

　　从记者在朝天门及重庆各大交易市场调查的情况看，近些年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升级，曾经声势浩大的山城棒棒军，人数急剧萎缩，很可能已不到2000人。

　　棒棒，作为一个职业，它还暂时留存在世人的眼中；但棒棒军作为一个特有的城市符号，它已渐行渐远。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廖平 摄影报道

　　1

　　“朝天门胡明远”

　　朝天门片区的各大市场，比重庆城醒得更早。

　　7月初的一天，清晨6点，天光大亮，进入夏季的重庆依然凉爽如秋，让人讶异得很没有安全感。

　　朝天门的大多数商场都已开门。胡明远5点钟准时醒来，在朝天门20多年的棒棒经历，让他的生物钟顽固得像脸上的皱纹，抹都抹不掉。

　　胡明远自述今年62岁，“大鸣大放那年生的。”但他几乎全白的头发，瘦瘦巴巴的身材，笑起来露出缺了好几瓣的牙齿，让他说的年龄看起来很可疑。这个凭力气吃饭的职业，年龄大了并不受欢迎，所以没人看到过他的身份证，包括房东王老板。

　　到银星小商品城的时候是5点半，这里卖的是日用品玩具等等，体积比较大，买家更喜欢让棒棒搬运。胡明远看到一个老雇主，一个40多岁的中年女子。他一脸谄笑上去打招呼，中年女子客气地笑了一下，没理他。在等待开门期间，老胡一共看到3个熟雇主。商城开门后，数量并不多的买家迅速消失在庞大的交易市场中。大宗采购的买家一般是在某摊位买了东西之后，就放在那里，到下一个摊位继续购买，最后让棒棒们到各摊位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一起挑到车库或车站。商城里棒棒并不多，当然买家也不多。近几年网络购物的兴盛，让实体店的生意很受影响。胡明远不断在银星的七楼、八楼梭巡，一边不时环顾四周，只要有人拎着东西或扛着大包经过，他就会盯着对方的包看很久。

　　但没人叫他。3个老雇主买的东西都不多，自己就提走了。

　　7点过的时候，老胡终于迎来第一单业务。挑两包玩具到金海洋背后的车场，重量可能有五六十斤，距离两三百米，报酬10元。10元是朝天门现在比较普遍的价格，但起步价是5元，而在前几年，起步价就是10元。

　　胡明远挑东西的时候，瘦弱的肩和背佝偻得像一张弓，这张弓随移动的步伐弯曲、反弹，显得韧性十足。他的嘴里叼着一根烟，偶尔剧烈地咳嗽，胸腔似乎被一口浓痰卡住，隐隐发出呼哧呼哧的声响。

　　胡明远的扁担在整个朝天门独树一帜。这根扁担据说比他年龄还大，他在扁担尽头绑上一根红布，保佑自己做事的时候不出意外。扁担上刻了“朝天门胡明远”6个字，以便丢失后有可能找回。为了防止这6个字被偷扁担的人用刨子刨掉，他在扁担上密密麻麻打进三四十颗钉子，钉子又完全敲进了扁担，这样担东西的时候不会硌着肩——这根扁担上充满了他的小智慧。

　　但由此也带来一个副作用，木扁担重达五六斤，相当于他每次都要比其他棒棒多挑几斤。

　　没活的时候，胡明远和一堆棒棒喜欢坐在圣名服装城门口歇凉——实际上一天中大多数时候都没活。棒棒们喜欢吹闲龙门阵，喜欢开荤玩笑，还喜欢——抬杠。他们嘴上抬杠的功夫完全不逊于肩上。头一天，记者给了胡明远50元报酬，约定第二天跟拍他的工作。几个棒棒开始揶揄胡明远，“昨天给你的50，你现在摸出来看下，是不是只剩20了？”“你昨天晚上到哪点消费去了？”一个棒棒把胡明远拦腰抱住，另一个人开始掏他的衬衣口袋，老胡招架不住，赶忙把烟摸出来，“吃烟吃烟！”烟是5.5元一包的龙凤呈祥，这是棒棒们普遍喜欢的牌子。

