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思春：大運河與中國戲曲傳播

　　中國古代的文化傳播與交通狀況密不可分，無論是物質文化還是精神文化，都有賴於交通。中華大地由於特有的地形地貌造成了中國文化傳播中的一個特有現象：南北藝術交流困難。不管隋煬帝開鑿大運河出於何種目的，開通后的大運河對中國南北藝術的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中國古代戲曲而言，至少有四次重要的傳播現象與大運河密切相關。

　　北宋時，大運河促成了洛陽的繁榮，這是汴京雜劇向洛陽傳播的一個重要誘因

　　汴京雜劇在中國戲曲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它首次被冠以“雜劇”名稱，標志著中國戲曲演出開始從歌舞表演和優人戲弄中超越出來。汴京雜劇形成之后的一個重要傳播方向是向洛陽發展。洛陽為北宋王朝陪都，是當時僅次於東京汴梁的第二大都市，洛陽的繁榮有賴於水路交通的便利。公元605年，隋煬帝力排眾議，做出兩個讓人目瞪口呆的決定：都城由長安遷往洛陽﹔調民工百萬開鑿大運河。隋朝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我們今天所謂“運河之心”的說法便源於此，洛陽由此成為中轉南方財糧的樞紐。隋之后，唐宋兩朝都通過永濟渠漕運東南之粟，所以至宋代，汴洛沿途已經十分熱鬧，“自江淮達於河洛，舟車輻輳”， “民多致富”。這種豐厚的經濟文化基礎為汴京雜劇在其中的傳播提供了適宜的土壤。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先后在汴洛沿途發現了滎陽紹聖三年石棺雜劇圖、偃師縣酒流溝水庫發現了宋墓雜劇雕磚、偃師縣丁都賽雕磚（見廖奔《戲曲文物發覆》記載），這些都是汴京雜劇向洛陽傳播的痕跡。

　　元初，大運河對元雜劇創作中心南移的影響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軍揮師南下，佔領南宋都城臨安，在杭州設立了兩浙都督府，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設立江浙行省，以杭州為省治。這期間，北人大批南下。據《元史·崔彧傳》記載，到1283年，南流的人口便已達到了15萬戶，超過了當時北方人口的1/10。興盛於北方的元雜劇也伴隨著南征大軍和南徙的人口來到了南方。徐渭的《南詞敘錄》中記載了這一現象：“元初，北方雜劇流入南徼，一時靡然向風。”關於元雜劇南下的傳播路徑，廖奔先生在《中國戲曲發展史》中認為：北劇向南流布有兩條途徑：一是隨軍南下，一是平定后順水陸航道逐漸進入江南，后者是主要途徑。黃仕忠先生在《南方戲劇圈的雜劇創作》中認為：“雜劇的南移路線，主要是沿著大運河和長江水路，除杭州外，揚州、健康、蘇州、鬆江等江南各域，也成為雜劇薈萃之地。”元統一后，為便於江南財物運送至北方的大都，於1289年開鑿會通河，1291年開通惠河，使江南的財富由杭州轉漕運可直抵大都，元代運河的開鑿使得宋金以來淤積而阻隔的南北航道重新溝通，北方雜劇的南移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完成。

　　元雜劇的南移，對中國戲曲藝術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從作家角度來看，大量的北方作家來到杭州，使得江南地區成為當時中國文化藝術的中心區域。王國維在對《錄鬼簿》所記載元雜劇作家統計之后，發現元中葉以后作家以杭州人居多，其他皆北方流寓浙江者，從而得出結論：“蓋雜劇之根本地，已移至南方。”

　　據史料記載，作為元雜劇代表作家的關漢卿就在元統一后到過南方游歷，他的足跡到了揚州、杭州等地。關漢卿之后，北方的雜劇作家馬致遠、尚忠賢、戴善夫等人都曾駐足於江南地區，他們均出任過江浙行省務官，他們的很多作品正是在南方撰寫和流傳的。

　　元代中葉以后，關漢卿等人陸續退出雜劇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鄭光祖、喬吉、宮天挺、秦簡夫等人，這些人雖然來自北方，但其創作活動主要是在南方。同時，南方籍作家如楊梓、沈和甫、范康、鮑天佑、屈子敬等人也開始嶄露頭角，並逐漸成為雜劇創作的主力軍。

