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幾位飽學之士，走出京城，匯聚孔子故裡、尼山腳下，創辦尼山聖源書院，干起傳承儒學大事。

　　6年來，一群有志之士，紛入書院做義工，“背著干糧為孔子打工”， 從“尼山論道”到“尼山會講”，從“尼山師訓”到“尼山論壇”，從“尼山體驗”到“儒學下鄉”，弘揚儒家思想，傳播中華文化，聲名遠播海外，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00多位專家學者慕名而至，展開東西方文化對話交流，甚至連印尼前總統梅加瓦蒂、匈牙利前總理邁杰希也登台演講。

　　為推動儒學走近民眾，這群有志之士傾情村野，把課堂開到村裡，讓儒學重回鄉村，用通俗語言、生動故事，為村民講授《弟子規》《孝經》《論語》等經典，從孝道入手，再倡鄉村儒學，啟迪百姓心智，重建倫理秩序。此舉讓鄉村如沐春風，引發山東鄉村儒學熱，120多個鄉鎮綜合文化站、1900多個村文化大院紛紛建成儒學講堂。

　　2013年11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山東曲阜，參觀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他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對歷史文化特別是先人傳承下來的道德規范，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

　　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需要摒棄的封建糟粕，但它的許多內容，比如孝悌、仁愛、誠信、禮義、廉恥等，源自人性的深處，是一切文明人所不能離棄的人倫道德底線，也是中華民族長期積澱的重要文化基因。隻要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儒學完全可以也必將成為中國當代文明建設的重要精神資源。

　　　　　　　

　　牟鐘鑒，1939年生，山東煙台人，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哲學史學家、宗教史學家。尼山聖源書院首任院長。

　　王殿卿，1936年生，河北廊坊人，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原常務副院長、教授，德育教育家。尼山聖源書院首任常務副院長。

　　趙法生，1963年生，山東青州人，哲學博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秘書長。尼山聖源書院秘書長。

　　　　　　　　　

　　儒學不是宗教，是社會德教

　　“現在國學的教育和復興，使‘魂’與‘根’對接”

　　中央民族大學西側，有一片老式住宅樓，牟鐘鑒先生的寓所藏在其中。一個夜晚，我敲響角落裡的一扇門。牟先生身材頎長，顴骨高聳，眼睛深陷，身子薄如板，鏡片厚如瓶，一副仙風道骨。握先生之手，好像握著一把柴。請益倆小時，不由心生敬畏，嘆服先生睿智，景仰先生儒雅。

　　臨別時，我提出請求：“牟先生，能和您合張影嗎？”

　　先生連聲說：“可以，可以。”

　　牟夫人聞聲而至。我把手機遞給夫人，執意請先生端坐藤椅，自己彎腰伏在身后。

　　書房空間小，手機難變焦，牟夫人照了兩張，不太理想，索性往地上一跪。

　　這一跪，讓我心頭一震，肅然起敬。

　　記者：有人把儒學稱作儒教，我國古代把儒學歸入“儒釋道三教”，韓國和日本習慣稱為儒教，東南亞也把它當作宗教。依您來看，儒學是宗教嗎？

　　牟鐘鑒：這就看你對宗教的理解了。如果把宗教理解得很寬泛，像蒂裡希講的終極關切，那儒學是宗教。如果按照我們的理解，儒學就不是宗教。宗教一定得有彼岸的追求，也就是超人間的力量，是一種神靈崇拜，是一種來世的彼岸，是一個天國。

　　中國古代所說的“儒釋道三教”，那個“教”，是“教化”的教，不是“宗教”之教。儒學有宗教性，但不能說它是宗教。孔子被譽為“大成至聖先師”，他不是神，也不是王，而是師。

　　記者：國內有一種觀點，弘揚儒學，應該借鑒韓國、日本和東南亞的做法，把它作為宗教來信仰、崇拜，規范人們的言行。您贊成這個觀點嗎？

　　牟鐘鑒：我不贊成。在韓國，儒學被稱為儒教。香港有六大宗教，其中之一就是孔教。東南亞一帶都有孔教會，受儒家影響特別大。雖然我不贊成，但是我尊重，也能理解。因為，當地有很多宗教，如果你本身沒有一個教會組織，不能成為一種宗教，與周圍的信仰就沒有平等地位。

