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陈平原通过线上直播为学生上课。

　　陈平原带学生到景山公园游学考察。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最近推出了力作《记忆北京》，与此同时他的另外三本新书《想象都市》《当年游侠人》《学者的人间情怀》也一并面世。这些文字大多书写于多年前，但从未过时，即便在今天读来依然引人深思。

　　其中，《记忆北京》一书收录了陈平原关于北京的文化随笔共计二十五篇。他身为岭南人，却是最早呼吁建立“北京学”的学者，并在北大开设“北京文化研究”专题课，主持相关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主编“北京读本”。他游走于书斋与社会关怀之间，以诸多实际行动为依托，试图借由文人的情怀和底蕴、学者严谨扎实的治学功底，用想象和记忆的碎片来重构一个精神的古都。陈平原近日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披着借来的军大衣初见北京

　　记者：还记得您第一次来北京时的情形吗？最初的印象对您后来对北京的密切关注和研究，有着怎样的关系？

　　陈平原：谈第一次进京的感觉，十多年前我在文章中写道：“时至今日，还是清楚地记得二十年前初春的那个清晨，大约是六点，天还没亮，街灯昏黄，披着借来的军大衣，步出火车站，见识我想念已久的北京。你问我第一印象是什么，那就是空气里有一股很特别的味道。大约是凛冽的北风，干冷的空气，家家户户煤炉的呼吸，热腾腾的豆浆油条，再加上不时掠过的汽车尾气，搅拌而成的。此后，也有过多次凌晨赶路的经验，如果是冬天，深感北京破晓时分所蕴涵的力量、神秘与尊严。这种混合着肃穆、端庄、大度的‘北京气象’，令人过目不忘。”这个最初印象与我日后的北京研究之间，如果说有关系，那也只能用草蛇灰线来形容。

　　为什么是北京，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不成问题。对我而言，住了这么多年，有感情了，就好像生于斯长于斯，没什么道理好讲。可以说，当初只是凭直觉，觉得这座城市值得留恋。久而久之，由喜欢而留意，由留意而品味，由茶余酒后的鉴赏而正儿八经地研究。

　　记者：从初识北京，到深入北京的文化、文学肌理，再到提出“北京学”，并以大量的相关文章阐发自己对北京的深切思考，这一过程延续了多少年？与早年相比，您现今对北京的思考又有了哪些变化？

　　陈平原：我1983年初第一次上京，次年9月到北京大学念博士，从此长为京兆人。十年后，对这座八百年古都略有感觉，于是在1994年9月16日《北京日报》上发表《“北京学”》。2001年秋季学期，我在北大为研究生开设一门选修课，名为“北京文化研究”。9月12日的“开场白”，后来整理成文，就是初刊《书城》2002年第3期的《“五方杂处”说北京》，那算是我第一篇比较像样的谈论北京的文章。2008年北京的三联书店刊行随笔集《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今年增订重刊，改题《记忆北京》。二十年间，断断续续写作，虽说略有思考，始终布不成阵，今年重刊，幸亏有《想象都市》一书相互扶持。

　　记者：您曾说过，“北京热”主要局限于旅游业和文学圈，学界对此不太关心？您认为如今这种状况是否有改变？

　　陈平原：那是我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感叹，现在早不是那个样子了。北大、人大、北师大、首都师大、北京联合大学等都有关于“北京城市研究”或“首都发展战略”的专门机构，兼及人文、社科以及自然科学。最近十多年，各大学纷纷将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而这方面，社会科学长袖善舞，人文学则捉襟见肘。比如谈城市群、京津冀一体化、华北五省区合作，在经济、能源、交通、科技创新等领域有很多话好说，很多事可做。这个时候，人文学者的思考及论述方式，就显得有点玄虚了。

　　北京研究别注重“都”淡化“城”

　　记者：您曾经提出“北京学”，当时提出这个研究门类出于什么考虑？在您看来，北京变化太快是否对北京学研究造成很大难度？

　　陈平原：1994年刊发的《“北京学”》，那只是一则颇具预见性的短文，学术史溯源时常被提及，让我很惭愧。城市研究是我的学术兴趣之一，但不是主攻方向；况且，我关注的不仅仅是北京，还有西安、开封、广州、香港等，以及一些中小城市改造方案。在《“五方杂处”说北京》中，我曾提及：“北京变化太快，曾经让许多文化人梦魂萦绕的‘老北京’，很快就会从地平线上消失。与其日后整天泡图书馆、博物馆阅读相关图像与文字，不如邀请年轻的朋友提前进入现场，获得若干鲜活的感觉，即便日后不专门从事北京研究，起码也保留一份温馨的记忆。”

　　确实有不少学生听了我的话，有空就在北京城里四处游逛，拍了不少照片，日后会有用的。关于“北京学”，我自认成果微少，值得一提的，除了指导学生撰写十篇博士论文，还有五场学术会议与四轮专题课程，这方面，参见我2015年的《“北京研究”的可能性》。