　　從藝人角度來看，許多北方著名的女藝人此時也遷居到南方，如元代夏庭芝的《青樓集》裡記載：“姝孫氏，京師名妓也，嘗至鬆江……有招飲者，酒酣則自起舞，唱《青天歌》，女童亦舞而和之，真仙音也。”《青樓集》是專門記錄北方藝人的著作，但是在此書中所記錄的天錫秀、趙偏惜、張玉蓮、李嬌兒、翠荷秀、顧山山等人都是南方藝人，其活動區域也主要在江南一帶，可見當時南方演藝之盛。

　　作家、藝人由北及南，得益於大運河所帶來的南北交通的便利，同時也惠及了運河沿岸城市，開創了運河沿岸百花齊放的戲曲局面，我們考查中國戲曲藝術分布可以發現運河沿岸城市是戲曲種類最為密集的區域之一，也是戲曲演出最繁榮的區域之一，呈現出兩大特征：一、戲曲發展重鎮密集，濟寧、揚州、南京、蘇州、杭州在歷史上都是戲曲繁榮發展的重要城市﹔二、戲曲藝術交流融匯頻繁，京腔、梆子腔、柳子腔、昆山腔以及一些地方小戲都在這裡交流融合，乃至形成新的種類。這些都離不開運河的便利交通以及由此帶來的富裕經濟保障。

　　元代南北戲曲藝術通過運河交流貫通，這樣的契機促生了戲曲藝術本身的重大變革，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出現了戲曲唱腔的“南北腔合調”，從而給中國戲曲藝術的發展帶來了深遠影響。

　　南曲、北曲由於方言、旋律、伴奏的不同，各有自己的唱法，區別十分明顯，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論》中談到：“南人不曲，北人不歌”，就是指這一現象。大約在元初時，由於北曲南漸，南方藝人已經開始學習和演唱北曲，夏庭芝的《青樓集》裡記載了南北曲兼擅的女藝人芙蓉秀，芙蓉秀是浙江人，以唱南曲為專業，但其又能演唱北曲雜劇，並且達到了純熟精湛的地步。鐘嗣成的《錄鬼簿》裡我們可以看到“南北調合腔”的確切記載：“以南北調合腔調自和甫始，如《瀟湘八景》、《歡喜冤家》等曲，極為工巧。”鐘嗣成這裡提到的沈和甫是北曲雜劇作家。

　　南北調合腔現象在元時南戲作品中也開始出現，南戲為南宋時發源於溫州永嘉地區的一種戲曲形式，最初由於交通閉塞，與外界交流少，處於“不葉宮調，亦罕節奏”的狀態。其后由於北曲傳入帶來的沖擊，南戲開始吸收北曲曲牌。《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中的兩部元代作品《宦門子弟錯立身》、《小孫屠》裡都出現了北曲曲牌。

　　南北調合腔的口子一開，首先，元雜劇嚴謹的音樂體制被打破，陸續出現了大量運用南曲創作雜劇的作家，此后隨著南北曲進一步交融，至明中期產生了完全用南曲寫作的雜劇作品，形成了戲曲史上的“南雜劇”現象。其次，南戲吸收了北曲體系，完善了聲腔系統，改變了其“順口可歌”的面貌，從而吸引了大量文人從事創作，為明清時代“傳奇”創作的興盛奠定了基礎，對后世戲曲影響深遠。

　　明清時，大運河對昆山腔藝術傳播的影響

　　昆山腔是明初四大聲腔之一，初始，昆山腔流行於蘇州、太倉一帶，經魏良輔改革之后，昆山腔大盛，開始逐步向全國傳布。胡忌先生在《昆曲發展史》中專門列“明末清初昆曲傳播路線圖”，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昆曲傳播路線基本為：以大運河沿岸江南城市為中心，沿河次第向北向南向西拓展，其后傳播范圍慢慢擴展至全國。

　　昆山腔以蘇州為大本營，首先向江、浙各地傳播輻射，並很快壓倒當時流行的弋陽、海鹽諸聲腔，獨佔歌台舞場。據范濂《雲間據目抄》載，明萬歷年間，與蘇州相鄰的大運河沿岸城市鬆江、常州、鎮江地區和浙江的杭州、嘉興等地率先出現“首尚蘇州戲”現象，此時，“本地折子戲十無二矣”。稍后，運河周邊的南京、運河沿岸的揚州兩大都市相繼發展成為昆山腔活動的主要陣地。萬歷年間潘之恆《鸞嘯小品》（卷二）中曾有記載：“余結冬於秦淮者三度，其在乙酉、丙戌，流連光景，所際最盛……凡群士女而奏技者百余場。蔣六工傳奇20余部，百出無難色，無拒辭。”至天啟、崇禎年間，南京成為繼蘇州后的另一個昆曲中心。