　　對待海外把儒學當作宗教，我們應該抱持開放的心態。為什麼？儒釋道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這些華人現在的價值觀還是儒釋道，作為民族的凝聚和紐帶、精神寄托，這個是共通的，應該鼓勵和支持他們。

　　記者：儒學所涉及的內容很廣泛，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您對儒學的定位是什麼？

　　牟鐘鑒：我稱儒學為社會德教，是道德教化。比如說“五常八德”，政治上的“為政以德”“德主刑輔”“禮法合治”“民惟邦本”﹔經濟上的“養民富民”“開源節流”“見利思義”﹔文藝上的“文以載道”“盡善盡美”﹔軍事上的“仁者無敵”“義兵必勝”﹔教育上的“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學思並重”﹔外交上的“協和萬邦”“天下一家”，等等，在今天也都適用。所以，我將它稱為“社會德教”。如果把它變成一個純粹的宗教團體，就狹窄化了。

　　記者：從1912年蔡元培提出廢除讀經等改革開始，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的“新文化運動”，再到十年“文革”，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幾次被否定。直到現在，不少到過韓國、日本的人都說，他們比中國更尊敬孔子。為什麼儒學會在中國命運多舛？

　　牟鐘鑒：這要追溯到100年前，近代中國落后挨打，引起國民的文化自卑和偏激情緒，覺得儒家文化阻礙了中國現代化，興起“反傳統、反孔教”，致使儒學成為“游魂”，民族文化根基一度被鏟除，民族精神命脈一度被割斷，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園，成為精神上的“流浪漢”，加上受功利主義大潮沖擊，本來很脆弱的傳統道德更加衰微。

　　王陽明說過，“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把自己家裡無盡的寶藏給扔了，卻效法那些討飯的孩子，這不挺可憐嗎？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了自己的文化，這個民族是名存實亡的。

　　現代化過程和社會轉型中，各種矛盾層出不窮，需要傳統道德維系社會穩定，以保証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歐美現代化過程中，有改革后的基督教道德維持精神生活。韓國與我國台灣在經濟起飛中，有改良的儒家傳統道德在配合市場化過程，文化上都未出現斷裂。兩岸三地和海外華人華僑中，“五常八德”依然是他們為人處世的價值觀，超越了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界域。

　　記者：百年來儒學幾次被否定，耽誤了幾代人的國學教育。比如我這一代人，在“文革”中長大，沒有接受過良好、系統的國學教育，加上經歷“批林批孔”，儒學知識淺薄，甚至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見。我們現在亡羊補牢，重振儒學，還來得及嗎？

　　牟鐘鑒：一個民族的文化基因、文化血脈不是僅僅靠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就能鏟除的。即使在“文革”中，“孔家店”倒了，而老百姓的血液裡還有。歷史証明，孔子是打而不倒、批而不臭的，他的思想已潤於肌膚、浸入骨髓，成為一種民族性格，成為民族的文化基因。我們還有傳統文化的根在，只是“喪魂落魄”，現在把“魂”找回來，與“根”對接起來。

　　現在國學的教育和復興，讓偉大的民族精神和傳統美德重新歸附到民族之體上，特別是要回歸到作為根基的廣大民眾的生活中，使“魂”與“根”對接。這是重建禮儀之邦、道德之國的基礎性工程。孔子說“禮失求諸野”，我把它改為“禮失求諸鄰”。

　　但是，如果再不振興，也有危險了。基因是會變異的，基因遺傳是會斷裂的。我們要有危機感、緊迫感，要有憂患意識。

　　陳水扁在台灣搞“台獨”，其手段就是在文化上“去中國化”。大陸有些人也在不斷否定傳統文化，教育上重洋輕中、重智輕德、重理輕文，培養出很多高智商、精專業的博士，卻沒有中國心、道德魂，這實際上是做著“去中國化”的蠢事，應該猛醒了。沒有文化的自覺自愛，是不可能真正愛國家的。

