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也是人类认识世界、表达生命、塑造人格、沟通彼此的重要方式。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在生生不息的创造发展中积淀了独具特色的审美传统与美学精神，孕育出以儒道互补为根基、贯通生命观照、创作法则与价值理想的审美范畴与审美理想。新时代社会变革为艺术创作提供丰厚的现实土壤，新技术浪潮也带来新的挑战。立足中华民族历史与当代实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托中华美学精神，以守正创新推动传统艺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探索当代实践路径，以公共美育提升全社会审美素养，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实现艺术层面的心灵沟通，是建设文化强国题中应有之义。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时代美学，既要坚守民族文化主体性，又要具备人类共同情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既是新时代中国艺术的文化使命，也是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的审美智慧。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由人创造，文化也塑造人。美作为文化最具感性力量的呈现方式，始终融渗于人的精神成长和文明的发展进程。一个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形成什么样的审美趣味、艺术语言和价值理想，与其怎样认识天地万物、怎样理解人与社会、怎样看待自身历史密不可分。因此，谈论一个时代的美学，不能仅仅将目光停留于艺术样式的更迭、视觉形式的变化或者审美潮流的兴替，而应当追问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精神结构：这个时代的人如何认识世界，如何理解自身，向往怎样的生活，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把自己的理想、情感与信念转化为可感、可见、可传之“美”。

时代与美：时代创造美，美也塑造时代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华文化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创造力。中国先民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在与自然相处、与社会相连、与历史相接的过程中创造了灿烂文明，也创造了独特的审美世界。从彩陶的纹饰、青铜器的雄浑，到秦汉雕塑的磅礴气象；从魏晋风度、盛唐气象，到宋元山水所体现的澄澈心境；从书法讲求的气韵生动，到诗、书、画、印彼此融通形成的文人审美传统，中国艺术不断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何为美”“何为人”“人与天地万物如何相处”等根本问题。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些艺术创造，看到的不只是历史留下的形式样态和物质遗产，更能够感受到一个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精神品格和审美智慧。

新时代为中华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条件。中国式现代化正在深刻改变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文化结构，新技术、新媒介、新空间、新的社会关系不断进入人的日常经验，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前所未有地广泛深入。这样的时代必然提出新的审美命题。我们的艺术如何表现这个伟大而丰富多样的时代？如何使源远流长的中华美学精神从历史传统转化为当代创造？如何使人民群众不仅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也成为美的创造者、享有者和评价者？又如何使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艺术进入世界，在不同文明之间形成真实而深刻的情感共鸣？这些问题彼此关联，共同构成“时代的美学”。

本文语境下，“时代的美学”不是单纯的流行审美趣味，而是立足中华美学根脉、植根当代人民实践，兼具民族主体性与人类共同情怀的当代美学形态。事实上，时代与美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创造的关系。时代为艺术提供生活、情感和精神的源泉，艺术则将一个时代难以言说的经验凝结为形象，并由此参与时代精神的塑造。我们今天能够感受到汉唐的雄浑、宋元的清雅，并不只是因为历史文字告诉了我们什么，也因为那个时代的绘画、雕塑、书法、建筑、器物留存了独属于彼时的精神气象。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常常超越创作个体与具体事件，成为一个时代精神世界的形象见证。由此而言，新时代的艺术创造既要记录时代，也应当超越简单的记录，在真实生活中发掘具有恒久价值的精神内核，在具体的人物和事件中呈现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塑造能够进入历史的时代形象。

中华美学精神：观照生命、世界与人的整体观

中华美学的独特性，首先表现为一种整体性的世界观。中国传统思想很少将人看作孤立于天地之外的存在，而是在天地万物的运行中理解生命，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中寻找意义。《周易》讲“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庄子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这种对天地、人文和生命的整体观照，深刻影响中国艺术的生成。中国艺术中的自然，不仅是被观看、被描绘的客观对象，而是与人的情感相互感发，与人的精神相互映照，由自然之象通向生命之意，由有限形态而进入无限之境。

