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新作《烟火》被赞“平民史诗” 描绘百年老天津练摊儿众生相

2020年07月08日07:39  来源:北京青年报
 
原标题:王松:别急,先别急,总有张嘴的时候

《烟火》书中拉页

有评论家称赞小说《烟火》是一部平民的史诗,“天津需要这么一本书。就像上海需要王安忆、需要《繁花》,北京需要老舍、需要《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一样。”

疫情发生之时,正是作家王松创作《烟火》最为紧张和忙碌的时候,那时的他大部分时间人坐书房中,大脑却穿越回100年前的天津往事。

如今,《烟火》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而回忆起疫情生活与平常的不同,王松只记得出门需要戴口罩测体温:“如果说疫情对我有什么影响,也就是偶尔下楼,必须想着戴口罩。在我生活的小区门口出入时,要伸出手,让值守人员用那个白色的小东西在手腕上叮一下。除此之外,好像并没什么影响。写小说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是由写小说这项工作的性质决定的,一般情况下,不会因为外在的原因改变。所以,疫情这段时间,我每天在自己的书房里,仍然按着自己以往的生活节律起居。”

在王松看来,无论是哪儿的人,每一个人,不管他嘴上怎么说,其实都热爱生活。也正因此,即便是疫情之下,人们仍会热爱生活,会怀揣各自的梦想,充满向往地去拼命活着。

写作契机就像钥匙,但钥匙不是可以开所有的锁的

《烟火》从1840年的天津写起,到新中国成立,时间跨度100余年。故事是从天津老城的北门外一个叫“侯家后”的胡同开始的。陆续现身的人物大都是以手艺谋生的胡同百姓,做拔火罐儿的老瘪、刨鸡毛掸子的王麻秆儿、狗不理包子铺的高掌柜、绱鞋的老朱、打帘子的马六儿、拉胶皮的保三儿、玩石锁的刘大头……鸡毛掸子杆儿轻,毛儿长,看着密实,一抖搂又很蓬松,掸土不用掸,土似乎自己都能往掸子上跑;卖烧煤球炉子用的拔火罐儿,先把土和成泥,再踩着转滚子把泥拉成坯子,别看是用土烧制而成,却烧得比炮弹还结实,扔到地上能蹦起来;绱鞋的,不光针脚密,还该硬的地方硬,该软的地方软,踩在地上不光跟脚,也轻巧……这些如今已经消失的街边手艺,在小说中被描述得栩栩如生,是活生生的老天津练摊儿众生相。

有趣的是,王松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在其创作的多部作品中,津味小说并不多,而谈及此次《烟火》的创作契机,王松表示每个作家写一部小说,都是他的宿命,什么时候写什么题材,这也是宿命。“既然是宿命,也就很难说清楚,大概是冥冥之中,或潜意识中的事,觉得该为这个城市写点什么了。这和我当年突然写出一批知青题材的小说一样,当时我没意识到,很多人也觉得很突然,我怎么一下就转到这个题材上来?我的那批知青题材的小说,后来被评论家称是‘后知青文学’。所以,一个作家突然想起写什么作品,或写什么题材的作品,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往往很难说清楚。至于契机,当然有。但契机就像钥匙,钥匙不是可以开所有的锁的。用天津话说,得‘投了簧’。所以真正有决定意义的不是契机,而是这个‘锁’。”

回到了100多年前的天津

美国电影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在拍摄《战争启示录》时曾说,他拍这部电影,就是想带着观众去东南亚的热带丛林做一次探险旅行。王松说自己在写《烟火》时,不止一次地想起科波拉,想起科波拉说过的这番话。“我从一开始就想,写这小说,也权当是带着有兴趣的读者回到过去的100多年里,游历一下这座城市曾经的市井,在历史风云的笼罩下,也体验一下天津人曾经的生活。”

评论家王德领先生在评论《烟火》时说,王松在此之前,好像并没认真打量过这个城市。王松十分认可这句话,他说在创作《烟火》的过程中,随着“穿越”回过去的100多年,在北门外的侯家后一带穿大街钻胡同,和曾经的这些人一起生活,渐渐发现,他真的很喜欢这个城市,喜欢弥漫在这个城市街巷里那种特有的烟火气。“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哪儿的人,每一个人,不管他嘴上怎么说,其实都热爱生活。也正因为热爱生活,所以才会怀揣各自的梦想,充满向往地去拼命活着。但我要说,就热爱生活而言,天津人还要加一个更字。天津人的性格,也如同这座城市的文化,说起来可能有很多种说法,但这些说法放到一起就如同一个拼图,拼出来的,就是天津人这种热爱生活的习性。也正因为他们热爱生活,所以才具有了这样和那样的诸多方面的脾气秉性。”