　　从胡明远的娱乐活动，闲吹到那根独特的扁担，再引申出胡明远可以挑好多斤。老胡瘦巴巴的身体很激动，“现在随便可以担200斤嘛！”旁边赵本金跳起来，“你担200斤？莫把腰杆闪断了哟！”胡明远毫不示弱，“赌100，从圣名车库担到协信。”周围的棒棒开始起哄，一个棒棒说：“两包水泥，正好200斤，你们各摸100放到我这点。”赵本金冲动了，开始摸口袋。摸了半天，才想起自己兜里只得10元。本来是有100多元的，给老婆买药用了。

　　55岁的赵本金4天没开张了。每天早上，他坐第一班地铁，从沙坪坝区陈家桥赶到朝天门。10年前，著名的富士康落户重庆征用了他家的地，他和老婆每人分到5万元土地补偿款，并转为非农业户口。老婆脑子有病，发作起来到处打人，只能在家带7岁的女儿。国家给她办理了残疾证，每年可以免费到歌乐山精神病医院领1000多元的药。赵本金是入赘到老婆家的，当年老丈人就看起了他一把力气，也没嫌弃他有点对眼，看人的时候视觉焦点总落不到人身上。这让他有点不讨人喜欢，在棒棒中，他算固定业务比较少的。

　　4天收入为零，为啥还要吊死在棒棒这棵树上？赵本金讪笑着，“当了几十年棒棒，还能做啥子嘛，其他工作都嫌我年龄大。”他悄悄凑到记者身边，“你说我这种情况，老婆可不可以办低保哟？”

　　2

　　4天的棒棒生涯

　　中午1点多的时候，胡明远回家吃午饭。他住的地方就在道门口，离朝天门咫尺之遥。

　　这是一栋大楼的后院，老板老王以前也是个棒棒，他在后院用砖木搭起了两间屋，专门出租给棒棒们。

　　生意好的时候，两间屋要住20个棒棒，现在生意差了，只住了五六人。胡明远住的是每月200元的VIP床位——没错，VIP是200元，大通铺每月只要90元。一间8平方米的昏暗小屋用木板分成上下两层，下层两个VIP床位，上层是可以睡6个人的大通铺，房间的气味有些“酸爽”。老胡的床位是锁着的，叫床屋可能更适合，2米×1.4米的床，四周全部钉上了木板，一间屋就是一张床，一张床就是一间屋。

　　他抖抖索索摸了半天钥匙，记者跟他开玩笑：“里面装了啥值钱的东西，要锁起来。”老胡嗫嚅着：“嘿嘿，没啥子，习惯了。”里面确实没啥，蚊帐围住了床，有点换洗衣服，一个小风扇。他的全部家当都在身上：一个手机，一张银行卡，和里面这段时间不断减少的数字。几年前，老胡被偷过一次，十几天的收入1000多元，肉痛得他想撞墙，从此就习惯了锁门。

　　外屋是一间大屋，兼做厨房、客厅，还有一排通铺。小李、老杜、老刘和王老板坐在饭桌前看电视。

　　小李大概是朝天门最年轻的棒棒，30岁出头，一身好肌肉，如果放在健身房，凭他的身材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从四川万源来到重庆三个多月了，第一份工作就是棒棒。

　　但他的棒棒生涯只维持了4天。熟人把他带进朝天门，修行就只有靠各人，熟人是不可能把自己的业务关系介绍给他的。(下转04、05版）

　　▲接了笔20元的大单，蒙秀全很高兴。

　　▲蒙秀全在出租屋讲述恋爱史

　　▲金海洋的棒棒头王奎

　　▲唐忠荣去送货

　　▲小李（右）和王老板闲聊

　　 赵本金向记者讲述棒棒的故事

　　何苦（前）拜老黄（后）为师，当了一年多棒棒。

　　(上接01版）

　　第一天，他提着一根扁担，在朝天门转了一天，找了5元。第二天，他找了10元。第三天打白板。第四天找了16元。本来第三天可以不打白板的，当时有个人喊棒棒，小李身手敏捷是第一个跑到的。雇主要把一挑五六十斤的衣服运到货场，小李开价10元，雇主说只给8元，他觉得有点划不来，犹豫间把抓着货物的手放开了，旁边立马有个棒棒一把抓过去，“8元就8元！”这8元眼睁睁就飞了。

　　好在第五天的时候，旁边建筑工地招工，小李进去当了一名杂工，每天能有200来元的收入。不过这份工作并不固定，经常没事干，小李就窝在出租屋看电视，有事的时候，包工头一个电话就来召唤他。