在长期的文化浸润与艺术实践中，中华美学精神可凝练为八个方面：儒道互补、澄怀味象、仰观俯察、妙悟自然、虚实相生、境生象外、气韵生动、高明中和。八个方面相互融通，例如，虚实相生既是创作手法，亦是通向境生象外的重要路径。它们是从中国艺术丰厚的实践传统中提炼出来的深层思维方式，可进一步划分为四个层面：文化根基、生命观照方式、创作法则、价值理想。具体而言，文化根基即儒道互补；生命观照方式包含澄怀味象、仰观俯察、妙悟自然；创作法则包含虚实相生、境生象外、气韵生动；价值理想则是高明中和。

文化根基。作为整个中华美学的思想底色，“儒道互补”以入世担当、礼乐教化的价值关怀为精神主干，以自然无为、虚静观照的生命智慧为内在补充。二者并非简单并列，而是在中国艺术实践中彼此渗透、相互调节，形成既重人文又重自然、既重法度又重自由的美学格局。儒家赋予中国艺术以伦理深度和现实关怀，道家则为其打开精神超越与形式自由的空间。儒道互补，不仅塑造了中国艺术的基本面貌，更使中华美学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呈现独特的精神品格与解释力。

生命观照方式。所谓“澄怀味象”，意在表明中国艺术强调的并非被动观看，艺术家面对自然和现实，需要涤荡心境，以澄明的精神体察万物。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指出：“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静照’。”在持续观察、感受与思索之中，把外在的“象”内化于生命，经由主体精神，再造艺术之象。中国山水画中的“游观”正是此种观照方式的生动体现。画家仰观俯察、远望近观，将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中的经验熔铸为完整的精神空间。如画中之山水，虽有自然的依据，却不是对实景的机械截取；其既是眼中之山水，更是艺术家心中的山水。这种植根生命体验的感知路径，赋予中国艺术极大的精神自由。

创作法则。“气韵生动”集中彰显中华美学的生命意识。形体可以静止，气却周流运行；笔墨可以凝固，韵却绵延流动。中国人品鉴艺术，往往不以物象复刻的逼真作为首要标尺，而要看作品是否贯通生生不息的“气”，是否拥有贯通整体的生命力量。对“气”的追求，让绘画、书法、雕塑乃至园林艺术，格外看重虚实、开合、呼吸与节奏，给静态的物象灌注生命，让生命借形式流转。这一审美传统，与中华哲学对天地生生不息的理解一脉相承。

雕塑创作，正是唤醒这种生命意识的实践过程。其依托坚实的物质材料，却不被材料的重量所束缚。泥、木、石、铜各有物性，艺术家既要主动塑造，更要尊重材料本身的禀赋。中国古代优秀雕塑，往往在物性与人为创造之间达成精妙平衡。霍去病墓石刻依石造型，因势成像，寥寥雕凿，伏虎、跃马便雄健勃发。人工意趣没有消灭天然形态，天然材质在创造之中获得新生。这种“天人合一”的艺术智慧，正是“气韵生动”美学理想在古代雕塑实践中的生动体现，呈现高度成熟的造型观念：艺术诞生于物我相遇，在人与材料的对话中生成全新的生命形式。

价值理想。中华美学始终将审美同人的精神修养紧密相连。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在中国传统认知中，“美”并非孤立的感官愉悦，而是与人格养成、社会和谐、精神境界彼此贯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篇》），既指向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也表征中和达成的更高层次的和谐。这一审美理想，深刻塑造中国人看待艺术、人生乃至社会秩序的方式，赋予中华美学深厚的人文精神与伦理向度。

其余几个命题同样构成这套思想体系的有机部分：“妙悟自然”是审美接受与感悟的重要路径；“虚实相生”是贯穿创作的重要手法；“境生象外”指向审美境界的生成。它们共同交织，构成完整的精神脉络。

今天重新认识中华美学，不能满足于从古籍中寻章摘句，或者简单将传统图案、器物符号贴附于当代作品之上。真正的传承，是读懂传统生成的内在逻辑，理解古人观看世界、表达生命的方式，把深层文化精神转化为当代的创造能力。唯有如此，中华美学才能真正从历史文化遗产转变为文化资源，从过往记忆转化为现实创造的精神力量，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守正创新：在时代变革中推进艺术创造与精神提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在于其突出的连续性与创新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国艺术史中真正伟大的创造，往往建立在深厚传统之上，同时能突破既有程式，开辟新的境界。王羲之、顾恺之、范宽、苏轼、朱耷、石涛、齐白石、黄宾虹，每一位后来成为“传统”的人，在自己的时代都曾是创造者。传统并非静止于过去，而本身就是历代中国人在不断创造中形成的生命长河。今天之所以要强调“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根本也在这里：把传统中最有生命力的精神重新激活，使其进入现代人的审美语境和表达语言。