为了创作《烟火》,王松跑遍了天津的大小博物馆和天津当年的老城北门外的地方。跑博物馆,是想看一看实物,比如天津当年的鞋帽店,门口挂的招幌儿是用一块木板做成皂靴的形状,非常形象,再比如当年柜台上用的算盘,足有两米多长,能几个人同时用。这些东西在资料上有记载,照片上也有,但王松想看看实物。因为看实物会发现,这些东西至今还带着当年的烟火气。

又比如天津当年的老城墙在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城之后,全被拆毁了。这墙砖到底什么样,有多大,王松说看文字资料和照片,和看实物的感觉总是不一样的。另一个问题,天津这座城市当年从开埠以后,就分成两部分了,一部分是外国人的租界,另一部分是自己原来的老城区,当然,这中间还有过渡的结合部地区。北门外离南运河很近,往东就是著名的“三岔河口”。《烟火》的故事也就发生在这一带,所以,王松想到实地再仔细看看:“其实这一带,我小的时候经常来玩。但这些年工作忙,这边也没事,已经很少再来了。而且天津这些年发展很快,变化也大,很多地方都不认识了。”

有一次,一个当年住在老城里的朋友,陪王松在“锅店街”一带转。“锅店街在我这部《烟火》中,不止一次提到过。当时路边有个摆小摊儿的老人,我跟他闲聊了一会儿。老人对当年这一带的每条胡同和各种事都如数家珍。当然,他说很多事也是听老辈人说的。但他用天津话讲出来,非常生动。老人的小摊儿当时就摆在锅店街老牌坊底下,这牌坊,他,连他的小摊儿,这三样儿看上去,都像文物。”

写作《烟火》让王松对天津这个城市有一种“重归”的感觉,而回到100年前,王松说读者是不是真能回去,他不知道,但自己是真回去了,“而且不是简单地去溜达一圈儿,而是真真切切地和这小说中的几代人一起栉风沐雨,似乎真的在一起共同生活了100多年。说到这里,也就有些感慨。看来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寿命真是无限的,想要多长就有多长,只要他愿意,而且还活着,有思维能力,他的寿命就是发散的,借用几何的概念,不是射线,更不是线段,而是一条直线,两头儿都没有端点。”

天津不是一本书,更像地下岩层

准备好素材后,王松却并未着急动笔:“写小说跟炒菜不一样。炒菜把各样食材备好了,一样一样都摆在那儿,如果总不炒,时间一长,也许这些食材就变质了,至少不新鲜了。写小说不是。小说的素材准备好了,故事也有了,总不写,也许反倒不是坏事。这一点有点儿像酒,总搁着,它会变得更醇,它只会往好处变,让这个故事越变越饱满,也更充盈多汁。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别急,先别急,再等等,总有张嘴的时候。”

写作小说以来,王松说自己第一次决定,不让这故事飞扬起来。“就像玩儿鸽子的,天津玩儿鸽子的把鸽子的翅膀不叫翅膀,叫‘膀儿’,‘膀儿’上的大翎子叫‘大条’,玩儿鸽子的如果不想让他的鸽子飞,就把‘膀儿’上的大翎子都拔掉,行话叫‘拔大条’。被拔了‘大条’的鸽子飞不高,不过有一样,等这些‘大条’再重新长出来,长全了,这鸽子的本事就大了,离地面几万米高的‘平流层’,如果有足够的氧气,它甚至也能飞到。”

在王松看来,写小说没有容易的,但这种不容易,又并不是艰难,应该说是乐在其中。如果说最难的,就是最初“无中生有”的阶段,这个从“无”中愣要生出“有”的过程,就如同女人从孕育到分娩的过程,有阵痛,甚至是剧痛,但也有欣喜,甚至是惊喜。

而具体到《烟火》中,王松表示怎么说明白天津文化并非易事:“天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城市,它的文化就摆在明面儿,你看得见,也摸得着,但就是无法用一两句话把它概括地说明白,就算本事再大的人,也很难一言以蔽之。我也听一些人说过,天津是码头文化,或殖民文化,或漕运文化,或商业文化乃至工业文化等等,这些似乎都有道理,而且每种说法也都能举出证据。比如,我曾有一个中学同学,他从小说话就有个习惯,烙饼时翻过来,不说翻过来,说划过来;两人互相找,走岔了也不说走岔了,而是说走向了。他这样的说话习惯,显然是受家里影响,他家是地道的天津人。后来我才明白,他说的这些话,其实都与船家的禁忌有关。在河上行船,当然最怕翻,而水路上河汊如网,行船自然也最担心走岔了,所以才会躲着这些字眼儿。当然,如果说天津是别的什么文化,在方言中也同样能找出很多确凿的证据。可见,关于天津的这些说法儿似乎都对。可再细想,又好像都不完全对。其实这就对了。天津就是这样一个矫情的地方儿。一百个人看天津,会有一百种看法,也有一百种说法。而这一百种看法和说法,也都有自己的道理。当然,这也就是天津这个城市真正的特质所在。”

