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官見証的南京大屠殺

■日本國內訓練和尚當兵 （資料圖）（1 ?3張）

　　南京大屠殺30萬同胞遇難75周年紀念日前夕，4本與這段歷史有關的書籍首發，其中之一是旅美華人陸束屏編譯的《美國外交官的記載》，收錄了美國外交官愛利生等人1937年12月28日至1938年8月10日從南京發出的包括16份報告、5個月度總結、兩個備忘錄、兩封信件、158份電報等。

　　這些外交文件是到目前為止記載南京大屠殺期間，以及此后那段時期，唯一具有連貫性的官方記錄材料。陸束屏對本報記者表示，部分資料曾長期無人問津，找到這些材料，對於他的研究來說意味著成功，但是材料中記載的血腥場面讓他壓抑和悲哀。

　　我將自己的研究方向，定為西方人士對南京大屠殺的目擊証詞，是希望以中立國人士的描述來証實日軍暴行客觀存在，無法抵賴。

　　——陸束屏

　　《1938年1月南京的狀況》中報告：外交官抵達南京的那天之前，日本人清理掉很多尸體

　　1938年1月6日上午11時，由美國大使館三等秘書愛利生、副領事埃斯皮等人組成的美國領事小組，幾經周折后抵達南京下關，成為日軍佔領后首批進入南京的外國官員。南京淪陷前，國民政府的中樞機構暫時遷往漢口辦公，各國駐華使節也隨之遷走。

　　抵達南京后，經過使館工作人員調查，以及與留在南京的美國居民交流，埃斯皮撰寫了《1938年1月南京的狀況》的報告，由愛利生呈交給駐漢口的美國大使館。

　　根據報告記錄，日軍進入南京后，以搜捕和“清剿”留在城內的中國軍人為名，將曾當過兵或懷疑當過兵的有組織地槍殺，此外，還有“兩三個或者人數更多些的小股日本兵在南京全城任意游蕩，正是這些日本兵在南京犯下屠殺、強奸和擄掠等罪行，造成南京城最惡劣的恐怖”。

　　“我們抵達南京的那天，日本人告訴我們不得不在前一天清理掉很多尸體。然而，仍然可以在房屋內、池塘裡和偏僻些的街道旁見到尸體。一位美國公民告訴我們，日本兵闖進城南一處住有14口中國人的房舍。他說見到11具尸體，其中婦女據說被先奸后殺。僅有兩個小孩和另一個人幸存。前些日子，在使館附近的小池塘裡打撈尸體，撈上來二三十具身著平民服裝的中國人的尸體。

　　“這裡的外國人相信，日軍佔領的最初階段，每晚有1000多樁強奸案發生。一個美國人統計，在一處美國房產裡，一個晚上發生了30起強奸案。

　　“在進行屠殺與強奸的同時，四處擄掠的日軍徹底搜索、劫掠了全城。日本兵闖入、洗劫了幾乎每一棟房屋、建筑並將中意的物品擄掠而去。”

　　其他的報告、電報還顯示，愛利生對日軍的暴行以及日軍對美國人財產的侵犯，一再表示出抗議，並通過多種途徑向在南京的日軍當局施壓，由此他成為在南京不受日軍歡迎的人。日本使館工作人員福井說，愛利生過於信任美國傳教士的消息，而這些消息是以中國籍雇員講述的內容為依據。鑒於此，愛利生決定親自調查一個案件，不料在調查過程中，愛利生卻被日本兵打了耳光，此事即為發展成美日外交糾紛的“愛利生事件”。

　　所收錄“日本兵在安全區內非法行為”材料，曾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控方証據

　　陸束屏介紹，埃斯皮1938年1月有關南京狀況報告中，有一小部分在1946年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鬆井石根時，作為控方証據在法庭上宣讀。

　　這段歷史在江蘇行政學院楊夏鳴教授所著的《東京審判確認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的証據》一文中也有體現：這篇以美國國家檔案館所藏《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筆錄》及其他資料為依據的文章提到，“訴方律師在法庭上宣讀了其中從1937年12月16日至1938年1月4日13封由斯邁思和拉貝簽名的寫給日本駐南京使館的信，報告了日軍入城后所犯的種種罪行”。