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确立艺术主体性。近现代以来，中国美术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经历了深刻变化。西方写实造型体系的引入，对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和造型训练产生重要影响。透视、解剖、光影等方法极大丰富了中国艺术家的表现能力。中国几代艺术家在学习世界优秀艺术成果的同时，始终面对一个根本问题：当现代中国艺术掌握了来自西方的造型方法以后，如何建立自身的主体性？中国人的艺术认识方式、造型观，中国艺术关于形神、虚实、意象、气韵的传统，怎样在现代语境中重新获得创造力？如果不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掌握的技术越成熟，反而越可能陷入以他者标准衡量自己的困境。

近年来关于“中国式素描”的讨论，正源于这样的思考。素描作为现代中国美术教育中的基础方法，有其历史贡献，但应当追问：造型是否只能以一种既定的透视和明暗体系来理解？中国书法、白描、壁画以及传统绘画中那些高度凝练的线性造型，那些在“似与不似之间”形成的艺术形象，是否同样构成中国人的造型经验？重新审视中国式素描，不是否定西方素描教学的历史价值，而是挖掘中国传统线性造型与写意观察方式，拓展造型训练的文化维度，构建兼具造型能力与本土审美意识的造型路径，在不同文明的造型智慧之间建立真正平等的对话，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艺术自己的方法和评价尺度。

“写意雕塑论”的提出与实践，也经历了类似的思考过程。雕塑作为一种空间艺术，近现代以来受到西方写实雕塑体系的深刻影响。中国现代雕塑家由此获得严格的造型训练，并创造出大量优秀作品。然而，中国雕塑如果要形成真正具有自身文化品格的现代体系，就必须深入中华美学内部，重新理解中国人的形神观、生命观和造型观。真正的写意，应建立在对对象长期、深入、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是在“得其形”以后进一步“写其神”，在具体形象中提炼最能够揭示人物精神本质的形式语言。

这一追求，与中国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创造智慧一脉相承，齐白石此语揭示了写意精神的要旨——“似”意味着尊重客观、理解对象，“不似”则意味着艺术不能止于复制。对于人物雕塑而言，一张照片能够精确记录人的五官比例，却无法替代艺术对生命精神的揭示。艺术家只有进入人物的人生，融入他所处的时代，理解其思想和情感，才有可能使“神”从泥土中生长出来。

由此来看，写意既是一种艺术语言，也是一种文化观和方法论。其不是对古代写意传统的简单复制，而是中华美学精神进入当代雕塑的一种转化方式。写意所追求的形神互通、虚实相生、气脉贯通，与中华文明关于生命和世界的整体理解相连，使中国艺术能够吸收现代造型、现代材料和世界艺术的优秀成果，同时保持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核。这种立足自身文化根基又开放吸纳的姿态，正是文化主体性的生动体现。一个真正开放的文明，从来不畏惧交流。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至今，正是因为它始终在吸收、消化、转化外来文化，并将新的营养融入自身生命。文化主体性与开放包容并不矛盾，恰恰只有主体真正建立起来，交流才不会沦为模仿，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在新技术语境下坚守艺术的精神内核。时代的创新，既包含对传统艺术语言的继承性创新，也包含对新技术引发的艺术变革的回应。今天，中国艺术的发展条件已发生巨大变化。艺术院校、博物馆、美术馆、公共文化空间不断拓展，艺术创作和展示的规模显著扩大，互联网和数字媒介使艺术作品能够在极短时间内触达海量观众。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深度介入文化生产，改变着艺术创作、传播和接受的方式。技术条件无疑拓展了艺术的可能，但也促使我们重新审思一个根本问题：当技术手段日益丰富，艺术的本质与精神内核应当如何坚守？

对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一个基本判断是：技术首先是工具。从新材料、新的复制方法到摄影、电影、数字媒介，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改变艺术语言，艺术史本身就是不断吸收技术的历史。今天的艺术家应当利用新的科技成果，探索新的表现方式；同时应审思，技术发展如何改变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面貌，并以艺术表现这种变化。无论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艺术最核心的问题依然没有改变：我们为什么创造？我们希望表达怎样的生命经验？作品中是否包含人的思想、情感、信仰和温度？如果失去这些，技术越先进，作品或许越精致，却未必趋近艺术的本质。