　　包工头招工只要55岁以下的，所以朝天门的棒棒，几乎都是55岁以上的，年龄稍小点的，都被建筑、环卫、搬运等公司招走了。

　　朝天门的棒棒，经过多次迭代，现在基本上都成了电话棒棒——没事的时候，就坐在阴凉处歇凉吹牛打牌，有事的时候一个电话就去上班。一个棒棒身上业务电话的多少，决定了他雇主的多少，也决定了他收入的多少。如果一个棒棒没几个老雇主，单凭一根扁担在朝天门转来转去，每天的收入一般不会超过20元。

　　即使是像胡明远这样还有点固定雇主的棒棒，现在一天的收入也只有三四十到五六十元之间。卖盒饭的周大姐说，以前一天可以卖两三百份饭，现在卖七八十份算好的，“来吃饭的棒棒不多。棒棒找不到钱，好多都回去了。”

　　胡明远其实也可以回去，他在达州老家有儿有女，但是儿女也负担重，不如继续在老本行挣口饭钱，“以前收入多的时候，大部分都用在子女身上，现在收入低了，子女也有娃儿，就各顾各。”

　　3

　　78岁的最高龄棒棒

　　朝天门的棒棒分成三个档次：单枪匹马的野棒棒，有点老关系的电话棒棒，专门打包的打包棒棒。打包棒棒收入最高，传说一天能找两三百元。

　　78岁的唐忠荣是朝天门年龄最大的棒棒，放在整个重庆，他可能都是棒棒中的大爷。唐忠荣跟一般棒棒不同，他读过初中，谈吐得体，戴副老花镜，看上去像个退休老头。他就是所谓的打包棒棒。

　　早上5点半的时候，唐忠荣从江对面的南岸上新街，走路过东水门大桥到朝天门。上新街的房子便宜，他和女儿在那里租了两间屋，每月300元。房子建在山坡上，一栋上世纪80年代修的平房，阴暗潮湿，连天然气和闭路电视都没通。

　　5点40分，他接到一个合川的电话，那是一个买家从合川发回来的退货，需要他从货场拿到退货的摊位上，大概30多斤，400多米远，10元。

　　7点40分，他接到第二单业务，从奉节发过来的退货，一包有20多斤，收货点在滨江路上，一路爬坡上坎，10元。

　　9点，又到海客瀛洲外面的马路上，收了一单从鱼洞过来的退货，也是10元。

　　11点半的时候，打包一包衣服，发到巴南区，这次比较近，还是10元。

　　中午的时候，记者执意请唐忠荣吃饭，他一开始说自己已经吃过了，旁边的人“揭发”他，“哪里吃了的嘛！正好你帮他解决一顿。”一碗豆花，一份蒜泥白肉，唐忠荣没吃完，他吃得很少，饭量跟他瘦小的身材很匹配。

　　下午1点半，他接到第5单业务，打包一包衣服，发到奉节，也是10元。当他扛着衣服来到金海洋背后的货场时，发现收货的货车竟然没在那里。无奈之下，只好又穿小巷下梯坎扛到滨江路上，本来400米的路，生生走了一公里多。

　　7月4日这一天，唐忠荣共做了5单业务，收入50元。他有记账的习惯，翻开他的账本，从6月底到7月4日，每天都在50至70元，6月份最高的一天，有100元。

　　唐忠荣的大女儿和女婿在朝天门当了20多年棒棒，刚来重庆的时候，女儿的女儿5岁，现在女儿的孙子8岁。10年前女婿肝癌去世后，大女儿一个人生活艰难，他就从潼南老家来朝天门接替女婿，成为高龄棒棒。这段时间生意清淡，大女儿回老家看孙子去了，已经当了曾外公的唐忠荣一个人留在朝天门。收入最高的时候，他和女儿两个人一个月有七八千元，所有的收入都是转到女儿的微信上，女儿每个月给他两三百到四五百不等的零花钱，其中一部分他要资助给40多岁还没结婚的儿子。

　　老唐认识朝天门的几十个老板，不过这两年大家习惯了网上购物，他的收入越来越少。这一点得到朝天门港渝广场8楼经营户唐顺蓉的证实。她开了一个60多平方米的门面卖男装，以前固定要和两三个棒棒联系送货，现在一个都没了，生意不好，都是店员自己发货，“可以说棒棒在我们店里一个月一分钱都挣不到。”

