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庭城内佛寺台基 本报记者 王瑟摄/光明图片

寒风中，紧邻新疆昌吉北庭故城入城道路西侧的一个巨大土堆的秘密于今年被考古人员揭开。

这座标记为6号佛殿的遗址，是一个夯土台基上建造的佛殿遗址，东西残长24米，南北残宽21米，残高6.5米，台基之上的佛殿由土坯砌建，周围有围廊。“这个台基中间有许多孔，有些孔还是贯通的。它们到底起什么作用，目前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负责北庭故城考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负责人郭物去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眼前层层叠叠的土坯还没有定论。

今年，考古人员在佛寺周围通过布设探沟和密集勘探，发现6号佛殿遗址西侧、北侧有环绕佛殿的大坑，在佛殿基址西侧大坑以西还发现一段土坯墙体，北部发现了一个水池遗迹。加上附近巨大的佛塔遗址，一个高昌回鹘时期的地面佛寺遗址，就这样完全被展示在人们眼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夏立栋说，这是在北庭故城发现的第二个高昌回鹘时期的寺院遗址，也是在北庭故城城内发现的第一个佛寺遗址。虽然考古人员还没有完全了解整体面貌，但此次发掘使高昌回鹘时期地面寺院的形制、布局范围等情况更加清晰，对研究高昌回鹘时期北庭故城的佛寺有极大的帮助。

郭物兴奋地说：“今年北庭考古的主要收获是在内城北门内侧附近，我们在子城西北角外清理出一个大型建筑基址。它东西长36米，南北宽31米。根据遗迹的叠压、打破关系和瓦当等建筑构件，至少可分为三个阶段，说明这是一处自唐代到宋（辽及西辽）元时期不断重建、改建的重要建筑所在。另外，我们通过对子城北侧夯土墙的解剖，发现两次重修遗迹。”

《易经·说卦传》里讲，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从国内已发现的众多唐代城址遗址情况来看，一般都会把城内最重要的建筑放在北侧，虽然对于这座大型建筑基址会不会是北庭官署所在地尚无定论，但不可否认，这座大型建筑基址十分重要，也很难得。

通过这几年的考古发掘情况，郭物作出一个重要的判断：北庭故城遗址最终呈现的格局是“两套四重八块”，内外两套城墙及护城河可能是唐代早晚两个时期建造。

北庭故城格局的“两套”指内外两城；“四重”分别是核心的子城、内城内部包裹子城的一圈方形墙垣、内城和外城；“八块”指北庭故城里一些相对独立的分块，有的是用凹沟分割的地块，比如内城北门外的长方形地块，有的是后来用城垣围出的区域，比如羊马城，大致分为八块。

除了对北庭故城格局有了进一步了解，经过近年勘探发掘，北庭故城的历史也进一步明晰。

2016年5月至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对北庭故城外城墙南门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证明现有古城外城墙主体为唐代所建，高昌回鹘时期至元代一直在延续使用。2018年对内城城门及城墙的发掘显示，内城城墙主体可能也是唐代所建。内城城墙夯土土质纯正，基本是荒地筑城，经推断可能是唐太宗时期的庭州城或扩建之前的北庭都护府。外城墙部分夯土层中有陶片、木炭、钱币等人类活动的痕迹，由此看来扩建外城时，原来城外已有人居住。外城是武则天时期为了适应北庭级别提升、驻军扩军需求而扩建，也表明古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辖在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日渐完善。

郭物介绍，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吉木萨尔县文物局对北庭故城内城西门与北门、外城北门与南门4座城门及1个佛寺近5450平方米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勘探，开辟探方50多个、探沟6条，出土钱币基本是开元通宝、莲花联珠纹地砖、莲花联珠纹瓦当残片、陶器残片、铁甲片和动物骨角器等，发现遗迹有内外城门洞及排叉柱柱基、排叉柱木地袱柱基和晚期酒坊等。

这次考古发掘研究初步证明，北庭故城格局基本是唐代以庭州、北庭都护府为代表的机构统治西域150多年间不断建设完成，大小两套城墙的变化反映了北庭故城的发展演变历史。高昌回鹘和蒙元时期基本沿用唐代北庭大都护府的形制布局，仅做局部修补和更改，最终发展成为天山北麓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并沿用至元末明初，共有近800年历史。

对北庭故城未来的考古发掘研究方向，郭物认为，一是尽最大可能厘清其形制布局以及发展演化的过程；二是争取找到墓葬区，复原北庭故城及居民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是调查发掘北庭故城周边区域，了解其城镇体系和交通网络的内涵、构成及相互关系。对北庭考古后续研究，还需要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领域深度互动，相互配合，相互启发，力争全方位复原和活化北庭历史场景。（王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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