在从“高原”迈向“高峰”中提升艺术的精神高度。技术可以制造新奇的视觉效果，传播能带来瞬时的巨大关注，但一个时代作品众多，并不意味着自然拥有艺术“高峰”。艺术最终能否进入历史，取决于作品内在的思想深度、精神高度和艺术创造性。今天，视觉信息极其丰富，人的注意力却愈发分散；作品易被快速观看，也易被转瞬遗忘。越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艺术越需要经得起时间检验。真正的艺术不排斥传播，也不拒绝新技术，但须超越瞬时消费的逻辑，以人的真实经验和深刻思考确立自身价值。

艺术之高度，终取决于人。中国传统艺术历来重视“人”与“艺”的统一，强调艺术创造与人的学养、胸襟、人格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当然不能简单复制古代关于艺术家的评价方式，但其中所包含的道理仍值得重视。一个艺术家的视野有多宽，精神世界有多深，对历史和现实理解有多透彻，最终都会通过作品呈现出来。技巧能够训练，风格可以学习，而深刻的创造往往来自艺术家长期的生命积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今天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修炼：进入经典，才能认清自己从哪里来；进入社会，才能知道时代正在发生什么；进入世界，才能认识自身文化的独特性；进入人的心灵，艺术才能真正获得感动人的力量。

“从高原到高峰”，本质上是一个精神命题。因为艺术高峰既不是数量堆积的产物，也无法依靠外部评价机制直接造就。它需要全社会形成尊重创造、尊重学术、尊重艺术规律的文化生态。艺术家越是面对信息快速更新的时代，越要警惕用流量代替价值、用市场价格代替艺术判断、用短期话题代替历史评价。艺术可以拥有市场，可以借传播之力，也可以拥抱新媒介，但根基终究还是作品本身。历史会不断淘洗当下的热闹，最后留下来的，是那些真正触及人的精神、创造出独特形式，并对一个时代做出深刻表达的作品。

以美立心：人民是艺术永葆活力的源泉

艺术最终面对人、抵达人。传统的活化、技术的运用、艺术精神的建构，都不能脱离现实的人。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美术创作也只有进入人的真实生活，才可能获得持久生命。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绝不是口号，而是艺术获得生命的内在要求。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是创作的中心。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强调“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人民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是生活中的父母儿女，是田野里的劳动者、工厂里的建设者，是教师、医生、科学家，是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无数普通人。他们的生活、情感、梦想和奋斗，共同构成这个时代最辽阔、最真实的精神世界。艺术家如果远离这样的生活，即使技巧再娴熟，作品也会失去温度。

时代精神，往往首先在普通人的生命中得以呈现。一个人的眼神、一双劳动的手、一种挺立的姿态，都可能包含比宏大概念更有感染力的时代内容。艺术家的责任，正是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从具体生命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光辉。我们常说艺术要表现时代，这种表现不能只是给作品加上时代事件的标签，而应真正感受到时代如何作用于人、塑造人，又如何被人的劳动和创造所推动。只有当时代进入人的生命，艺术才会获得可信的形象；只有当艺术家真正被生活感动，其作品才可能进一步感动别人。

近现代中国美术的发展已经反复证明：从延安时期的木刻，到新中国成立后表现生产建设的绘画、雕塑，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拓展的现实主义创作，到新时代涌现的大量现实题材作品，中国美术始终在人民生活中获得最坚实的力量。艺术史最终记住的，往往不是抽象概念的化身，而是具有真实生命感的人。在他们身上，时代的苦难、信念、希望和创造，凝聚为可以跨越时间的形象。这种来自人民生活的真实，不仅是艺术感染力生成的根基，也是价值表达实现有效传递的前提。主流价值的艺术表达，同样需要建立在这一真实基础之上。价值不是贴在作品之外的标签，而应转化为形象、情感和审美力量。当价值真正进入人物的目光、动作、空间关系和形式节奏，作品便不再是对观念的简单图解，而能够形成艺术自身的说服力。

