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路国权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淅川下寺变形交龙纹鼎图片选自《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

　　【读书者说】

　　路国权博士最近出版的《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主旨是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指导下，研究东周青铜容器的区系历史，划分不同时期青铜容器各类、型、式的空间分布范围，格局与文化、国族属性。这一主旨决定本书与以往着眼于从单一区域范围内对青铜器作类型学研究不同，研究的对象不只在某一区域，而是“打破地域藩篱”，从更宽广的地域视野考察青铜容器的谱系。

　　一

　　先秦时期的青铜容器因不仅有生活上的实用功能，在造型、纹饰上反映着某种族群或区域文化传统，更因与贵族政治生活、礼制活动、等级身份相联系而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因此，同一类型青铜容器的跨地域分布不仅体现青铜工艺的传布，可借以了解文化交流的状况，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展现政治地理结构的变化。这是跨区域研究的学术意义所在。

　　此外，具体到研究青铜器的形制发展变化，如将视野止于某一区域，或许会将本来发生于其他区域的器类认为是本区域所创，而且如果不着眼于了解某些类型青铜容器跨时空的存在状况，仅从单一区域范围来确定其存在时间，并以此来判定出土单位的年代，往往会出现偏差。这也是本书跨区域青铜器谱系研究的另一学术意义。

　　东周时期，特别是春秋中期以后，各区域青铜器的地域特征开始充分发展，另一方面伴随着列国之间频繁的政治、军事、礼制活动往来与领土兼并，青铜器在各区域间的流动更加频繁。本书跨区域综合研究的必要性更为凸显。

　　二

　　《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将跨区域研究的重心放在“器物本位”上，即以器物谱系为本位的研究。这是可选择的最佳方案。在宽广的跨区域范围内，将分布在各区域的同一器类作统一、综合的型式分类，可以分得更为细致，同一型式在诸区域的分布状况与各型式之间的亲缘关系都可以得到充分而明晰的展示。

　　作为专门研究青铜容器谱系关系的著作，型式分类自然是基本方法。这本书在作型式分类前，首先对方法理论与应用程序做了深入讨论。这也是它学术贡献的重要方面。型式分类的方法会因人而异，但是型、式如何确定，以器物的何种特征作为分型的标准，以同型器形的何种渐变部位作为分式的标准，还是应该尽可能地符合器物本身形制演变的客观规律。作者通过反思与评判以往诸家型式分类时存在的问题，对如何正确运用类型学作了非常有裨益的讨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强调青铜器“型”的衍化（出现“亚型”“次亚型”等）是“横向分支分化”的产物，空间范围的拓展和分歧发展“就是通过隔离分化产生的新的地域分支”，犹如生物从一个祖种开始，通过占领不同的空间，在隔离分化、适应不同生活的过程中产生多样物种。这是对考古类型学理论富有新意和促进意义的阐述，为全书分类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以形制复杂多样的鼎为例，作者将东周时期的青铜鼎分为九个亚类，每亚类下又分为若干型、亚型、式，举出典型器为标本，依此种分类型方式，按本书的分期制成八张鼎的谱系图，又详细制作了各类型青铜鼎空间分布统计与示意图，为探讨各类型鼎在各区域之间的分布，特别是看清彼此有共同来源而因所处空间差异产生分化的情况提供了方便。例如：“附耳子母口鼎”中的Ba型以浅腹、近平底、平顶盖、粗大蹄足为特征，这种形制的鼎过去因出土于薛国故城的春秋晚期墓以及峄城徐楼M1（宋公鼎），上海博物馆所藏同时期宋国的亥鼎亦同型，被认为是属于鲁南及豫东南宋国区域特色的鼎。但从本书所作统计，可见其较早形制BaⅡ式在本书所划春秋早期已存在于洛阳地区，且BaⅢ式还曾出土于山西闻喜，则对此型鼎的形制渊源与分布面可做进一步思考。

　　此外，春秋早期以后“附耳子母口鼎”中出现的平顶盖鼎，以往多知盛行于山东地区，如Bb型Ⅲ～Ⅵ式鼎。但从本书所作统计，平顶盖鼎在春秋时期亦曾流行于豫西的中原区域，如Aa、Ab、Ad型鼎中的平顶盖鼎。所以平顶盖这种比较有特色的工艺传统的渊源亦值得进一步探讨。

　　综上，作者按照青铜器谱系研究的新的理论认识所作具体器类研究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跨区域的青铜器谱系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从跨区域的宏观视野来研究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确实可以克服单一区域研究中容易产生的不完整的或偏狭的认识。

　　三

　　书中的分期断代方法也有独到之处，表现在：

　　其一，采用“青铜器编年组”，即将形制特征相似的若干铜器群合为一个编年小组，小组中含有多件不同器类的标准器（或可与之相系联的铜器）以相互参校。以往诸家在作一个大的时段分期断代时已经采用过类似方法，但作者应该是出于本书是作跨区域的综合研究，分期断代最好有同一体系的考虑，在选择编年组时多有创意，选择六个重点地理区域，每个区域自成一组，而且未用过去诸家传统的以东周列国区域文化圈来分地域，而是径直以地域分组，这样自然比以大的区域文化圈分得更细致。其中除山西、豫西、豫中、山东集中于一块地域外，也有“豫南苏皖鄂”这样跨度较大的区块，其目的自然是突破以往传统的东周文化圈的概念束缚，以更宽阔的视野、更实事求是地来选择相互关系密切的有助于断代的典型器类。

　　其二，在上述六个“编年组”内又进一步划分若干小组（小组与本书东周青铜容器之七期相对应），考察型式分类时所定诸型式在各个小组中的分布，寻找各组在器类、型式、纹饰方面的差异，并考察各组所共出的陶器的差异，由此明确各小组文化特征的变化与相对的时间差别。在此基础上，又在各组内选择可自行判明年代的标准器或器群，并与其他小组中可判明年代的器群及铜器对照，由此判断各组的绝对年代。这种判定各组年代的方法虽基本是承继以往诸家的方法，但由于找寻器组之间的差异细致，且可对照的标准器更为丰富，所以对各组年代的判定更为精细。同时，作者还采用了不同于以上“内证”的所谓“外证”的方法，即更与其他地域可判明年代的铜器组相参照，遂更提高了各组年代的可信度。

　　作者在完成上述多有新意的研究后指出，对六个地域性编年组中各典型铜器群作分期断代研究的结果表明各地区东周青铜器发展演变的节奏和变化速率基本一致，在此基础上做出东周青铜容器分期的新模式，即分为七期，在传统的“春秋早期”前面分出了“春秋初期”，将过去不好区分的“战国中晚期”分成“战国中期”“战国晚期”，又在“战国晚期”后续接“秦代、秦汉时期”，从而形成了本书新的分期断代体系。这种在研究方法更新基础上所做的分期断代体系上的革新，也是本书值得注目的特色。对东周青铜容器分期断代的细化，反映出本书所作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中，具有谱系关系的青铜容器各型式彼此间联系得更为密切，相互承继与变化的现象展现得更为真切。

　　当然，本书体例庞大，时空拉得长，加上考古学研究与任何学术研究一样，都要受到现有资料的限制，自然有需要今后继续深入思考之处。作者在“结语”中也谈到，本书只是他作青铜容器研究的上篇，未来将要推出的下篇将从另外一个视角再做一番全面系统的考察，“重构东周各国青铜文化的特征形成过程和相互关系，进一步详细揭示西周至西汉之间中国青铜文化由相对统一，到裂变，到再次统一的过程和方式”。（朱凤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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