　　這些在法庭上宣讀的信件，當時除了發給駐南京的日本大使館外，同時也在美國大使館備份，並作為《1938年1月南京的狀況》報告的附件，被呈送給美國大使館。

　　拉貝和金陵大學教授斯邁思等人一起，成立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但是，“安全區”並不安全，搶劫、強奸、殺戮等行為不斷發生。斯邁思和拉貝接連簽名發出13封信給駐南京的日本大使館，希望對方“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立即中止日軍的非法行為”。信件所附的“日本兵在安全區內非法行為”，是難民、牧師、學校教授等人報過來的案件，都被編成號記錄下來：

　　16. 12月15日，一名被刺傷的男子來到鼓樓醫院。他報告說六名中國人被日本兵從安全區抓走，往下關運彈藥。到了下關后日本兵將他們都刺殺。然而他活了下來，回到鼓樓……

　　174. 1938年1月1日下午1時40分，兩個日本兵闖入福斯特牧師居住的珞珈路17號，強奸了一名姑娘，並毆打另一個抗拒強奸的姑娘。這是兩周來第一次在兩小時內沒有西方人士在屋內，福斯特牧師和費奇先生去用晚餐了。費奇、馬吉和福斯特獲悉，急忙開車趕到這地方，將兩個姑娘送到鼓樓醫院治療。

　　這些記錄下來的案件，報告人表示，“僅僅是有時間核實的”，“還有別的案件報告給我們，但是沒有時間將它們記載下來”。

　　除了向日本大使館抗議，拉貝等人還竭盡所能地為安全區的難民提供庇護，並由此受到美國外交官的肯定。埃斯皮在《1938年1月南京的狀況》中高度贊揚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工作：“22名西方籍人士在南京開展的工作在此值得表達特別的敬意。他們不知疲倦、持續不斷地努力為中國老百姓獲得人道的待遇……”

　　很多電報沉寂在浩如煙海的檔案館內，在陸束屏之前沒有人使用過

　　陸束屏是旅美華人，現為內布拉斯加大學教授，從1996年末開始關注並從事這一段歷史的研究工作，包括收集南京大屠殺親歷者留下的記錄。“我將自己的研究方向，定為西方人士對南京大屠殺的目擊証詞，是希望以中立國人士的描述來証實日軍暴行客觀存在，無法抵賴。”

　　第三方關於這段歷史的資料，被學界認為特別珍貴。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王衛星所長說，中日雙方都是當事方，而美、英、法等國作為第三方，那些國家的親歷者記載的資料更加客觀。

　　陸束屏說，1997年他編撰另一本書時，尋獲一些愛利生從南京發出的外交電文。由於絕大多數外交電報都有編號，查看所尋獲電報的號碼，他知道還有很多電報沉寂在浩如煙海的檔案館內。1999年8月他第一次去美國國家檔案館查找，此后十多年或專程或順便，先后不下八九次去查詢，最終收集到所有能查到的外交文獻。陸束屏說，前兩三次去檔案館時，在專家指點下去查美國駐南京大使館1938年檔案，“在我之前還沒有人使用過，因為這十數卷檔案都由我拆封”。

　　材料中的血腥讓陸束屏感到壓抑和悲哀，“冥冥之中，似乎這項工作一直等著我來做”

　　陸束屏對本報記者表示，收集到這些材料的感受“極為復雜”。找到材料，對於他的研究來說意味著成功，但是材料中記載的血腥場面讓他感到壓抑和悲哀。

　　材料的收集過程，也讓陸束屏感覺到冥冥之中的緣分。《美國外交官的記載》一書中的外交官之一，美國駐南京大使館三等秘書愛利生，也是自幼生長在內布拉斯加的林肯市。他在那裡上中學，並於1927年畢業於內布拉斯加大學。這是陸束屏目前供職的大學，該大學的研究資金會提供資金給他做這項研究。

　　“75年前，這位愛利生先生從我現在居住的林肯市到南京去工作，而我則是反方向，在相隔60多年之后，從南京來到這座城市，於1994年到他當年讀書的大學工作。冥冥之中，似乎這項工作一直等著我來做。”

(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