　　记者：您倡导更多人进入北京的专深研究，据我所知，北京还是有一些草根研究者在坚持做研究，对此，您怎么看？

　　陈平原：是否“专深研究”，与作者身份无关，属于治学态度及写作风格。不管是大学教授、报社记者还是企业家、公务员，能讲好北京故事或推进北京研究，就是贡献，就值得表彰，没有殿堂与草根之分。民国年间热心掌故及丛书编辑的瞿兑之、张次溪，以及一直大受欢迎、兼及掌故学与社会史的金受申、邓云乡，还有前些年出版《城记》的新华社记者王军，严格说来都不是专业研究者。书出版后，只要读者叫好，没人计较作者的单位或职称的。面对“北京”这么个活色生香的庞然大物，只要真喜欢，肯钻研，有体会，能写作，就能有好成果。二十年或五十年后，还不知道谁是主流呢。

　　记者：如果让您推荐北京研究的专业著作，您会推荐哪些？这些年是否有新的专著引发您的关注？您觉得北京研究要抓住哪些根本性的东西？

　　陈平原：贯穿古今的十卷本《北京通史》（曹子西主编，中国书店，1994年）很有价值，但不太适合一般读者；我更愿意推荐若干专题著作，如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燕山出版社，2000年）、陈学霖《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三联书店，2008年）、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董玥《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三联书店，2014年）、季剑青《重写旧京》（三联书店，2017年）、欧阳哲生《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等。这个推荐书单，偏于人文，但兼及学术史。

　　北京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在我看来，是否愿意“自降身价”，将其纳入“城市学”范畴很关键。有的学者为了凸显“北京研究”的重要性，喜欢说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研究”，而是独一无二的“首都研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的建设、运营及管理等，确实有其特殊性，但过分强调这一点，可能就忽略了城市功能，不能只注重“都”而淡化了“城”。

　　希望北大学子都游一遍京城

　　记者：您一再说，北京留存下大量文学及文化史料，对于今人驰骋想象是个绝好的宝库，这些文学、史料对于您以想象和记忆的碎片来重构一个精神的古都是至关重要的吧，能简略谈谈吗？

　　陈平原：大概是学文学的缘故，我始终主张城市研究不能“目中无人”。一大堆图表和统计数字，很吓人，可解剖完躯体，不等于就完全了解生命。解读古老的教堂（宗教）、宫殿（政治）、城堡（军事）、市场（经济）、学校（文化），以及连接外部世界的港口与桥梁，确实能让我们贴近历史；可倘若没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样物是人非的凄婉故事，单是一堆石头，无法激起读者强烈的好奇心与想象力。也许是出于私心，我希望将建筑的空间想象、地理的历史溯源，与文学创作或故事传说结合起来，借以呈现更具灵性、更为错综复杂的城市景观。

　　记者：您一直呼唤用教育、学术、大众传媒甚至口头演讲等，尽可能留住城市的身影，保住记忆中的北京，您觉得这些年，我们方方面面的做法是否有所改善？

　　陈平原：本周末（7月12日）我在首都图书馆有个演讲，题为《看得见的风景与看不见的城市——关于城市化问题的若干思考》。类似的题目，两年前我在《北京青年报》主办的“青睐讲堂”上讲过。其实，我自己也不时借春游的名义，带研究生踏勘北京城。我曾特别感叹，很多在京读书的大学生及研究生，对脚下这座城市没有感情，也不屑于深入了解。

　　大概十年前，我写过一则短文，题为《宣南一日游》，结尾处：“可惜不是北大校长，否则，我会设计若干考察路线，要求所有北大学生，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在学期间，至少必须有一次‘京城一日游’——用自己的双脚与双眼，亲近这座因历史悠久而让人肃然起敬、因华丽转身而显得分外妖娆、也因堵车及空气污染而使人郁闷的国际大都市。”

　　因“生于非典，考于新冠”而落泪

　　记者：很想知道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您的阅读、思考有哪些新的感悟和收获？

　　陈平原：庚子年初，面对新冠疫情，大家都极为关注。可我阅读学生的微信群及朋友圈，看到了太多担心、惶惑乃至惊恐，又觉得有必要帮他们调整心境。2020年2月1日，我在自家师生的微信群里贴出十七年前的旧文《生于忧患》（收入三联版《记忆北京》），并写下这么一段话：“发去十七年前文章，供大家参阅。那时家住西三旗，北大封校但坚持上课，我戴着口罩，乘公交车到学校讲课——按规定，课室前两排不坐人。目前这个谣言满天飞以及半隔离状态，起码还得持续二十天。各位关心国事，但不必整天看/传小道消息，那样会加剧郁闷的。除了力所能及的公益及自保，尽快平静心情，该做什么做什么（比如读书或撰写博士论文）。吸取我们这一代教训，或三月或两年或十年，不断激动、惶恐与埋怨，等到事情过去了，发现自己一事无成。”学生们看了很感动，转到自己办的“论文衡史”公众号，24小时后，点击量过两万，这对于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公众号来说，是个奇迹。可那时绝对没想到，疫情持续时间会这么长，对世界影响这么大，甚至很可能改变历史进程。

　　具体到每个人，年长的与年幼的，富裕的与贫穷的，企业家与公务员，受疫情影响很不一样。全国高考日那天，朋友圈里转不知出自何方的横幅，上面写着“生于非典，考于新冠，天降大任，注定不凡”，看得我热泪盈眶。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也都有自己的突围之道，作为经历万千坎坷的长辈，我对年青一代不敢轻言教诲，只有深深的祝福。（路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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