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1961年密雲調研始末

十八大報告特別強調，“給自然留下更多的修復空間，給農業留下更多的良田，給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水淨的美好家園”,並首次把“生態文明建設”寫進黨章。而早在1961年，鄧小平同志就高瞻遠矚地為京郊密雲的生態建設指明了方向。

在密雲縣檔案館珍藏著一份鄧小平1961年到密雲調研時的檔案。在這份檔案中，記錄著小平同志就密雲縣荒山、所有制和加快荒山綠化問題以及對密雲縣的農、林、牧、漁、手工業和市場情況所做的重要指示，對密雲縣的農業發展和農村工作產生深遠影響。

◎矢志

毛主席在信中說：“希望小平、彭真兩位同志在會后抽出一點時間（例如十天左右），去密雲、順義、懷柔等處……調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數，好作指導工作。”

中共中央在1961年初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正式制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國民經濟調整方針。剛開始時，經濟調整的步伐和成效並不明顯，一些同志還希望“用打補丁”的個別或局部調整來解決問題，“沒有認識到必須后退一步才能調整。”由於下不了降低工農業指標的決心，已經失調的國民經濟更加困難，工業生產大幅度滑坡。許多中央和省級領導人也處於“情況不明，決心不大”的狀態。針對這種現狀，毛澤東主席在九中全會閉幕會和1961年3月召開的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先后兩次向全黨發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3月13日，毛主席親筆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和彭真等寫信，要求他們深入調查研究，“希望小平、彭真兩位同志在會后抽出一點時間（例如十天左右），去密雲、順義、懷柔等處……調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數，好作指導工作。”

小平同志說：“為了調動積極性，可以四級所有，國家、大隊、小隊、個人也分一塊山，不出租，不納稅，永遠歸他個人所有，發展林木。”

1961年5月10日，鄧小平和彭真、劉仁等北京市領導來到密雲縣進行農村調查，他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調查荒山所有制和加快荒山綠化問題，順便了解密雲縣的農、林、牧、漁、手工業和市場情況。

在參觀密雲水庫后，鄧小平和市縣的領導同志座談，他首先提出了怎樣迅速把核桃板栗等林木果樹發展起來的問題。當縣裡的同志回答：種核桃15年結果，一棵好樹能產30斤后，小平同志說：“為了調動積極性，可以四級所有，國家、大隊、小隊、個人也分一塊山，不出租，不納稅，永遠歸他個人所有，發展林木。你們這個縣就是靠山吃飯，荒山是你們的一大筆財富，所以山區就要普遍展開討論，看怎麼綠化得快。凡是有山的地方，都要搞好國家、生產大隊、生產隊、社員個人四方面所有的關系，公社不要留了，哪些歸哪級所有，做出規劃。搞自留山搞得好的要獎勵他。荒山綠化要搞規劃，分級管理，搞檢查。要規劃好核桃、栗子搞多少，放在哪裡，誰去搞，還要搞點用材林。社員有自留地，也要搞自留山，社員每人達到四五棵、十幾棵核桃、栗子樹就好了。花椒要多種一些，在太行山種的就多。他還指示：果樹要管理。都綠化后，氣候就變了。“密雲不雨”，以后都種上樹就好了。

隨后，小平同志又問：“果樹的管理政策怎樣？”縣裡作了匯報說：除屋前屋后零星果樹外，都由核算單位集體經營，大片木材林國有。小平同志說：“果產不必都購上來，哪些歸小隊、大隊，哪些歸縣管，分分級，歸社員個人一些，四級所有怎麼樣？對密雲山區的原始森林，要專門組織國營林場，生產木材、間伐，就地搞加工廠，造紙廠，樹枝、樹葉等都要利用起來。北京搞個勘察隊去勘察一下，除伐以外，要擴大，多植些樹，多造些林，水庫四周的山上就要栽樹。北京要自己生產木材，還可以供應天津木材，對種樹搞得好的，要獎勵。”並特別強調：山林分級管理、山區發展規劃，你們要搞一搞，調動起群眾的積極性來。尤其提出也要分給平原地區群眾一些山，平原要組織力量包山林。

見到有人在山坡燒荒，小平同志又提醒大家說：要注意水土保持，開荒要有個政策，種樹要管理，不要燒山。

關於密雲水庫的庫容、蓄水量、放水量，小平同志也一一仔細詢問，然后指出：“水庫這麼大，要發展養漁業。並且特別囑咐一定要注意誰的產業歸誰，密雲搞漁業，產權就應該歸密雲縣。他又對密雲水澆地多少，最高可達多少，能不能用提水方法澆山地等問題特別指出：有水才能多打糧，反正每人幾年后要有千斤糧。你們要特別注意把平整地搞好，搞好高產。”見到有人在山坡燒荒，他又提醒大家說：要注意水土保持，開荒要有個政策，種樹要管理，不要燒山。