　　唐忠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衰老，前几年他还能扛起100斤的麻袋，今年遇到大包的货物，他就只能分成几次来扛。但他不想歇下来，他的体力还能再干几年，“总能为娃儿减轻点负担嘛。”

　　朝天门街道很认可他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曾经两次推荐他参评渝中区的“最美好邻居”“身边好人”。虽然没评上，但经营户们对老唐还是认可的，成千上万元的货物总是放心大胆交给他去发。

　　4

　　垄断与瓦解

　　在金海洋商城外面碰到王奎的时候，他正费力地拉着一车货，送到一个车库里面去。停下来休息的间隙，他的电话不断。他穿着古驰的T恤，花花公子的皮带，尽管是冒牌货的嫌疑很大，但那身派头跟普通棒棒相比有天壤之别。

　　他是金海洋最大的棒棒头，手底下曾经有五六十名棒棒，基本上把金海洋商城的棒棒都拢在了自己手里。

　　谈及朝天门的棒棒军，他哀叹几声，反复说，“棒棒军已经瓦解了。”

　　王奎的业务，一度遍及整个重庆城。他通过中间商，在58同城上买了包年的套餐，天天在上面发布广告。从普通的搬运，到各类展会布展、撤展，凡是需要大量人力的工作，他通通都接。最多的一次，悦来会展中心需要紧急撤展，他一个电话拉来54个棒棒，浩浩荡荡坐轨道交通赶到悦来，那阵仗就像一支军队，路人无不侧目，名副其实担得起棒棒军三个字。

　　较早前，朝天门的棒棒是有所谓的“势力范围”的，学者秦洁曾研究棒棒军6年多。她在《重庆“棒棒”：都市感知和乡土性》一书中写道，“朝天门码头上的棒棒群体内部管理严格”“如果没有老大打招呼，我擅自到朝天门打听棒棒的事，马上就可能被驱逐”。王奎说，朝天门的棒棒，都是熟人带过来的，不沾熟人，就做不长久。“以前这个地盘，哪个地方来的人多，就要占强些。那些‘野棒棒’根本不能过来，过来了也不敢做业务。”

　　但现在，所有的“帮派”都烟消云散，王奎只召集得起十多个棒棒了。原先手底下的棒棒因为收入低、年龄大等各种原因，八方散去。

　　朝天门依然是朝天门，朝天门已不再是朝天门。

　　57岁的蒙秀全是为数不多还没散去的棒棒，前几年每年能有3万多元的收入，今年突然降得厉害。蒙秀全和唐忠荣一样住在上新街，不过他的房子比老唐的房子更偏僻，从一天门往山上走，已经到了南山半山腰，这里有大量当地农民的自建房，两间屋150元。这里距离东水门大桥直线距离只有500米不到，步行过桥只要10多分钟，但与桥对面繁华的渝中半岛相比，恍若两个世界。

　　蒙秀全没结过婚，确切说是结不成婚，因为穷。他母亲在他两岁半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长大，每学期2.8元的学费都交不起，只读到小学五年级。20多年前，父亲也去世了，只剩他一个人。50岁之前，他没谈过女朋友。50岁之后，人生反而有了回春的迹象。

　　3年前，他谈了个广安的女朋友，50岁。但那女的一直不跟他结婚，只朝他要钱，他被骗走了3万多元的积蓄，“后来她被她老表裹走了。”去年初，有人给他介绍了个贵州女人，54岁。蒙秀全这次很动心，给她买衣服，走亲戚送礼，回老家给路费，一年花了1万多元，最终，“今年春节，她说她要回老家，坐车到茶园时，被别人骗到河南搞传销去了……”临走时，从蒙秀全手里拿走好不容易攒下的2万元。“我等她一年，要是一年不回来，回来后也不要她了。”为了等这个女人回来，蒙秀全把家里收拾得很干净，斑驳的墙上贴满了广告画，各种杂物收拾得井井有条，让破旧的房间显得像一个家。

　　记者问他，“你会不会被她骗了？”

　　有点扎心，他没说话。

　　到头来，蒙秀全依旧孑然一身。他不是没想过像其他棒棒一样离开朝天门，但他无处可去。老家的土房下大雨被冲垮了，亲戚只有一个堂哥。好在政府会为他兜底，他给自己的规划是，再干3年，到了60岁，就回巴南区接龙老家，当五保户进养老院。