　　記者：黨的十八大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儒家思想是什麼關系？

　　牟鐘鑒：有聯系。我覺得相當一部分都與儒家思想有內在的聯系。比如說，“文明”，《易傳》裡就有﹔“和諧”，《論語》裡有“和為貴”“和而不同”﹔“敬業”，《禮記》裡有“敬業樂群”﹔“友善”，《孟子》裡有“與人為善”﹔“愛國”，《北史》裡有“盡忠報國”﹔“誠信”就更不用說了，《論語》裡有“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中庸》《孟子》裡論“誠”的內容很多。可以說，儒家思想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思想源流之一。

　　記者：“民主”“平等”是舶來品嗎？

　　牟鐘鑒：“民主”這個詞是從西方來的，但儒家有民本思想，主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為貴，君為輕”﹔強調“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突出民心向背的重要。盡管“民本”和“民主”有區別，但強調“民”的重要性，不能說它與民主沒關系。

　　儒家的忠恕之道，最能體現平等精神。“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是將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比基督教的“己所欲施於人”更好。

　　用儒家思想，辦儒家事業

　　“政府支持推廣國學十分重要，但推廣國學不能搞運動”

　　王殿卿先生的寓所在北京望京西。與他見面，是在周六。八點半，小區旁的茶館反鎖著門，我們試探了一下，居然叩開。那天上午，重霾鎖城，馬路對面，就是外形奇特的望京SOHO寫字樓，雖然百步咫尺，卻憑空消失，不由讓人懷念起“APEC藍”。茶館裡梵樂低回，我倆兩杯白開水，對聊倆小時。

　　王先生身材魁梧，性格開朗，談笑風生，表情豐富，很會調動氣氛，雖然年近耄耋，依然激情澎湃，充滿活力。

　　記者：您長期從事學校德育研究，接觸亞洲“四小龍”的德育情況比較早，儒學對“四小龍”有怎樣的影響？

　　王殿卿：新加坡的儒家倫理，是“忠、孝、仁、愛、禮、義、廉、恥”。他們20世紀80年代開設儒家倫理課，中學三四年級需把儒家倫理讀下來。

　　台灣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一直到現在也沒變。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台灣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四書”內容，列入高中課程。

　　我曾經去過韓國3次，感受最深的，是原汁原味的儒學。儒學從中國傳到韓國、日本。韓國古代的120所書院，到現在還保留著，只是不執行原來的功能了。我考察過韓國十幾所書院，有的是旅游景點，有的是民間傳播文化和道德的基地。

　　韓國紙幣上印有歷史人物頭像，其中一個叫李退溪（公元1502年—1571年），是古代朝鮮的儒學泰斗，被稱作“韓國的孔子”﹔一個叫李栗谷，被稱作“韓國的孟子”。我第一次去時，就到了李退溪辦的陶山書院，在慶尚北道。當地有好多宋代的文物，明代的也比較多，包括明代皇帝對朝鮮王朝官員的任命書，蓋著皇帝的玉璽。韓國官員接待我時自豪地說：“我們也是‘孔孟之鄉’。”那次還碰上陶山書院的“忠孝禮教育館”舉辦儒家倫理夏令營，這讓我非常感慨，那時的中國，還沒有學生夏令營是學儒家倫理的。

　　記者：尼山聖源書院的教師都是義工，不但無利可圖，還貼進去不少錢。社會上有些人不理解，甚至有些誤解。你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王殿卿：知識分子要有社會擔當，這是一種境界。我們辦書院為的是什麼？為官？我們都當過了。為職稱？我們都有了。為錢？國家給的退休金夠花了。我們為的是，在有生之年，能夠為今后的中國教育發展蹚蹚路子，既是心願，更是幸福。用牟鐘鑒先生的話講：用儒家思想，辦儒家事業。這已經成為尼山聖源書院同仁的座右銘。

　　工作是一種職業，職業是為了飯碗，但是變成事業的時候，就要有精神了。中國人是有信仰的，有信仰不等於宗教，儒家不是宗教，儒家是文化，是中國人的價值觀。

　　記者：這幾年，很多地方都興辦起書院。您辦了這麼多年書院，如何看待以書院傳承儒學這種模式？

　　王殿卿：當今民辦書院的基本任務，是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培養有中國心、有中國精神的人才。不是現在學校裡批量生產“標准件”，那容易制造出沒有精神、沒有思想、任人使用的工具。

