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作品帶有極為強烈的參與性，顯示了為百姓代言、為生民請命的文學追求和執著書寫人生的現實主義追求

　　從1992年到現在，作家路遙逝世已經23年。23年來，路遙的作品長銷不衰，無論是年度暢銷書排行榜，還是相關的文學閱讀調查，《平凡的世界》都名列前茅。2015年剛剛拉開帷幕，先是由路遙原作改編的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熱播於熒屏，繼之是厚夫撰著的《路遙傳》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隆重推出，使路遙又成為文壇內外的一大熱門話題。說句大實話，這種從熱讀、熱播到熱議的熱烈情形，不僅路遙在世之時未曾得遇，就是活躍於當下的許多作家也望塵莫及。

　　一個作家去世20多年，仍被人們以持續閱讀的方式念叨著、惦記著、懷戀著，這樣一種異乎尋常的情形，當然是路遙個人在文學寫作上傾力投入的最好回報，但個中隱含的某些意味與意義，對於我們理解和深思文學的要義、作家的志趣、創作的成色、作品的生命等現實話題，也都極富啟迪。

　　作為路遙的陝北同鄉和文學摯友，我對路遙的認知也有一個過程。上世紀80年代初，我由西安調至北京工作，閱讀陝西作家的作品自然成為寄寓鄉情的最好方式。那一時期，正是包括路遙在內的幾位陝西作家長足崛起的時候。路遙早期的《驚心動魄的一幕》《在困難的日子裡》相繼推出，作品在尋常題材裡顯示出對人之命運的強烈關注，讀來令人有五味雜陳的痛楚感，我覺得一個文學上的“狠角色”正在向我們走來。1982年寫出《人生》之后，我為之驚喜，這部作品不僅把路遙擅長表現城鄉交叉地帶生活的寫作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而且以高加林的性格矛盾和兩難選擇，使作品充滿了引人深思的開放性與復雜性。1985年前后，路遙開始《平凡的世界》的創作，這時的文學界尤其是理論批評界，掀起了更新文學觀念和引進新的方法的熱潮，置身其中的我，也開始由注重內容詮釋的批評觀向注重文體實驗的批評觀過渡。因而，當1986年讀到《平凡的世界》第一卷時，我不禁大為失望，為敘事的平淡無奇、平鋪直敘失望，為沒有在《人生》的基點上繼續攀升失望。於是，在《平凡的世界》第一卷研討會上，我一言未發，因為我不想給興致勃勃的路遙當場潑冷水。但我覺得一定要把意見告訴他，於是就用寫信的方式列舉了《平凡的世界》的諸多不足。很有涵養的路遙回信隻說“歡迎批評”，並囑咐我一定要好好再看此后的兩卷。后來，二卷、三卷相繼推出，我認真看過之后，感覺很是意外。按常理，長篇系列寫作很難做到后來居上，步步登高，但路遙做到了，二卷比一卷要好，三卷比二卷更好。於是，我接連寫作了兩篇文章，既評說了《平凡的世界》“貼近時代為凡人造像，深入生活為大眾代言”的現實主義追求，又解說了《平凡的世界》未能得到充分評價的原因與問題所在，算是作了自我反省。

　　路遙逝世之后，作品繼續熱銷，這應視為廣大讀者以不約而同的閱讀取向，在向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表達他們群體性的審美意向，這就表明，深刻反映“時代要求”的創作，必為歷史所銘記，熱情傳揚“人民心聲”的作品，必為人民所惦記。作品的影響力，作家的生命力，都取決於這種基於雙向需求的文學與時代的關聯，作品與人民的關系。

　　《平凡的世界》和其他路遙作品的長銷不衰、常讀常新，也為我們的文學創作提供了一個現實主義的藝術標本，尤其是對文學家如何面對眼下的現實，處理當下的生活，並把這一切化為魅人又感人的藝術形象，做出了成功的嘗試，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文學如何直面當下現實，表現時代生活，一直都是當代文學創作中的一個大難題。這個極具挑戰性的難題，也導致了改革開放30多年來反映這一偉大歷史進程的作品為數不多，質量也不高。路遙和他的寫作，尤其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無一不是直面時代現實，書寫當下生活，但他更為在意的，是變革現實中的人的命運的轉折，他至為重視的，是繚亂生活中人的精神的異動。在直面現實中直指人物，在直擊生活時直奔人心，使得路遙越過了事象的表面，抓住了事物的根本。說實話，任何時代都是人的時代，任何現實都是人的現實，當你抓住了人這個內核，對其仰觀俯察、窮形盡相，有關現實與生活的一切，都盡在其中了。不是嗎？《人生》讓人過目難忘的，正是高加林在其“之”字形道路中凸顯出來的面臨誘惑與挑戰的好勝又虛榮的復雜性情、自餒又自強的精神氣質。而《平凡的世界》使人怦然心動的，也正是少安與少平在致命的挫折與嚴酷的現實面前的一次次思索、抗爭與奮起，以及由此顯示出來的堅韌的個性、非凡的精神。這些年輕的農人與凡人身上，分明流淌著新人的血液，生長著強人的筋骨。人物連綴著時代，性格系連著鄉土，現實與人就如此地水乳交融，生活與人就這般地桴鼓相應。因此，路遙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在給人們帶來高加林、孫少安、孫少平等堪稱典型環境裡的典型人物的同時，作品也因“沉浸於生活的激流之中”，藝術地概括了那段時代的生活和情緒，而成為改革開放初期社會生活的“歷史的摘要”（泰納語）。

　　路遙在小說寫作上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作家主體的介入性，創作姿態的融入性。他不僅是生活的觀察者，而且是生活的體驗者。寫別人與寫自己，對他而言是難以分割、渾然一體的。因此，他從寫作姿態到語言風格，都帶有極為強烈的參與性，乃至鮮明的半自傳性。給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作品會時常跳將出來“我們”的稱謂。“我們”不僅使作品的敘事方式在第三人稱裡融進了第一人稱的意味，使作者自然而然地成為作品人物中的一員，而且又在不知不覺中把讀者引入局內，使你清楚地意識到：“我”（作者）、“你們”（讀者）和“他們”（作品人物），都處於身歷生活和思考人生的同一過程中，是一個彼此勾連又相互影響的命運共同體。這裡，既把路遙為百姓代言、為生民請命的文學追求顯露得彰明昭著，也把路遙用大眾的眼光看待生活、以大眾的情趣抒寫人生的現實主義追求表露得淋漓盡致。

　　當下的文學寫作中，各種姿態應有盡有，各式寫法不一而足，這些共同構成了當下文學創作繁盛的生態與多樣的情景，但從作品的實際影響看，從讀者的閱讀取向看，路遙這種擁抱時代、切近現實、心系人民的寫作，顯然更為廣大讀者所歡迎和喜愛，也顯然更有廣泛的影響力與長久的生命力。

　　路遙在致茅盾文學獎獲獎詞時的一席話，今天聽來仍令人驚之醒之，那是以個人的深切體味宣示的文學的至理名言：“人民是我們的母親，生活是藝術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樹萬古長青，我們棲息於它的枝頭就會情不自禁地為它歌唱。”

　　《 人民日報 》（ 2015年03月20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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