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我与《茶馆》”这个话题，心里一阵惶然：不才如我，如此言谈，岂不是高攀？或有“蹭热度”之嫌？要知道，《茶馆》被西方人认为是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被中国人认为是新中国最好的话剧，是老舍先生创造的不朽经典，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炉火纯青的戏剧鸿篇，是焦菊隐民族化戏剧探索的重要成果，是于是之、郑榕、蓝天野等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心血淬炼。直至今天，《茶馆》只要一开票，必然是售票厅前排起长龙，戏票一抢而空。

余生也晚，1958年3月29日，由焦菊隐、夏淳导演的《茶馆》在首都剧场公演，那时我还不曾出生，真可谓“君生我未生”，直到20世纪80年代，作为大学生，我才在操场上看到《茶馆》电影放映。后来，因为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工作的缘故，我与戏剧萍水相伴，得以多次走进剧场观看《茶馆》。戏剧演出能将一切历史情境反转成当下即时发生，因此消弭了我与《茶馆》之间“我生君已老”的遗憾。光阴似箭，岁月荏苒，《茶馆》魅力不减，风采依然。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提到老舍和《茶馆》：“不老的戏剧，不舍的情思”，将老舍、戏剧、情思摄入，其实就是想谈谈我与《茶馆》的机缘。

《茶馆》是一台大戏，它之所以大，不仅是因为它汇集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色人等，表现了三个时代的更迭轮替以及黑暗统治必然衰退的历史规律，而且因为老舍先生写作姿态的巍然大气、雍容底气，《茶馆》的戏剧结构并不刻意追求整饬，却自有一种严谨之风、沛然之气。它没有写达官显贵、重大历史，只凭一群小人物挣扎悲戚的微妙心理与命运悲剧，便如盐化水般灌注了时代气息和社会命题。它没有一句搅动情绪的大气势、大腔调台词，却在日常生活的静水深流里折射着历史文化的积淀、民族意识的因袭、特定情境的定势。

观看《茶馆》，不论看过多少遍，仿佛只如初见，既有阔别重逢的喜感，也有蓦然回首的发现；既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的嗟叹，更有“无尽长江滚滚来”的怆然。

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我第一次走进剧场看《茶馆》，首先是被剧中人的命运所打动，老掌柜王利发勤勉、谨慎、谦恭，处处赔着小心，卖力地经营茶馆，作为一个旧中国的小买卖人，他只想用自己诚实的劳动，换取一家人的几碗干净饭，可是连这一点可怜的梦想也无法实现。时代动荡、国事飘摇、兵匪滋事、流氓当道，老掌柜尽管热心改良，但生意每况愈下，他被恶人羞辱、打骂，万般无奈上吊自杀。这个剧最能让人们抚今追昔，感受旧中国的可恨糟糕和新中国的暖心美好。

1992年恰逢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作为纪念演出并且是第一代演员班底的收官演出，《茶馆》一票难求。

就是在这一时期，于是之先生的身体出了状况，有时头脑短路、话语含糊，这对话剧演员来说是很要命的事情。可是蓝天野先生、郑榕先生凭着多年的舞台默契，愣是从容应对、巧妙帮衬，让观众看不出破绽地把戏演完了。谢幕时，观众久久不肯离去，打出“国粹戏魂”的条幅，于是之感慨不已，对观众说，感谢你们的宽容。这个场面烙印在我的脑中，让我明白，最好的演员造就神圣的艺术，最好的戏剧培养最好的观众。

这一时期我已经与北京人艺和于是之先生有了一定的接触，记得有一次，因为一家出版社想约我写一本《于是之传》，我请我的老师田本相先生带我前去拜访，于是去了位于紫竹院附近的于是之先生的家。记得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天气已经寒冷，等我们赶到他家楼下的时候，发现于是之先生和他的老伴儿在楼下等我们。那天恰好是几位戏剧界老友的聚会，记得陆续来到他家的有顾骧、童道明、何西来、杨景辉等几位先生。每一位到来，门铃响起，都是于是之先生亲自开门，尽管他家是有保姆的。先生们在一起要商量编一本关于北京人艺的书，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心中崇拜的艺术家，希望于是之先生多讲些话。可是他话语不多，总是十分恭敬地听别人讲话。我觉得在生活中，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王利发。过了些日子，我再去拜访他，他的语言障碍更严重了，我也就没办法把那本书写下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好在后来李龙云先生写出了他心目中的于是之，给我们留下了真实感人的回忆。

第二代班底初演《茶馆》时，我参加了观摩和研讨会，还记得评论家王育生先生说过，“你们接班了，《茶馆》算是拿下来了。”这是鼓励也是鞭策。如今，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等新一代表演艺术家，又接续了北京人艺的传统，把《茶馆》演出了新风格和新气派，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我曾经跟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的师生们一起看新版《茶馆》，然后给学员讲了3小时的《茶馆》艺术欣赏课，大家兴奋不已，深刻感受到话剧艺术的魅力。我也曾遇到外地朋友来京，听说《茶馆》在剧场上演，说什么也要进去看看，可是临时买票哪里买得到呢，我也不能厚着脸皮带人蹭戏，为此得罪了不少朋友吧？

我儿子在少年时期是比较叛逆的，他认为妈妈研究戏剧，晚上经常不在家，回家还要记笔记，没意思；甚至高考填报志愿时，故意选择远离戏剧的专业。但是上大学后，他突然提出一定要去看《茶馆》，我临时购票，只得着两个二楼的座位，他看得津津有味，非常投入，散场了还兴致不减，也不坐车回家，我们一路走一路聊着《茶馆》里的故事。他说，戏剧原来这么有意思。从此，他由《茶馆》而戏剧，甚至歌剧、音乐剧都饶有兴趣，成了一个真正的戏迷。我也特别感谢《茶馆》，让我和儿子拉近了心理距离，让他能够理解，作为一个戏剧研究者的妈妈，既饱受严寒酷暑奔波看戏的劬劳，也畅享戏剧艺术玉露琼浆般无法言表的美好。

2018年因为《文汇报》约我谈谈《茶馆》现象，我提前打电话订票，据说一开票，售票厅外排队接近2千米，黄牛把380元的票炒成了1580元，还有人坐飞机从外地赶过来看戏。一时间，看没看过《茶馆》，差不多是一个现代都市人文化身份的体现了。

有人问我，一遍一遍看《茶馆》，你不烦吗？我反问，一次一次吃蛋糕，你不腻吗？对于我而言，看《茶馆》是特别具有人生仪式感的事情，是在重要的时刻享受的文化盛宴，因此，只要有机会，总是乐此不疲，百看不厌。这就像每一个春天都很美，但每一个春天都有绝不雷同的新鲜感。

《茶馆》也培养和熏陶了我的戏剧趣味，给我提供了可资回味的艺术启迪，让我知道，真正好的戏剧其主题绝不是说教出来的标语，而是深潜在戏剧人物生命内涵里的哲思；戏剧的魅力就在于它反映的是人的处境和人的命运，它以穿透时空的魅力，为后人不断提供思想启迪。没有北京人艺这些新老戏剧家们持之以恒的共同努力，就不会创造出《茶馆》的舞台艺术奇迹。对戏剧而言，表演是重要的，而长期不断锤炼升华的表演，才是具有长久魅力的艺术。此外，所谓经典戏剧，是需要历史积淀和观众检验的，不是快马加鞭一蹴而就的，因此要创造戏剧高峰作品，需要脚踏实地、不断探索、反复锤炼、精益求精的过程。（作者：宋宝珍，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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