这里也涉及艺术家如何理解“大我”与“小我”的关系。中华文化向来将个体生命安放于家国天下的脉络之中：从孔子“仁者爱人”的人文关怀，到《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次第；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担当，到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理想追求，这种重人伦、重群体、重家国的人文基因，涵养了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也深刻塑造着中国艺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价值取向。动人的艺术不排斥个人感受，但个人感受需要与更广阔的人民情感和时代命运发生联系。艺术家的“个性”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在独特体验中抵达共通的“人性”。艺术家首先应是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文化工作者。先贤留下的人文精神昭示我们，只有把自己的情感与民族的情感、人民的命运融合在一起，塑造出来的人物才可能有灵魂，才可能成为大写的“中国人”。

以人民为中心，并不会削弱艺术的个性。人民生活本身就是艺术创造最丰富的生命资源。人民生活不是可以一次性“采风”完成的素材库，而是要求艺术家长期进入、不断观察、反复体会的活的土壤。艺术家的眼睛应当向生活开放，心灵也应当向生活开放。在平凡生活中看到精神的光辉，在时代巨变中感受人的变化，在具体的人物中发现中华民族的精神。这样的创作才能既有时代温度，又有历史厚度。艺术创作源于人民，艺术之美最终也要回归人民。美育所要回答的，正是人民作为美的接受者、共建者的时代命题。

以美育人：让美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

如果一个时代的美只存在于少数艺术家的工作室、少数专业机构的展厅和少数研究者的讨论中，还不能真正构成这个时代的美学。时代美学的形成，需要艺术创造，也需要广泛的审美接受和社会参与。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不仅应拥有创造伟大艺术的艺术家，也应拥有能够感受艺术、理解艺术、尊重创造的人民。

在笔者看来，系统建构红色美学，于当下尤其具有深刻的现实必要性与必然性。红色美学的本质内核，与社会主义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创作立场深度同构、内在相通。方向上，红色美学从一开始就跳出精英艺术的局限，将人民的奋斗实践与理想诉求作为审美创造的本源，确立了人民作为审美主体与价值主体的根本范式；价值立场上，红色美学不以小众趣味为标尺，而以人民的审美共识、精神需求为价值锚点；精神内核上，红色美学彰显的崇高感、力量感与理想性，本质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精神的审美升华，与艺术为人民的根本要求高度契合。可见，人民性正是红色美学的根脉所系。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红色美学在传承红色基因的基础上，不断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推动主流审美融入大众生活；同时，为文艺创作校准价值坐标，抵御娱乐至上的审美偏向，引导创作回归人民生活的厚重土壤。更重要的是，它将革命奋斗精神转化为时代奋进的精神动力，构筑起全民共有的精神审美共同体。

今天，红色美学的价值落地与实践展开，正不断突破狭义的艺术创作边界，延伸至精神涵养、文化认同与社会凝聚的广阔场域，育人功能与社会建构价值愈发显现。由是而言，所谓美育，绝不是艺术事业的附属品，而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初，蔡元培先生即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代宗教”本是针对当时宗教迷信而提出的时代性命题，以美育整体替代宗教精神功能的设想自有其学理边界，不宜作绝对化理解。今天重申这一学说，要义不在“替代”与否，而在重申其美育立人的内核：美育绝非技能训练或闲暇点缀，而是承担着为民族涵养心灵、为社会凝聚共识的根本功能，新时代全民美育正是这一理想的历史延续与当代展开。

美育的空间，早已不限于学校课堂与专业机构。家庭是审美启蒙的第一现场，一个人对色彩、声音、秩序的最初感受，往往来自童年时父母的陪伴与生活环境的熏陶。学校是系统培养的主渠道，美术、音乐、文学等课程不仅传授技艺，更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人的感知方式与精神趣味。社区是日常浸润的基本单元，公共艺术、文化活动、邻里空间，都在无声地影响着人们对美与生活的理解。而数字平台则打破了时空限制，使优质美育资源得以广泛传播，让身处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人都能接触到经典艺术与优秀创作。美的教育，正在从“少数人的专门修习”变为“多数人的生活方式”。

美育的价值，不在于简单教会人判断一幅画“好不好看”，而在于涵养人的感受力、想象力、创造力与精神境界。一个人能在绘画中感受色彩的细微变化，在音乐中感受节奏，在建筑中理解空间，在自然中发现四季之美，这些能力都会让生命更加丰盈。美育还具有润物无声的道德力量。面对真正的美，人会心生敬意，学会理解差异，体察他人情感，珍惜自然与文化。这种由审美抵达心灵的教育，往往比直接说教更能深入人心，也更为持久。