　　他像极了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中的老甘：一辈子未婚；进城后，用5年时间攒了1万元，准备开面馆，结果从银行回来路上遭了贼；后来他又花5年时间，攒了2.5万元，准备做点小生意，又被人偷了。最后，59岁的老甘定下新目标，在60岁生日的时候存上1万元，为自己过个像样的生日，娶个老婆，有个家。但60岁生日的时候，老甘只存了2000元，计划泡汤了。他卸下棒棒，回到大山的家里干点农活，成了村里的五保户，靠低保为生。

　　5

　　“少了一大半”

　　王奎回忆，棒棒收入的巅峰，是在1997年到2007年这10年间，那时钱还值钱，收入基本逐年上涨，一般的棒棒每月可以挣到四五千元到七八千元。大概五六年前开始，朝天门的生意回落，棒棒收入也随之下跌，现在一个打包棒棒月收入三四千元就相当不错了，“要是没得熟人带，一个人来当棒棒饭都吃不饱。”

　　他说的吃不饱，是真的吃不饱。记者在朝天门采访了超过40个棒棒，普遍每天生活费在20至30元（未含房租费），6至8月是朝天门生意的淡季，每天找30元以下的棒棒大有人在。如果像胡明远这样每天还要抽一包5元的烟，喝二两每两1.2元的酒，那只有动用以前的积蓄了。即使到了9月份旺季，普通棒棒一天的收入也不过百来元。

　　关于朝天门棒棒的数量，王奎无法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从他的感觉来说，是“少了一大半”。记者试图从朝天门街道了解朝天门市场的棒棒数量，街道统计办公室熊科长告诉记者，棒棒的流动性非常大，这个数字没法统计。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也无法提供这一数字，因为棒棒从业不需要登记，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不过从记者几天的摸底来看，朝天门市场20多个交易区，棒棒数量多的有20多个，少的只有几个，总数加起来很可能没超过300个。

　　除了朝天门，重庆各大交易市场都是棒棒集中的地方。

　　在菜园坝水果批发市场，棒棒们工作的时间比较特殊，大多数都在深夜，因为水果批发都在深夜进行。前些年，棒棒们要向市场管理方每天交3元的入场费才能进场揽活。不过现在买家都是开车来批发水果，棒棒生意差了，人数也只有几十个人，这3元已经取消。

　　在隔壁的菜园坝小商品市场，棒棒老李认识市场里的每一个棒棒，他掰着指头给记者数50岁以下的棒棒，“花子、张二、熊老幺……只有三四个人。”偌大的市场，只有五六十个棒棒，“老的很多已经走了，年轻的没人加入进来，只有出没有进，肯定是越来越少。”

　　在石桥铺渝州交易市场里面，极少看到棒棒的身影，十几个棒棒都坐在市场外面，这里临近八益建材市场和国窖陶瓷市场，可以兼顾几边。不过，说起来市场多，实际上大多数时候都是坐在路边无所事事，店家都有固定的搬运，货品包上车，棒棒们在市场揽不到多少业务，更多去做绿化、通下水道、建筑安装、搬家等零活。

　　在菜园坝火车站和汽车站，在龙头寺火车站和汽车站，同样也能见到棒棒的身影。但人数都不多，两大车站总数加起来估计没超过100个。现在出租车、网约车越来越多，乘客乘坐方便，不太需要棒棒搬运行李。而且车站的棒棒因为诸多宰客现象，并不为乘客所喜。

　　秦洁在《重庆“棒棒”：都市感知和乡土性》一书中，曾经对2008年左右菜园坝火车站、汽车站及两大批发市场的棒棒数量有过比较准确的统计，由于当时要办证，棒棒总人数可明确获知在1100人左右。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现在整个菜园坝片区的棒棒人数已经不足200人，这些棒棒普遍收入在每天100元以下，为了节约房租，有的棒棒晚上甚至睡在菜园坝立交桥下面。

　　有个未经证实的数据，巅峰时，重庆的棒棒人数达到三四十万，那时重庆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棒棒等待揽活的身影，到前两年，棒棒人数已经不足3000人。不过从记者对各大棒棒集中地的摸排情况看，除开转型为固定搬运工职业的棒棒，传统意义上以一根扁担揽活的棒棒，人数可能远远低于3000人了。

