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弟子禀性各有差异，特长各有不同，成就各有分别。其大抵可区分为四大类，即所谓“孔门四科”。四科中各有其标志性人物，如“德行”以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为代表；“言语”以宰我、子贡为典型；“政事”以冉有、子路为首选；“文学”以子游、子夏为楷模。不过从“德行”居于“四科”之首的排序来看，“以德为先”、道德品质优先，是孔子衡量人物的主要标准。所谓“进于礼乐”，最核心的内涵就是品行的砥砺、道德的养成。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孔子论及的弟子中，与颜渊有关的会占最大的比重。在孔子看来，颜渊立志好学、锲而不舍，日以修身进德为务，这是孔门其他弟子所无法企及的，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儒者之大业。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颜渊的夭亡，会让孔子如此痛彻心扉，“颜渊死，子哭之恸”，顿足悲恸、泣不成声：“噫，天丧予，天丧予。”在孔子心目中，颜渊就是自己的儿子，是自己精神生命的延续与寄托，没有其他学生可以取代颜渊的地位。

但令人钦佩的是，孔子对学生爱之能省识其不足，不以百善而掩盖其欠缺，即使是颜渊这样的第一门徒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在孔子眼里，颜渊固然十分优秀，几近完美，但是并不是毫无瑕疵，十分完美。他对颜渊的最大遗憾，是颜渊在老师面前百依百顺，一味迎合，个性不够鲜明，言行缺乏独立，“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无所不说”的为弟子之道，在某种程度上会妨碍“教学相长”的效果，不利于弟子自身的成长。由此可见，孔子品题人物是坚持两分法的，既充分肯定其优点，也如实指出、批评其存在的不足。这种态度与做法无疑是正确的，它避免了人物评价上一味拔高或一笔抹煞的偏颇，所得出的看法能够比较公允，比较合理。

孔子对学生的评价，善于从日常细节中去认识品题对象的本质属性。南容“三复白圭”，孔子据此而判断南容内心善良，注重自身修养，这样的人自然可以信任与依赖，于是孔子就将其兄的女儿下嫁给南容。闵子骞在鲁国长府修建问题上一句评论，孔子从中看到了闵子骞的识见不凡，于是倍加激赏，称道不已：“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很显然，孔子对人物的评价，往往是从大处着眼，从细节切入，能做到一针见血，恰到好处。这种人物评价上的能力，其实就是孔子“知人论世”睿智的体现。

孔子有关学生优劣高下的评议，还蕴涵了孔子“因材施教”的基本精神。学生提同样的问题，孔子的回答可能会是截然不同。如对子路，孔子敦促他遇事要三思而后行，对冉求，孔子则鼓励他遇事当机立断，即刻行动。之所以同样的问题（“闻斯行诸”）孔子给予不同的答复，原因就在于子路与冉求个性上有极大的差异，子路性格鲁莽，所以要适时挫挫他的锋芒，让其在行动之前能经过深思熟虑，避免犯轻勇冒进的错误；相反，冉求遇事谨慎退缩，这时就需要积极鼓励他，帮助他克服畏葸踌躇的缺点，敢于挺身而出，敢作敢当。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庸”适度的精神同样体现在孔子的人物品题上，在孔子的心目中，自己的学生在为人处世上，都应该把握好一个“度”，做到平和恰宜，防止过分张扬或过分低调，“过犹不及”。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孔子的理想追求无处不在，这在和学生一起“言志”时有同样的体现，而成为他品题人物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论语·先进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孔子认同并向往曾皙“言志”中所提及的境界：“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在这里，孔子呈示了其洒脱、自由的心态与风貌。他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没有任何的矜持严肃，而只有彻底的精神超越与情感流露。这看上去似乎与孔子平常在学生面前的形象截然不同，似乎与孔子平常评论学生的做法迥然有别，但实际上这也是孔子评论弟子的另一种方式，只是它已经进入更高的层面，即生活中不是只有一种色调，在绝对的“礼乐”规范遵循之上，还有绝对的精神超越与心灵解放！

（作者 黄朴民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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