美育不仅涉及审美素养的提升，更是一种文化的传递、心灵的涵养和理想的培植。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巨大规模人口要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的人力和创造资源，离不开人的综合素质提升，而审美素养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成熟的全民美育，应当让美融入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每个人可以亲近、参与、创造的日常经验。

当越来越多人愿意走进美术馆，愿意在一件作品前安静地停留，愿意和孩子讨论一幅画为什么感人，愿意在日常生活中珍惜自然、尊重设计、尊重劳动者的创造——美就真正进入了社会，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这种看似缓慢的变化，最终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精神气质。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所塑造的正是现代文明最深层的基础。

美美与共：让中国艺术在文明对话中走向世界

千百年来，中华文明始终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展。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往来，不仅带来商品，也带来宗教、艺术、技术和思想；佛教艺术进入中国以后，与本土文化长期融合，最终创造出具有中国气派的石窟、雕塑与绘画。近现代以来，中国艺术又在与欧洲、日本以及世界不同艺术传统的接触中不断演化。中华文明因此既有自身独特的生命，也始终处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之中。文化主体性也正是在不断对话、比较、吸收和创造中变得更加清晰。

今天，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进入国际社会，成为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而艺术在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语言需要翻译，许多艺术形象却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和情感。一尊雕塑、一幅绘画、一件书法作品，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首先建立一种感性的联系。这种联系当然不能代替思想交流，却往往能够打开理解沟通的大门。艺术之所以能够跨越国界，在于不同文明的历史和表达方式各异，但人类对生命、智慧、爱、和平、尊严的感受总有相通之处。

这些年，不少中国作品在海外博物馆和公共空间落成。例如，立于意大利的《超越时空的对话——达·芬奇与齐白石》，将两位分属东西方文明、相隔数百年的艺术大师置于同一空间；立于希腊雅典的《神遇——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让两位轴心时代的思想者以雕塑形式相遇；立于新加坡、法国等地的《问道》，则通过孔子与老子的精神对话表达中华文化内部儒道互补的思想脉络。2024年，《问道》组雕永久立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的公共空间。当这些形象离开中国，进入另一种文化环境以后，文化交流的真正价值愈发清晰：不是让彼此变得相同，而是在差异中发现可以理解、值得尊重、可以共情的东西。这些作品并非简单把中国符号输出海外，而是依托中华美学精神，搭建不同文明之间精神对话的想象场域。这种创作实践，正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生动诠释。

笔者曾用“一张脸、一颗心、一个魂”概括这种艺术追求。“一张脸”，首先指向文化身份。没有自身面貌，世界便无从辨识其独特身份。艺术进入国际交流，不应沦为对他者的复制，而应使人一望便知其源自中国文化。“一颗心”，是艺术最重要的情感真实。无论来自哪个国家，人都能够感受真诚、善意、痛苦、欢乐和尊严，艺术只有首先抵达人的心灵，文明的交流才可能发生。“一个魂”，则是在鲜明文化身份和真实情感中传递的中华文明精神，既包括中华民族自身的价值追求，也包含对和平、和谐、人类共同福祉的关切。

讲好中国故事，不能只着眼于增加中国符号的出现频率，也不能停留于把若干传奇故事翻译成外语。能够真正进入世界的中国故事，应当内蕴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中华文化对于和合的追求、对于天地自然的敬畏、对于仁爱和责任的重视、对于和平的珍视，都需要通过具体、生动、有创造性的艺术形象表达出来。一个作品如果只是“说明中国”，则很难长久；当其首先是一件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同时又自然携带中国文化的精神基因，才有可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真正接受。

文明互鉴还要求我们具有欣赏他者之美的能力。“各美其美”是认识和珍惜自己的美，“美人之美”则意味着尊重别人的创造。只有两者兼具，才可能达到“美美与共”。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各个民族在自己的历史中创造了独特艺术，都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中国艺术走向世界，不应当以取代谁、压倒谁为目标，而应当以自己的创造丰富人类美的世界。反过来，我们也需要继续广泛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在交流中扩展自己的眼界，在比较中更加清楚地理解中华文化的价值。这种开放、自信而平等的文化心态，正是中华文明包容性与和平性的当代体现。

