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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推出两部新作,疫情期间又在创作一部长篇

冯骥才:躲进书房写天津往事

2020年03月13日08:14 |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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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20年来致力于文化遗产抢救的冯骥才,又开始回归文学了。今年年初,他接连推出随笔集《书房一世界》和《俗世奇人》(叁)两部新作。前者以书房中的一物一景起兴,用77篇精妙短文串联起人生的细节;后者则以十八个短篇小说连缀构成,描写天津卫的乡土异士和市井奇人。

  “不是我想写小说,是小说找我写它。”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云采访”时,冯骥才透露,一个多月的宅家时光里,他在关注疫情的同时,又在创作一部新长篇,写的依旧是天津的故事,但和《俗世奇人》完全不同,“用了另一套笔墨,写了另一半的天津。”

  书房是作家最不设防的地方

  “我看了很多古今中外的书,好像有一个题材作家们忽略了,就是作家的书房。”在人们的印象里,作家可能都是奋笔疾书、十年寒窗、半夜青灯地写作。然而冯骥才说:“远非如此,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作家的书房和作家的生活。”于是,有了这本《书房一世界》。

  书房,对年轻时的冯骥才来说,是个奢望。那时候生活困难,全家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张桌子既是餐桌也是书桌,只有等全家吃完饭收拾干净了,冯骥才方能写作,而他的孩子则只能在板凳上写作业。直到上世纪80年代走上文坛,生活慢慢改善,冯骥才终于有了书房。

  “一进我的书房,中间是书桌,上面摆着台灯和艺术品。阳光从朝南的窗户射进来,看见的都是剪影,很美。”寥寥几句,冯骥才便向记者描绘出一幅温馨的书房小画。更多的细节藏在书中,丁香尺、西晒的小窗、杯中泥土、小药瓶、楹联、节日风物……冯骥才书房里的每一个物件都藏着独特的故事,或承载着友人的情谊,或记录了一段难忘的往事,抑或是作家本人的爱好所在。“许多在别人眼里稀奇古怪的东西,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只要它们被我放在书房里,一定有特别的缘由。”

  和很多文人一样,冯骥才爱收藏,但他的书房里却并无特别贵重的藏品。“珍贵的都放到博物馆里了,留下的都是我在心里分量特别重的东西。”比如,他的书房里一直摆着母亲的一张旧照,“我母亲今年103岁了,这张照片是她二十八岁那年拍的,年轻母亲的清新与美丽都保留在这张照片上。”还有一张则是冯骥才22岁时,和爱人相识后拍摄的第一张合影。“从这张照片可以感受到我们在一起画画和交往那段岁月的无忧无虑。我那天高兴中还有点紧张,因为她与我交朋友已经两年,终于同意与我拍张合影照了,合影可是一种认可啊。”

  冯骥才的书房名为“心居”,在他看来,“作家的书房,正是作家最不设防的地方,因为你的一切想象、思想在书房里都是赤裸裸的,都要真诚地表达出来,读者不需要看一个虚假的字。同时,书房又是作家向外射子弹的战壕,是安顿自己心灵的地方,是诗情画意的地方。”现在,他已经把书房的门打开,“希望我的读者进来。”

  淘书会有喜从天降的感觉

  作家书房里最多的,自然是书。冯骥才也不例外,书、手稿、日记、资料……堆满了他的书房。“我家有一个保姆帮我收拾房子,我要求她一张纸都不能动。所有纸都是杂乱的,但我知道我需要的那张纸能在哪一堆里找到。”

  书越来越多,冯骥才就不断地把它们搬进图书馆,但有一部分,是绝对不会拿走的。“这些书记录了我潜在的阅读史,具有人生意义。”比如上海儿童良友社彩色胶印的《黑猫的假期》和《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有上海国光书店出版的《珊珊雪马游月球》,都是冯骥才孩提时代阅读的证物。“这些儿时的书,却是我一生中看的遍数最多的书,至少几百遍。书中每个形象至今还活蹦地印在脑袋里。”