　　昆曲從蘇州傳入揚州，約在明萬歷年間，那時揚州已有專業昆班演出。據記載，明人潘之恆在萬歷三十九年(1611)應揚州汪季玄之邀，由鎮江赴揚州觀看昆曲演出，達十幾日之久。此時揚州的昆曲戲班，除了汪家昆班之外，還有泰州的袁天游昆班、興化的李長倩昆班、揚州的張永年昆班。

　　山東臨清是金瓶梅故事的發源地，明清時期，依靠大運河的漕運迅速崛起，《金瓶梅詞話》中，出現了西門慶讓兩個年輕戲子演唱昆山腔的記載，可見至少在當時，昆山腔已經傳入山東臨清。

　　昆山腔大約在萬歷年間傳至北京，明代史玄《舊京遺事》載：“京師所尚戲曲，一以昆山腔為貴。”袁中道曾於萬歷三十八年至四十四年間在北京見過昆山腔戲班演出《八義記》、《義俠記》等作品。

　　上文分析的是昆山腔北上的擴布路徑，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昆山腔傳播發展中的幾大中繼城市幾乎都是運河沿岸城市，昆山腔依靠大運河得以迅速傳播，出現了“四方歌者，獨宗吳門”的繁榮景象，在流入各地后又與各地的方言和民間音樂結合，“聲各小變，腔調略同”，衍生出眾多的昆腔流派，如：北昆、徽昆、浙昆、湘昆等，形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豐富多彩的昆腔系統。

　　清末，大運河對京劇藝術發展的影響

　　大運河對京劇藝術的影響突出表現在南派京劇的形成和京劇藝術在江南地區的擴布上。京劇南來之前，徽班是上海地區最為盛行的一種戲曲形式，這些徽班大多來自江蘇北部“裡下河”地區，裡下河地區泛指揚州附近、大運河以東的高郵、興華、鹽城一帶地勢低窪的地區。裡下河徽班大多以安慶和揚州為中心，巡回演出於長江和運河中下游各城鎮碼頭。同治年間，裡下河徽班紛紛沿大運河南下至江、浙、贛、閩等地演出，其中一些戲班藝人開始進入上海。同治、道光之后，進入上海的裡下河徽班開始與來自北京的京劇會同演出，經“京徽合演”“皮、梆”合演之后，最終和京劇、直隸梆子融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南派京劇”。

　　京劇在上海盛行后，很快就流傳到杭州、嘉興、湖州地區，據《中國京劇史》載：“其流傳方式主要是大運河南段的水路班子，即用江南內河航運的烏篷船作交通工具，順河流在鄉鎮間作巡回演出。”這類“水路戲班”一開始以演昆曲為主，至同、光年間，紛紛改演京劇，最終形成“杭嘉湖水路京班”。

　　“杭嘉湖水路京班”以嘉興為中心，這和嘉興地理區位優勢緊密關聯。嘉興市位於浙江省東北部、長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腹心地帶。東臨大海，南倚錢塘江，北負太湖，西接天目之水，大運河縱貫境內。市城處於江、海、湖、河交會之位，與滬、杭、蘇、湖等城市相距均不到百公裡。河網發達，水運交通條件十分優越，這是“水路京班”盛行於此的先決條件。同時，在長江中下游及大運河南段的常州、無錫、蘇州等江南水鄉也出現了水路戲班，藝人們架起木船，穿梭於運河沿岸城鎮碼頭。這些都促進了京劇藝術在江南地區的傳播。

　　中國戲曲傳播向來有“水路傳播”一說，可以講大運河就是中國戲曲水路傳播的活化石，它促進了古代戲曲的南北交融，提供了戲曲繁榮的物質基礎，奠定了運河沿岸“百花齊放”的戲曲面貌，我們將其稱之為“一條中國藝術發展的重要文化血脈”實不為過。

　　（作者單位：江南大學人文學院）

(來源:中國文化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