大美之境：熔铸历史、生活与精神的新时代艺术

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五千多年的文明传统赋予我们深厚根基，新时代中国的伟大实践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内容，世界文明的广泛交流打开了更加宽广的文化空间。如何将三者熔铸为具有中国气派、时代精神和人类情怀的艺术创造，是这一代文化工作者必须回答的问题。这样的创造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清醒的文化自觉；需要珍视传统，也需要不断创新；需要表现宏大的时代，也不能失去对具体生命的体察；需要走向世界，更需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所谓“时代美学”，最终应当落脚于人的精神。一个时代真正留给后人的，不是只有经济数据、城市规模和技术成果，也包括其塑造了怎样的人，形成了怎样的价值追求，创造了怎样的精神形象。汉唐之所以令后人神往，在于那些文明遗存中充盈着昂扬、开放、恢宏的气象；宋元艺术之所以经久不衰，在于其中凝聚了中国人对自然、生命和精神世界极为深刻的体验。今天的中国，同样需要能够让后人通过艺术看到我们的时代，看到这个时代的人民如何奋斗、如何创造，看到中华文明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新的生命。

这种“大美”不是单一形式意义上的宏大，而是历史之美、生活之美、精神之美和创造之美的统一。它可以存在于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鸿篇巨制中，也可以存在于一个普通劳动者质朴的面容之中；可以存在于一座城市的公共雕塑里，也可以存在于一件安静的书画小品中。作品的形制有大小，艺术的精神没有大小。只要艺术家真正面对生活，以真诚之心进入时代，以创造精神激活传统，一件作品就可能拥有超越体量和题材的力量。

在构成这种“大美”的精神资源中，红色精神是尤为厚重、尤具当代力量的一脉。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淬炼出的精神谱系，凝结为信念之美、壮烈之美、奉献之美，既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土壤，又在百年奋斗中获得新的时代内涵，是新时代中华美学必须承续的精神底色。红色题材的艺术表达，同样不能停留于事件的复述和概念的图解，而要把崇高的信念还原为可感的生命形象。这些年，笔者曾带领一批中青年艺术家重走红军长征路，在雪山草地之间体会信仰的力量，创作了《长征》组雕，从《爬雪山》《过草地》到《强渡大渡河》，力求在极端处境的形体中雕塑人不屈的精神高度。立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旗帜》《马克思与恩格斯》、立于法国的《百年丰碑》，以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组雕，分别从信仰建构、国际传播、历史记忆与人民文艺源头等不同维度，探索红色精神如何获得雕塑的审美表达。红色精神之美，为“大美”注入了精神的硬度与温度，它与历史之美、生活之美、创造之美相互贯通，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华美学完整而坚实的精神图景。新时代的美，应当进入人民的生活和城乡建设，也应当在与世界的交流中不断丰富。随着物质生活改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更加丰富。美术馆、学校课堂、城市乡村和数字文化空间，都可以成为人们亲近经典、参与创造、感受生活之美的地方。审美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文化也不是被供奉起来的标本。文明成果只有进入日常生活，并在新的时代不断被理解、被重新创造，文脉才会延续。

结语

当前，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既要坚定文化主体性，创造具有中国精神的艺术；也要以宽广胸襟理解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不同中看见丰富，在交流中寻找共情，使相距遥远的人通过艺术彼此凝视，使不同文明在对话中发生“神遇”。艺术家身处快速变化的社会和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之中，更要保持对人的关注、对历史的敬意、对艺术规律的尊重。中华美学精神、人民生活和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最终都要落实为有生命、有温度的艺术创造。

时代创造它的美，美也参与塑造这个时代。中华民族从悠久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伟大历程，是一部不断创造美、发现美、传承美的历史。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让五千多年文明积淀下来的精神力量重新进入当下，让亿万人民正在创造的新生活获得富有生命力的艺术表达，让中华之美与世界之美交相辉映。这样的美，根植中国，又面向世界；承接历史，又通向未来。属于我们的时代，也将成为我们贡献给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

（作者吴为山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清华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美术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首席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美术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首席导师。研究方向为美学理论、公共美育、写意雕塑理论，主要著作有《文以铸魂》《塑者何为》《中国古代雕塑风格论》《雕塑的诗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