　　我們辦書院，是想為中國教育改革探索出一條路子。中國古代書院教育，在中國教育史上書寫了輝煌篇章，培育出一代代名家泰斗、志士賢達，創造出光耀世界的文明，積澱了豐富的教育智慧和優良傳統，為辦好當今中國教育留下取之不盡的智慧之源。清末民初，書院逐漸被現代學堂所取代，開啟“克隆”外來教育的時期。當今中國人要走自己的路，需要有屬於中國自己的教育，在反思百年“拿來主義”得失的基礎上，開發和承接中國古代書院的優良傳統，建構以中華文化為主體、能夠立德樹人的中國教育，乃是當代中國“教育人”的歷史責任。

　　“立德樹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務，現在喊得很響，還未有效落實！民辦學校可以憑借體制靈活性進行探索，體制內做不到的，體制外能做到。借助儒家倫理，繼承書院傳統，探索立德樹人教育新模式，真正把孩子當人去培養，而不是單純培訓考試機器，為民族復興培養大批德才兼備的人才。

　　記者：現在出現的國學熱，政府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也出現一些不好的現象，有的地方搞形式主義，有的利用孔子賺錢。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王殿卿：政府支持推廣國學十分重要，但推廣國學不能搞運動。有的地方把推廣儒學作為政績工程，搞“大躍進”，結果適得其反，讓老百姓產生逆反心理。

　　有的地方以辦書院為名斂財，把孔子當成“搖錢樹”。有的暑期國學班，上幾天就花上萬元。前兩天有人找我幫忙，要建一個佔地3000畝的書院，我一聽就不對味，道不同不相為謀，這樣會害了儒學。

　　農村太需要文化，太需要精神

　　“目前鄉村中的許多問題，恰恰是因為人倫和文化的基礎受損”

　　與趙法生博士幾次錯過：我去尼山聖源書院採訪時，他剛離開﹔他去書院講課時，我又脫不開身。好在他頻繁往返京魯，干脆約定濟南見面。連著幾次他來濟南，我倆都聊至深夜。因是同齡人，又都有濃烈的鄉村情懷，我倆聊得酣暢淋漓，相見恨晚。

　　趙法生的閱歷很豐富：文學學士、經濟學碩士、哲學博士，擔任過青島海底世界總經理，從商界跨越到學界，投身儒學研究。

　　開辦鄉村儒學以來，趙法生一年中有半載在山東。2014年，他又在家鄉青州開設3個鄉村儒學教學點，還赴濟南、煙台、濱州、濰坊、臨沂等地講課。

　　有天深夜，手機鈴響。他一看：“喲，兒子從德國打來的。”電話裡，依稀聽到對方說：“您老是在外面跑，要注意休息，別太累。”放下電話，他臉上放光：“兒子大了，知道疼人哩。”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我深為他欣慰。

　　記者：聽說您和同道們在山東泗水開講鄉村儒學，初衷是做實驗。為什麼要做這個實驗？

　　趙法生：中華文明被稱為鄉土文明，鄉村曾是儒家文化的沃土，曾經有一套完整的教化體系：私塾、宗族、宗祠、家譜、家訓、家禮、鄉紳等，構成鄉村道德和自治秩序的基礎。教化一旦蕩然無存，是非、對錯、美丑顛倒，道德底線就會垮塌。過去，一戶人家出了囚犯，全家人抬不起頭﹔現在，有人刑滿釋放卻像英雄凱旋。

　　農村的孝道問題日益突出，我看到一份社會調查，部分農村老年人自殺率持續上升，有的老人說“藥兒子”（喝農藥）、“繩兒子”（上吊）、“水兒子”（投水）比親兒子還親，讓人震驚和痛心！

　　儒學的當代困境，是失去了傳承體系而游魂化。我們在書院幾位老先生的支持下進行這個實驗，是要從儒學的發源地再出發，通過儒家的孝道和五倫教育，重建鄉村的倫理秩序和文化生態。為什麼要選擇孔子的誕生地？因為，如果連這裡都不管用的話，那儒學確實是不再適合這個時代了。

　　記者：有些地方的農村現在有一種現象：一方面禮義廉恥缺失、倫理道德荒蕪，另一方面卻熱衷宗教，邪教的傳播也不是沒有，就連孔子故裡也是這樣。個中原因是什麼？

　　趙法生：據了解，從近代到1949年的100多年間，基督教在中國傳了70萬信徒，一些早期來華傳教士，信徒寥寥，本人反倒鑽研和翻譯儒釋道經典，成為很有造詣的漢學家。著名的德國傳教士衛禮賢，甚至成了虔誠的孔教徒。