在談到手工業供銷和市場問題時，他強調密雲縣要加快手工業發展步伐，要促進市場的繁榮，並特別強調：“市場要達到1957年那樣繁榮。”接著他又問起了農村集市開放情況，縣裡匯報13日有集市，小平同志高興地指著彭真說：“好，以后咱們來趕集。”

小平同志視察的當天，縣委就召開常委會，傳達小平同志指示，討論貫徹落實措施。修訂原有規劃，首先在全縣開展興修水利和綠化植樹造林工作，由縣委常委、縣長等分片包干。對平原地區的旱地，通過平整土地，改善排灌，當年就全部澆上了水﹔在北部山區則劈山開渠，修建小型水庫並利用坑窪地造蓄水池，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由於修建密雲水庫佔了縣裡24萬畝好地，許多果樹被淹，廣大農民對植樹綠化非常積極，加上政策措施好，很快在水庫四周專植板栗、核桃、蘋果、梨等果樹。既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經濟效益，也更好地保護了京華水源。

■供圖/矢志

◆往事憶舊

懷柔道德坑村野戰醫院

為紀念解放戰爭時期在懷柔寶山鎮道德坑野戰醫院救治過程中逝去的革命英烈，1947年，道德坑村建立了簡易陵園，安葬了600多名革命英烈。2005年初，懷柔區寶山鎮黨委、政府投資150萬元對陵園進行了改造重建。並將掩埋在道德坑村境內的部分革命烈士遺骨遷葬於該陵園內。圍繞道德坑野戰醫院救治傷員的那段歷史，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收治三萬余傷員

解放戰爭時期，懷柔區寶山鎮曾一度是冀熱察軍區司令部所在地，時任司令員是段蘇權將軍。段老生前回憶：當時的軍區后方醫院設在寶山鎮的道德坑村，主要接收部分平津戰役、喇叭廟戰役、延慶康庄戰役、赤城龍門鎖戰役的傷員。參戰的主要部隊有：華北軍區第二兵團獨立七師、八師﹔東北野戰軍先遣兵團41軍、48軍等部隊。在三年多時間裡，醫院共救治傷員3萬多人，其中部分傷員是各野戰醫院轉移來的重傷員。當時這裡是冀察熱遼軍區最大的后方醫院，醫生及工作人員有300多人。

由於當時醫療條件簡陋，道德坑全村幾乎家家都是病房，戶戶都住傷員。全村男女老少都參加到了傷員護理當中。原晉察冀部隊獨立7師某團排長杜瑞江，在龍門鎖戰役負傷后，於1947年5月至1947年底在道德坑軍區野戰醫院養傷，1948年初才出院。期間曾任醫院健康連連長，回到野戰部隊后歷任連長、營長。解放后曾在二炮后勤部工作，從副師級崗位離休。據杜瑞江回憶：1947年在道德坑養傷的傷員將近300人，養傷期間，他住在道德坑村李清山家。

經歷了60多年的風風雨雨，道德坑野戰醫院舊址已是滿目皆非，但當年建起的道德坑革命烈士陵園卻依稀可見。據說，解放戰爭時期，醫院收治部隊傷員多達3萬余人，大部分是重傷員。由於當時條件有限，缺乏救治傷員所需的特種藥品及醫療設備，犧牲在道德坑村的革命烈士多達3000多人，在道德坑烈士陵園及村周邊掩埋600多人。他們當中包括普通士兵和營、連、排長。

■軍民親如一家人

1946年下半年的一天，村子裡一下子來了許多傷病員。村干部立刻把辦公房間讓給傷員，因傷員多、房子少，急得村干部和部隊首長團團轉。這時圍觀的人群裡有人嚷了句：“戰士們是為我們翻身解放負的傷，就讓這些傷員到我家去住吧!”“到我家吧,到我家吧!”接下來，村民們爭先恐后地請求起來。看到這情景，部隊領導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不約而同地向村民們敬了一個庄嚴的軍禮……於是,小小的道德坑村出現了“家家是病房，戶戶住傷員”的感人情景。

據當年接收過傷病員的村民李青春老人回憶：1947年他15歲，家裡接收了彭海川、王永路、李葉等五位傷員。受傷戰士們看著他家本已擠得滿滿的一鋪土炕，心裡很不是滋味。可父親還是把土炕讓給了傷員，而他卻帶著孩子把家裡用於裝雜物的一間簡易廂房收拾干淨，搭起小土炕。讓一家八口人擠了進去。

