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織色入史箋——中國歷史的色象》：陳魯南著﹔中華書局出版。

圖為《織色入史箋》一書中插畫，唐代張萱《搗練圖》（局部）。

　　《織色入史箋——中國歷史的色象》是中華書局新近出版的一本庄嚴華麗的歷史讀物。燙金繡片的封面，五彩的絲線裸背裝訂，如同盛裝一般把絢麗的中國歷史庄重地鋪展開來。

　　在這個世界上，恐怕沒有任何一個民族能像中華民族這樣，幾千年來對色彩如此痴情。紅、青、黃、黑、白，以及它們之間的間色，這些直接的視覺感受，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被以某種秩序不斷地重新排列組合。國人以纖毫入微的區別賦予它們各種重大、深遠、精准而繁復的社會含義。

　　顏色是一種政治文化

　　顏色的文化源遠流長，直至今日，祖先留下的色彩觀，仍然是影響我們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種大色藏身於中國歷史的各種記載中，作者細心地將它們從歷史的點滴表述中抽取出來，橫向對証，縱向梳理，加以深究。商周青銅器的金文，許慎的《說文解字》，《詩經》《左傳》《禮記》中的寥寥數語，《晉書》《魏書》《舊唐書》《資治通鑒》的記錄，歷代文人的詩詞歌賦，《紅樓夢》《三國演義》等明清小說，甚至是《本草綱目》這樣的著作，都沒有逃過作者明察秋毫的眼睛。《織色入史箋》信息量之大令人拍案稱奇，直呼過癮。

　　作者研究顏色，在自然科學部分也涉及了少許，但從整體著墨來看，還是忘我地置身於文史研究當中的。顏色與政治文化的關系，在這本書裡被賦以深情，娓娓道來。

　　比如紫色，這種介於紅色與黑色之間的間色，經歷可謂復雜。西周時期，紫草難以種植，紫色染料成為稀缺資源，能夠擁有紫色，就成了權貴的象征。周朝后期，原本代表政治秩序的正色紅色，被身穿紫色的諸侯權勢欺壓，以至於祭祀這樣的重大場合，諸侯不再衣紅，而是衣紫，令孔子大嘆惡紫奪朱，禮崩樂壞。然而，秦始皇一統中國之后，定制官員服飾，上品為紫色，中品為赤色，下品為綠色。紫色自此成為名正言順的高貴之色。劉氏漢朝，金印紫綬是官階最高的人才能享有的特權。秦漢以降，直至隋唐，紫色均為高級官員的朝服。

　　《韓非子》中“齊桓公好服紫”的故事也成為歷代統治者誡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典型教材。春秋五霸之一的齊桓公，喜歡穿紫色的衣服，於是紫色成為齊國的流行色，以至於五匹白絲也換不到一匹紫色絲帛。盡管昂貴，全國百姓仍然搶買，此象令齊桓公憂心忡忡。宰相管仲建議，從齊王自身做起，不要再穿紫色衣服，並讓齊王放出話來，說紫色衣服有臭氣，誰穿了紫色衣服就不要靠近他。如此一來，齊國人都開始討厭紫色。《韓非子》這樣寫道：“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紅、青、黃、黑、白，五種顏色，以及各種顏色之間的間色，每一種都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經歷榮耀與落魄的多重磨礪，隨著歷史文化的變遷而命運多舛。中國的文卷史冊，浩繁紛雜，諸多顏色散見其間，又剝離不得，它們正是承載著古人的智慧，裹雜著五顏六色的流光，去引領一個個時代的自新向前。可以說，研究色彩，就是研究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文化，更有助於研究當今時代的國民心理。

　　文史愛好者在成長

　　《織色入史箋》的龐大信息量讓人驚嘆，然而，人們不會想到，書作者並非學界或文化圈的專業人士，而只是一名文史愛好者。

　　名家寫文史給大眾看，若能舉重若輕，是大眾的福分。十年來，這個福分滋養了一批文史愛好者。同時，整個社會個體表達的自由度也有了大幅提升，尤其是來自學術界、文化界的寬容，使這樣的青年文史愛好者放下了“包袱”。雖然處於非專業研究領域，但他們已有了足夠的自信拿起筆來，從他們所關心的視角開始寫自己所崇敬著迷的那段歷史，實現了從讀者到作者的歷史性成長。

　　《織色入史箋》的作者是一名普通公務員，但這批出生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青年作者，有機會見証在各種社會思潮的交融激蕩之下，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蘇、發芽、融合、發展。他們求知若渴，兒時讀《上下五千年》，大學讀白壽彝的《中國通史》、錢穆的《國史大綱》，也讀柏楊的白話版《資治通鑒》。他們盡量堅持獨立的判斷和健康且新鮮的趣味，帶著敬畏之心對中國歷史文化進行尋根溯源，同時也在反思中探求中國人的精神坐標。他們思考，然后把思考和盤托出，他們以專業的精神考証、寫作、分享，這一切正是在實踐一種文化上的“反哺”。

　　“嚴凝雪夜正開花”，從《織色入史箋》中我們看到了優秀青年文史愛好者經過修煉，摒棄浮躁虛榮，正把個人的興趣與孜孜以求的治學精神結合在一起，創造出優秀的文史普及讀物。

　　《 人民日報 》（ 2015年01月20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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