　　但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中國基督徒激增。究其原因，歷次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之后，儒家傳統缺少傳承，一些群眾失去精神寄托，各種外來宗教乘虛而入。

　　孔子故裡也不例外，尼山周圍一帶的老百姓，至今仍然隻知道有“孔老二”，不知道有孔子，而“孔老二”恰恰是對孔子的蔑稱。

　　記者：儒家誕生於2500多年前，為什麼對於當今鄉村的道德建設依然有效？

　　趙法生：的確，並不是儒學的所有思想都適合於當代，它本身也要與時俱進。可是，孔子曾說，孝悌仁愛、恭敬禮讓、誠信待人這些道德，即使夷狄也不能缺少，也就是說，儒家的基本人倫道德並不會因為地域和時代變化而喪失價值。相反，技術越發達，經濟越發展，社會對於基本人倫道德的需求就越強烈，就像高速鐵路需要更堅實的路基一樣。目前鄉村中的許多問題，恰恰是因為人倫和文化的基礎受損。

　　不分青紅皂白地批判傳統，數千年形成的家庭價值和五倫之道被簡單否定，家人內部的和諧相處越來越困難。家庭是村庄組成的共同體，家庭倫理失范所帶來的矛盾必然溢出家庭本身，影響村庄風氣，而由於教化真空和倫理失范引發的問題，恰恰是法律所難以根治的。

　　道德教化是儒家之長處，現在的鄉村儒學發揮了這些長處，又將它們與現代村庄治理相結合，通過鄉村儒學講堂，構建了以家庭倫理為基礎又超越傳統家族制度，並面向全體村民的道德教化體系。事實証明，孝、悌、仁、愛、禮、義、廉、恥等儒家道德，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和順、朋友有信等人倫之道，源於人心，發自人心，村民是認同的，也願意躬行實踐。隻要教化對路，持之以恆，自能春風化雨，收到化民成俗的效果。

　　記者：我看到一則報道，有些人到農村講儒學時，還沒講完，就走了一半人，原因是聽不懂。我採訪時，發現很多人對《弟子規》津津樂道，但也有人不以為然。儒學精華很多，您在講鄉村儒學時，為什麼首先選擇《弟子規》？

　　趙法生：農民文化程度較低，給他們講儒學，不能照本宣科，要用淺顯易懂的教材，要講故事和體會，還要用老百姓熟悉的語言，力求生動活潑。《弟子規》是一本蒙學讀物，源自《論語》“學而篇”，講的是人生最基礎的禮義規范，淺顯易懂，合轍押韻，朗朗上口，很適合給農民講課。

　　對懷疑《弟子規》作用的人，建議他走出辦公室，到老百姓中間去，看看那些因這本小冊子而化干戈為玉帛的家庭，問問那些因為這本小書而不再受兒媳虐待的老人。《弟子規》之所以有效，在於它重新喚醒了人性中的良知，這正是儒家教化之根本。當然，《弟子規》的思想畢竟源自幾千年前，我們不能指望它包治百病。

　　除了《弟子規》，我們今后還要向老百姓講解《論語》《孟子》《增廣賢文》等。

　　記者：您是中國社科院的學者，老往鄉下跑，會不會影響本職工作？別人能理解嗎？

　　趙法生：當然有影響，我手頭的兩本學術著作出版時間不得不推遲。另外，有人懷疑我們的動機，有人認為鄉村儒學不是真學問，也有人對儒學心存偏見，全部視為封建糟粕，說我們是在誤人子弟。

　　其實，我們做這一場實驗，是身為農家子弟對農家的牽挂。鄉村從中國文化的蓄水池向文化沙漠轉變，沒有文化的人都在逃離鄉村，何況文化人呢？農村太需要文化，太需要精神，太需要安身立命的支撐了。村民那渴望和理解的眼神，是對我們最大的獎賞。我們渴望更多的學界同道加入到儒學下鄉的行列中來，共同喚醒民族文化基因。

　　《 人民日報 》（ 2015年02月13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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