  “藏书、写书、编书,我这一辈子和书没分开过。”冯骥才每到一个城市,最喜欢的就是逛旧书市场。“淘旧书时还总会有一些不期而遇和意外发现。发现到一本不曾知道的特殊的书,像发现一片未知的新大陆。”因此,他也呼吁,每座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的旧书市场,应该让它成为城市的文化聚集地,“换一个角度看,一个拥有一些生气勃勃的旧书市场的城市,必定是个‘书香社会’。”

  现在,冯骥才每天都要花半个小时逛孔夫子旧书网,再托年轻朋友帮他下单。前不久,他刚刚发现了一位比利时画家于1864年在天津创作的一本版画集,书中对当时的天津风貌作了颇为精细的图摹,他马上联系海外的朋友,无论如何也要淘到这本书。

  除了逛旧书市场,每次出国,冯骥才还喜欢参观博物馆和作家故居。“有一次我跟王蒙在爱尔兰看萧伯纳的故居,我俩吃惊地发现,萧伯纳书桌对面的墙上挂了一张很大的画像,画像里的人一双眼睛咄咄逼人。一问才知,那是专门批评萧伯纳的批评家,而且批评得非常严厉。萧伯纳把他的画像放在书桌对面,就是为了激起自己的精神。”

  在国内,冯骥才也进过不少作家的书房。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他常去孙犁的书房,“里面没有任何装饰,干净、清净、平静,和他的文章一样;桌上有个天青色的瓷缸子,里面放着十几颗雨花石,每个石子都像他的文字一样,纯粹、透明。”冯骥才颇有感触地说,作家的书房和人的气质、习惯、文风是一致的。

  新长篇用另一套笔墨写天津

  “作家的骨子里带着城市的性格,就像王安忆的上海,方方的武汉,城市的文化精神是不自觉地渗透在文字中的。”也正因为如此,天津这座城市的性格,不仅体现在冯骥才的个性上,更生动地跳跃在他的文字间。《俗世奇人》,正是其中的代表作。

  “俗世,就是普通平凡的社会生活;奇人,或是不寻常的人,或有非同一般的性情,用天津话来说,就是‘各色’。”冯骥才对入选《俗世奇人》的故事有一个标准,下限是“意想不到”,上限是“匪夷所思”。这样的故事看似难寻,但对他来说又是信手拈来。“我一辈子没离开过天津,做过太多工作,工人、业务员、教师、画家,又喜欢交朋友,可以说是三教九流都接触过,好玩儿的人、有趣的事听得见得太多太多。”每有触动,冯骥才便会记在身边构思的本子上,等到心血来潮时就付诸笔端。

  在《俗世奇人》中,人物虽然性情迥异,却都有天津地域文化的共性,这也是冯骥才最喜欢的。据他总结,天津是码头,是中西碰撞的地方,因此天津人豪爽、义气、争强好胜、好面子、幽默,但这幽默又和北京人不同。“北京的幽默是顺茬儿,天津的幽默是呛着的,喜欢正话反说、明话暗说。北京是精英文化,聊的是郭沫若、齐白石、茅盾;天津是市井文化,喜欢聊马三立、泥人张。”

  《俗世奇人》系列,并不是完全用天津方言写的,这是为了让小说能被更多的外地读者接受。但冯骥才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追求的不是天津味儿,天津味儿是一个表象,我追求的是天津劲儿,就是天津精神。”

  这段时间,冯骥才和很多人一样宅在家里,也一直在关注着疫情。“家事国事天下事,知识分子都应该关心。”每天早起,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疫情新闻,但看到九点多就强迫自己关机,开始写作。一月份以来,他开始了一部新长篇小说的创作。“大家都知道,写长篇是不能断的,不能被干扰。写到什么境界最好呢?书里的几个人物,你打他一巴掌,就知道他的反应。”得益于这段特殊的宅家时光,冯骥才写得格外投入。

  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他也透露了新长篇的主题,仍旧是写天津的故事,但这一次不写老城,而是写租界。“天津是个华洋杂处的城市,租界区和老城区完全不同,我就出生在英租界。以往我的小说都是写老城,很多读者不知道另一半的天津是什么样,不把它写出来,对不起生我养我的天津。”正因为写的是“另一半的天津”,冯骥才说,这部长篇小说的人物、气质、文本、语言,都和《俗世奇人》完全不同,用的是“另一套笔墨”。(记者 李俐)

(责编:韦衍行、丁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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