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敬文（1903年—2002年），中國民俗學主要創建者，被視為“中國民俗學之父”。 　　《鐘敬文全集》（全20卷，40冊），分為民俗學卷、民間文藝學卷、民間傳承文化學卷、散文卷、文藝學卷等25卷，1600余萬字，較為全面地呈現了鐘敬文一生的學術思想、學術成果與文藝創作。

　　近日，我從北京師范大學我的好朋友董曉萍教授處獲悉，由她主編的《鐘敬文全集》（全20卷，40冊）將於2015年年底前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完畢。2002年1月10日是鐘敬文先生逝世的日子，掐指一算，鐘先生離開我們已有13個年頭。在這13個年頭裡，我無時無刻不懷念這位品格高尚的老人﹔每次憶及，我都百感交集、感慨萬端。

　　1979年1月19日，嚴冬臘月，作為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編輯，我冒著零下10余度的寒冷赴京組稿。在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號北京師范大學小紅樓二幢七號二樓，我第一次拜訪了鐘敬文教授。他在自己狹小的四壁堆滿圖書的書房裡接待了我。他閱讀了我遞給他的圖書出版規劃后，肯定這個規劃好，並且對近年來民間文學、民俗學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感到歡欣鼓舞。他思路敏捷，談鋒銳利，滔滔不絕。兩個多小時的交談在不知不覺中過去了。談話之間，我一直注視著他，聚精會神地聽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話題。那時，他已是76歲的老人，但他的頭發是黑的，臉龐是紅潤而飽滿的，說話的聲音響亮而有力。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是我國民間文學蓬勃發展的年代，在這期間，民間文學、民俗志、民俗學圖書出版事業都獲得空前的進步，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出版的這類圖書多達四五百種，儼然成了全國民俗文化圖書出版的中心。北京師范大學聚集了以鐘敬文為學科帶頭人的眾多民俗學專家學者，他們與上海文藝出版社結下不解之緣。從那時起至20世紀末，上海文藝出版社陸續出版了鐘敬文的《鐘敬文民間文學論集》《鐘敬文民俗學論集》《謠俗蠡測》，以及由他主編的《民間文學概論》《中國民俗學年刊》和《民俗學概論》。尤其令人難忘的是《民俗學概論》，這部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從編寫、修改，直至完成，前后經歷了8年時間。1998年夏，這部35萬字的書稿定稿時，鐘敬文已是一位95歲高齡的老人，他依然不辭辛勞，率領“審訂小組”成員，冒著酷暑，認真逐篇修改。在此后10年時間裡，此書先后重印10多次，總印數達10余萬冊，讀者范圍從高等院校文科師生，擴展到政治、法律、民族、外交、體育、文藝、旅游、國際文化交流等諸多領域。

　　在與鐘敬文20余年的交往中，始終有一個問題在我的腦海裡縈繞：是什麼力量支撐著他幾十年如一日埋頭於中國民間文學、民俗學這塊學術園地呢？什麼是鐘敬文生命的源泉呢？我發現他的身上有許多老一代知識分子共同具備的一些高尚的品德和寶貴的精神，以及一些他自身特有的優秀品格。后來我還領悟到，鐘敬文之所以能做到融生命、教學、科學研究於一體，保持生命之樹常青，其訣竅在於他懂得返回自然的人生真諦。隻要稍微與鐘敬文打過交道的人都知道，他的家對所有的中外師生、朋友都是敞開的，他自己也總是耐心地傾聽著別人說話，遇有能引發出深意的或有必要深入探討的話題時，才會很有禮貌地插話，師生或朋友之間的交流——學術交流、思想交流、感情交流就這樣自然而然展開了。鐘敬文雖然身處校園，卻對外部世界、對國內外文化學術界的歷史與現狀了如指掌。他曾對我說：“在與別人交流中，我的思想、思維方式、知識、創造力也得到鍛煉、提高、豐富、完善與激發。它使我全身心地投入，腦體都不停地運動，生活有了活力，生命才得以持續。”

　　鐘敬文還是著名的現代作家、詩人。早在“五四”時期，他已在文壇嶄露頭角，不僅能寫優美的散文，而且創作了大量詩歌。20世紀30年代，他出版了《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湖上散記》等散文集，發表新舊體詩六七百首以及詩論《蘭窗詩論集》，出版過新詩集《海濱的二月》《偶然草》《東南草》等。他自稱詩是他的精神故鄉，詩是和他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的。這樣一位早已知名的作家、詩人，后來為什麼放棄了文學寫作，而八十年如一日，默默無聞地獻身於中國民間文藝學、民俗學呢？他說：一，從事民間文學、民俗學工作，是加強國情和歷史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二，民族傳統文化是當前現實的社會主義文化的一部分﹔三，對於創造時代的新文學和新藝術有滋養的作用。從這裡，我終於找到了鐘敬文先生之所以那樣熱愛自己終生選擇的事業的原因，找到了其生命之樹之所以長青的源泉所在。

　　鐘敬文在上世紀40年代就提出了民間文藝學的理論，80年代提出民俗學結構體系，90年代創立了民俗文化學，20世紀末提出建立中國民俗學派新理論。他在這短短幾十年時間裡，創造了中國民俗學事業的一個個奇跡。我簡直難以想象，一個人的一生，在進入晚年之后，仍能有如此大的決心、毅力，能有如此無所畏懼的精神，追隨科學的發展，適應時代的需要，緊跟時代的步伐，提升了中國民俗學這樣一門極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學科的國際影響力。可以說，沒有鐘敬文晚年的不懈努力，就沒有中國特色民俗學發展之今日。他的事業與國家、人民、科學的需要是相一致的。他的個人命運與祖國、事業、人民的命運是緊密相連的。

　　我曾經是鐘敬文生前多部出版著作的責任編輯，還為他編選過《鐘敬文民俗學論集》。在與他工作來往的20多年時間裡，同他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他離開我們的第十三個年頭，在《鐘敬文全集》即將出版完畢前夕，我寫下以上這些文字，表示我對他的深切懷念和崇高敬意。

　　《 人民日報 》（ 2015年03月31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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