也因此,对王松来说,天津不是一本书。“书在翻阅或研读的过程中,就算还没看到的部分,你也知道它的存在,总之,所有的内容都捧在手里,心里也就有数,只要一页一页地去读就是了。但天津这个城市不是,它更像地下岩层,只有钻探到不同的深度,才会发现不同的地质构造。没钻探到的地方,是无法臆想出来的。当然,这也恰恰是这个城市的魅力所在。”

王松还认为每个人钻探,都会有自己的方式。方式不同,也就决定钻探的角度不同。不一样的方式和角度,也就决定,发现的岩层构造也不尽相同。

问王松在《烟火》中是否挖掘到了天津的核心岩层 ,王松说他觉得核心岩层是不存在的,“至少,我没有想寻找这个核心岩层的想法。天津这个城市的文化和精神特质,我觉得每一个层面都很重要,也都是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应该是缺一不可的。这需要充分的严谨和耐心。如果勘探到一定程度,或发掘到一定程度,就宣布已经找到了核心岩层,这是一种武断。而且,我认为,这个‘岩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至今仍在发生着‘地质构造’的变化,甚至在发生着‘板块漂移’。也正因如此,这个城市才充满着活力。”

数学很可爱,而且离小说也并不远

王松大学时学的是数学专业,生活中喜欢相声和音乐,除了写作,还当过导演,写过相声,作词、作曲,可谓兴趣广泛,不过在王松看来 ,无论干什么,他给自己的定位都是“写小说的”。

王松说:“这听起来好像有点矫情,或有‘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之嫌,其实不是。这里有一个‘角色认识’的问题。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我告诉自己,我就是个写小说的,这就跟一心一意去干别的不一样了。当然,也有干着这个,忽然又去干别的,竟然也干成了,后来成了‘两门抱’,甚至‘多门抱’的人,但那是人家。我不行。我自己知道,我只能信奉‘术业有专攻’这句话。我无论涉猎什么,实践的目的只是为了解、体会,但就是这个了解和体会的过程,有和没有就太不一样了。具体说,这是一个改变思维方式的问题。你有了这些经历,再想问题,角度、宽度和深度肯定就都不一样了。至于导演,更是一门需要综合艺术素质的行当,也就更是如此。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相信术业有专攻这句话。”

具体而言,王松认为因为他学了数学专业,掌握了一种特定的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式,这个方式会伴随,也可以说会影响人的一生。“很多人认为,学了数学的人就会像数学公式一样地思考问题,其实没有这么刻板,这种思考方式本身是理性的,但化入思考过程时,会以感性的方式存在。如果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像数学公式一样地思考问题,还别说他怎么做事,关键是他还怎么活?写小说也一样,小说的结构和叙事策略,有它自己的规矩和规律,这跟数学,应该还是两回事。其实数学很可爱,而且离小说也并不远,或者可以这样说,不过是对一件事的两种描述方式。”

谈及喜欢的相声,王松认为相声不仅可以影响一个作家的叙述语言,真正影响的还是生活态度,它也是一种看待和思考生活的方式。“因为我曾涉猎的方面比较多,这些涉猎后来有的也就成了爱好,比如音乐、相声,这是我生活中不可少的。而且,我喜欢养花草,这能让人心平气静。喜欢花草的作家,每个人由性格决定都有自己的偏好,我除了喜欢竹科和阔叶的植物之外,还喜欢一种叫鸢尾的花,淡雅、恬静,能被带入一种意境。”

王松认为写小说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是由写小说这项工作的性质决定的,一般情况下,不会因为外在的原因改变。所以,疫情这段时间,他每天在自己的书房里,仍然按着自己以往的生活节律起居。

问及是否会创作与疫情相关的题材,王松坦承自己还没有时间思考疫情,“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而且是多方面的,现在就急于说从这次疫情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发现了什么,这应该不是作家的事,甚至不是科学家的事,只是医生的事。更深层的问题,需要冷静下来时再认真思考。至少在目前,我还没有写这方面题材作品的想法。不过,偶尔会想到一些意味深长的情节,有一天也许会写出来。不过还是那句话,这由心理环境决定。走着看吧。”

至于未来是否还会创作像《烟火》这样的“津门小说”,王松表示肯定还会写。但要说计划,暂时没有,“也许明天早晨一睁眼,想起个什么事,就决定了,再写一部这类题材的小说,也许还要再酝酿一段时间。还是那句话,这由宿命决定吧。

王松

出版有《王松作品集》(四卷)及《双驴记》《猪头琴》《哥尼斯堡七座桥》《阳光如烟》《蟾蜍怒放》等个人作品集共四十余种。其中,中篇小说《红汞》曾获《中国作家》“优秀小说奖”,《双驴记》曾获《小说选刊》优秀小说奖、《小说选刊》“读者最喜爱的小说奖”、《北京文学》优秀中篇小说奖等,并位列当年的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中篇小说第一名。长篇小说《流淌在刀尖的月光》获公安部金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寻爱记》获首届“中国文学好书奖”。(记者 张嘉)

(责编:孟丽媛、丁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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