當時，傷員和村民們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李青春的父親為了讓傷員吃得好一點兒，總是在盛粥時把稠的盛給傷員，把稀的留給自己和孩子。糧食不夠吃了，李青春的父親就讓青春和小伙伴們去山上挖野菜。為了讓傷員盡快恢復體力，李青春的父親最終把目光盯在了家裡唯一的一隻羊上。第二天，香噴噴的羊肉端到了五位傷員的面前。 在家人的精心照料下，沒多久，五位傷員全部康復重返戰場。

■共渡難關戰死神

1947年，國民黨進山圍剿時，一名受傷的解放軍戰士由鄰村的擔架隊抬到道德坑村，13歲的村民邢文舉看到戰士傷勢很重，趕緊端來一碗熱飯湯，可傷員喝不下去，文舉找來管子，撬開傷員的牙關，用小銅勺一勺一勺地把飯湯灌了進去。傷員剛剛蘇醒后，敵人又進山圍剿了，邢文舉就和擔架隊一起將傷員轉移到村外很遠的一條山溝裡。擔架隊走后，文舉又讓這名傷員踩著自己的雙肩爬上山崖，在一個山洞裡隱蔽下來，並用茅草將洞口偽裝好。敵人搜山時，文舉就鑽進山洞裡。敵人走后，他又在洞口站崗放哨，並冒著生命危險到村裡去給傷員找吃的，在文舉的精心照顧下，幾天后，這個傷員被送到軍區后方醫院，傷員傷好歸隊前，含淚攥住文舉的手說：“是老區的人民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將以在戰場上勇猛殺敵的實際行動，報答老區人民對我的厚愛。”

■供圖/魏明俊

◆往事親歷

徐貽聰：我參與組建外交部拉美司

在外交部建司歷史上，歐洲司、美大司、非洲司、亞洲司等因管轄的地理范圍大、建司歷史久，而拉美司建司相對較晚，成立於1989年初。如今，拉美司負責46個國家及地區事務，《中拉關系白皮書》也於2008年對外公布。74歲的老外交官徐貽聰講述了參與組建外交部拉美司的過程。

■起草報告建議設立拉美司

從“文革”后期至1988年，當時的美大司是外交部的一個大司，分管北、中、南美洲及大洋洲的事務，涉及的國家和地區共有70多個。其中拉美和加勒比部分佔其中46個，超過一半。1988年2月，徐貽聰開始在美大司負責拉美部分工作。他說，對於美大司司長來說，處理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大國的事務性工作很多，司長無暇顧及拉美國家的相關事情，因此拉美國家駐華大使有事隻能聯絡時任美大司的副司長徐貽聰，一些拉美使節認為受到了“怠慢”。

按當時慣例，每隔一段時間，拉美駐華使節都要與外交部相關處室負責人進行一次工作午餐，在這些場合，一部分拉美使節提出希望與美大司司長，甚至是副部長一級的領導見面。根據形勢的變化和工作量大增的現狀，時任美大司司長劉華秋建議徐貽聰考慮是否需要單獨設立拉美司。

徐貽聰馬上與其他同事進行了探討，大家都認為，從實事求是的原則出發，加大對拉美及加勒比的重視程度和工作力度是當務之急，把拉美部分從美大司分離出來有必要且應盡快著手。在聯合國乃至世界地理上，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區也是一條分支。在廣泛征求各方意見基礎上，經過近半年時間的醞釀，徐貽聰草擬了給外交部領導的報告，正式建議成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簡稱拉美司。

經過外交部黨委審定並報請國務院批准后，拉美司於1989年初正式宣布成立。從地理上北起墨西哥，經過中美洲、南美洲共33個國家，再加上13個當時沒有獨立的地區，拉美司共分管46個國家及地區，成為外交部又一個大司。

■陪同國家領導人出訪拉美國家

在建立之初拉美司共設有4個地區處，還有綜合和翻譯處，該處是為了給國家領導人及部外交領導出訪提供西語翻譯、正式文件翻譯。當時人員編制有60人，因為是從原美大司調配人員，所以工作人員很快到位，領導班子則由5人組成，一位司長，2位副司長，2位參贊。由當時擔任莫桑比克大使的張寶生出任首任司長，徐貽聰為副司長。

拉美司的成立對我國全面開拓對拉美工作，增加雙邊相互理解起到重大作用。成立之后，拉美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籌備並組織陪同楊尚昆主席出使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墨西哥、智利等國，這在當時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外交活動。由於那個時期拉美多個國家對我國並不了解，因此這次成功的出訪活動獲得很大國際反響。