　　记者手记

　　一个正在消失的职业

　　很少有人比《最后的棒棒》导演何苦更了解棒棒这个群体，他2014年在渝中区自力巷当了一年多的棒棒，与棒棒们同吃同睡，最后拍出了这部口碑极高的纪录片。

　　何苦告诉记者，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关心棒棒这个群体，走在街头遇上了，他都会“跟踪”一段路，但现在棒棒越来越少了，在街头并不那么容易遇上。

　　他每年春节都要邀请60岁以上的棒棒团年。2015年送出去400份邀请卷，到场370多人，这位转业军人把转业安家费拿出来请客，并给每个棒棒包个红包。到了2016年，前来赴宴的就已经不足100人。到2018年春节，就只有20多个人了。“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重庆，挑不动了。我请客人数的减少速度，就是棒棒消失的一个速度。”

　　《最后的棒棒》拍摄的所有主角，到今天都已经离开了这个行业。何苦的师傅“老黄”帮女儿还清房贷后，回到了永川女儿的家里，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走起路来颤颤巍巍。“河南”没有再当棒棒，到处打零工，他还是那个矛盾的“河南”，一边喜欢看书，一边沉迷赌博，梦想一朝发财。“大石”在做房屋中介，尽管网上租房的信息很多，他还是坚持要出去偷偷摸摸贴租房广告。他原本留了一根棒棒作纪念，被他儿子劈成了两半，插到菜园里当作蔬菜的支架。“老杭”在71岁的今天达到了人生的巅峰，他以前不敢回老家，在家里找不到烟酒钱，他回到农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杉木棺材打好，随时等死，但他突然发现生活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农村的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他开始养蜂，去年光卖蜂蜜就卖了接近3万元，还供不应求。

　　何苦说，《最后的棒棒》播出之后，对这些棒棒的生活改变并没有什么帮助。但他们的生活却是实实在在地变好了，这是时代在改变，社会在发展，国家福利、救济更完善带来的改变。

　　对于棒棒这个行业，何苦认为，这么大个城市，从业人员就这么点，也没多少人需要他们，再称为行业已经很牵强。“现在很多人已经很久没叫过棒棒服务，在他们的内心里，这个行业已经消失。”不过何苦觉得，棒棒在市场上的劳动份额是存在的，只是被各种新兴行业所瓜分，像快递、送餐、货拉拉，这些以前都是棒棒干的事情，现在成了集群化的产业，换成了一种更加高效的方式存在，失去竞争力的传统棒棒必然消失。

　　重庆棒棒军公司老总刘晓萧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棒棒的阵地从以前的站街，转移到了网络上、手机上，传统的棒棒不得不被淘汰。只有跟上时代的进步，如他的棒棒军公司一样，用符合时代潮流的方式，才能继续发展。

　　从上世纪80年代棒棒大军的兴起到现在的衰微，这是一场长达30多年的马拉松赛跑，重庆几十万棒棒大军消失的历史，就是一部周边农村人融入城市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重庆人展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大部分棒棒在这个过程中转了型，做家政、送快递、跑运输、搞餐饮、干装修、做建筑，他们紧紧跟上了这个时代的发展，一边负重前行，一边积极改变。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棒棒，大多是这几十年大浪淘沙淘汰下来的棒棒。他们无力转行，有些人也习惯了现状，这是个无奈的现实。

　　“每一个到今天还在当棒棒的人，一定有必须要当棒棒的故事。”何苦说。

　　几十万棒棒大军在重庆的发展史上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何苦有自己的看法，“在很多人眼里，他们的艰苦打拼，只是一种劳动力交易。但后来我们慢慢反思过来，几十万棒棒大军，用他们的一生，用他们佝偻的背影，挑出了一个新重庆。棒棒的一生其实是很悲壮的，他们每推动城市向前一步，也是把自己推向边缘化的一步。他们挑走了自己的时代，挑走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基础。”

　　但是，棒棒们勤劳自立的精神已经得到重庆市民的认同，重庆市委宣传部出版的《城市航标：重庆城市精神探寻》一书中，将山城棒棒军吃苦耐劳的精神誉为重庆“登高涉远，负重自强”的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行将消失的群体，将永远镌刻在重庆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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