隨著拉美司的建立，巴西、古巴等多國元首、政府首腦、外長及領導人開始對我國進行訪問。在美大司和拉美司期間，徐貽聰有機會參加巴西總統薩內爾、阿根廷總統阿方辛、烏拉圭總統桑吉內蒂等拉美國家領導人訪華的准備和接待，並多次聆聽鄧小平與這些外國領導人的談話，“鄧小平同志與多位拉美國家領導人會見時也反復強調了中拉關系的重要性。從中我也受到思想、政策、策略、外交、宣傳等方面的教育和熏陶。”

隨著中拉關系進一步加強，我國向海地派出維和部隊、中國小球員到巴西學足球，雙方在貿易投資、進出口、留學教育等各方面發展迅猛，保護在外華僑華人利益等事務都會涉及拉美司的日常工作。如今，拉美地區已有16個國家被中國批准為中國公民境外旅游目的地國。孔子學院也在拉美地區的許多大學裡開始籌建並運轉起來。

■登長城吃烤鴨都是外交任務

受外交部委派，徐貽聰在美大司和拉美司任職期間還多次主持接待並全程陪同巴西外長索德雷、古巴外長馬耶米爾卡、烏拉圭外長伊格萊西阿斯、厄瓜多爾外長科多韋斯等人訪問中國，陪同外賓了解我國歷史文化也是外交工作中的一部分。

徐老回憶，登八達嶺長城、游故宮、吃全聚德烤鴨是每次接待活動的保留項目。“當年登八達嶺長城，除了沿途會有安保協助，並不會清場，這些外賓都是和中國游客一起爬長城。當他們拿到‘我登上萬裡長城’的証書時都特別高興。” 因為享受外賓禮遇，平時不對外開放的故宮博物院一些大殿也被特別允許進入參觀。在陪同巴西外長參觀西安兵馬俑時，外賓們破例獲准前往俑坑，近距離欣賞兵馬俑。

在徐老的外交生涯中，發揮中餐魅力和藝術性，並使之為外交工作添彩是他一直注重的事情。他記得，每逢接待外賓，品嘗全聚德烤鴨是少不了的。店裡安排外賓們先在鴨身簽名，隨后等著烤鴨端上桌，看到簽名后才開始品嘗烤鴨的美味，每次都會引得外賓嘖嘖稱道，兩國之間的友誼也會隨著美食增溫。

■兩位前外長眼中的徐貽聰

“徐大使是好人”，這不僅是前外交部部長李肇星的評價，也是很多拉美使節的一致看法。據李肇星回憶，1989年6月4日，李肇星時任新聞司司長，徐貽聰作為拉美司副司長，他們一同陪同時任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錢其琛訪問厄瓜多爾、古巴以及秘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等國。

李肇星記得，面對一些西方政客對我國的不友好言論，徐貽聰在錢外長指揮下堅決反對西方干涉我國內政，同時又耐心平和地用地道的西班牙語為拉美朋友解惑釋疑，體現了一位高級外交官對國家的忠誠。

除了1989年6月，徐貽聰還在1990年9月再次陪同錢外長出訪拉美，而在這次訪問中，可能是因為錢外長看到徐貽聰每頓飯都能吃兩頓主菜，在每次活動的轉換途中上車就能睡著、一路上又准時完成任務，內部聚餐時暢飲白酒等情況，給了徐貽聰一個評價：“徐貽聰是站起來能干，躺下來能睡，坐下來能吃，高起興來還能喝。”

在外交職場上奮斗多年的徐貽聰，晚年生活仍然豐富多彩，作為前外交官聯誼會理事，現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他承擔了一部分社會工作。業余時間，除了撰寫國際問題的看法，他還喜歡收集各國硬幣和郵票。

此外，徐老還要陪伴和照顧因四次骨折導致行動不便的老伴，不論是在自家樓下晒太陽，還是在海南三亞度假，推著輪椅的徐老成為“一道特別的風景線”，而在熟悉的親友中，獨自悉心照料老伴的徐老是位“模范丈夫”。不過，徐老並不認同這樣的贊美，他認為既然做了夫妻，相互照料就是分內的事，看到老伴在他精心照顧下得以逐漸康復且精神愉快，就是一種深層次的幸福。

徐貽聰，1938年出生於江蘇淮陰,1963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進入外交部工作。曾任外交部美大司科員、拉美司副司長及中國駐厄瓜多爾、古巴、阿根廷大使。還曾擔任過新華社駐巴拿馬分社記者和世界知識出版社社長、黨委書記。2001年2月退休后，曾負責過外交部首批檔案解密的審批工作，著有《結緣拉丁美洲》、《加勒比綠鱷——古巴》、《雅園拾趣——一個退休外交官的“三事”集》等書。

■文/胡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