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入香港歷史建筑物活化計劃的前水警總部。 　　香港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提供

舊上環街市。 　　香港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提供

雷生春醫館。 　　香港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提供

舊大澳警署。 　　香港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提供

　　建筑也是文化，傳承著城市歷史，將往事娓娓道來。無論是建筑風格，還是樓宇功能，抑或是建造地點，都烙下時代獨特的印記。這些香港歷史的沉默見証者，在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旁，從容地守護著這座城市的文明。

　　多方考量評核古建筑

　　本世紀初，香港政府一度將歷史建筑的衡量標准定為“有50年或以上歷史”。雖然在《古物及古跡條例》（第五十三章）中，此標准並未有明文規限，但香港古物咨詢委員會卻將其列為評審文物古跡的一貫考量標准。

　　香港中文大學建筑系副教授鄭炳鴻認為，“50年或以上歷史”的定義太過片面和粗淺，對歷史建筑的評核，應更重視建筑物的價值和在歷史上的貢獻，而非單純的“樓齡”。

　　香港大學建筑文物保護課程主任李浩然表示，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標准，一座建筑是否值得保留，其評核應從歷史價值、美學價值、科學（教育）價值及社會價值等四個方面進行總體考量。

　　李浩然解釋，在許多地方，“歷史建筑”的說法已漸漸被“文物建筑”取代，因后者可以跳出“歷史性”這個單一標准，哪怕是較新的建筑，隻要符合“文物條件”，就值得保護。

　　他舉例說，香港匯豐銀行大廈重建后，雖然隻有約短短30年歷史，卻因設計和科技上的突破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建筑設計”之一，僅這一項，就已達到“文物建筑”的標准，應予以保護﹔位於香港島灣仔區的藍屋建筑群雖在建筑風格上並不出眾，但因其同類型、同時代的唐樓已全部被清拆，藍屋作為香港僅存的該類唐樓，被精心地保留了下來。 

　　給古建筑注入新生命

　　從小漁村發展成為今天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城市面貌歷經無數變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人口急劇上升，土地供求關系緊張，城市加速擴張。由於當時社會傾向以經濟和物質因素衡量城市發展，不少極富歷史價值和特色的建筑被相繼拆卸，例如中環舊郵政總局、尖沙咀九廣鐵路總站等。

　　2008年，香港特區政府在發展局轄下成立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負責統籌及推動相關文物的活化及保育工作。

　　鄭炳鴻認為，活化和保育是兩個有細微區別的概念，活化是“賦予死掉的建筑物以新的生命”，牽涉更多的是“改變”，例如注入新的內涵、概念和用途﹔保育則傾向於被動的保存，將建筑物的意識形態“封存”，原貌展現歷史。

　　香港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於2008年推出“活化歷史建筑伙伴計劃”，邀請合資格的非牟利機構為屬於政府的古跡建筑提出“再利用”建議，以社會企業形式使用建筑，並有效發揮其歷史價值，服務社區。較著名的建筑包括大澳文物酒店（原為大澳警署）、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雷生春堂（原為雷生春醫館）、1881（原為香港水警總部）等。

　　“活化歷史建筑伙伴計劃”實施至今，已有四期，近20座歷史建筑參與重建及改造。而無一例外，它們的建筑功能及用途將在“活化”后遭遇轉變。那麼當原先的建筑功能不復存在時，建筑物是否還有保留的必要？

　　鄭炳鴻認為，建筑物如同人的軀殼，而其建筑功能相當於人的靈魂。以大澳警署為例，當警署功能喪失后被酒店取代，就類似一個空蕩的軀殼被賦予了新的靈魂，未必是不合適的。而從建筑師的身份來說，建筑物在物質上相對獨立，新的建筑功能代表新的意義，隻要相輔相成，便可給予舊建筑以新的創意功能。 

　　“活化”有成功也有遺憾

　　在鄭炳鴻看來，大澳文物酒店是非常成功的活化案例。他說，改造前，它僅僅是個被廢棄的樓宇，藏在香港的偏僻角落，無人問津﹔而經過活化后“變身”酒店，吸引了更多游客及本地市民的注意力，也將“前大澳警署”的歷史重新呈現，使建筑意義“起死回生”。

　　反觀香港首個由私人企業參與發展的古跡活化項目1881，鄭炳鴻卻認為，這塊歷史區域已變成“假古董”。他解釋說，1881的前身是香港水警總部，當初選址在此，是看中尖沙咀山可幫助水警嚴密監控過往船隻，行使督查權力。但經過發展商的活化后，尖沙咀山被夷為平地，酒店和小型商場霸佔整個區域，此地的歷史功能消失殆盡。

　　鄭炳鴻表示，發展商的“最大化空間利用”策略無疑是成功的，但從學術角度看，1881的歷史價值已所剩無幾。雖然1881前方的露天廣場有幾棵古樹相伴，也可供游人隨意參觀及拍照，但整體區域環境隻會讓人萌生“假”意。

　　除了重現歷史，建筑物保育的另一主要目的在於拴住市民的集體感情，為社會留下集體回憶。一些建筑，盡管外觀非常普通，也沒有什麼科技含量，但它代表著一個時代的記憶，重要性不可忽視。他舉例說，香港李小龍故居的業主拆除建筑，受到全世界范圍內“李小龍迷”的反對，最終政府說服業主擱置計劃。

　　而針對私人業主擁有、極具文物價值的建筑，香港政府採取“以地易地”的方式進行保育工作。

　　李浩然解釋，在許多地方的先例中，政府會向業主購買樓宇，以此將建筑變為政府產業進行保育﹔但香港的做法，並不是用真金白銀去購買，而是保留原業主的物業發展權，用另一塊同樣具有發展能力的土地作交換，既保障了業主的合法權益，也使政府免於陷入“使用公帑保育私人物業”的尷尬境地。

　　其中最著名的案例為景賢裡。景賢裡是一座有78年歷史的私人大屋，紅磚碧瓦，古色古香。2004年，業主有意清拆大屋以重新興建住宅，並於2007年開始清拆瓦頂。2008年，政府緊急宣布景賢裡為香港法定古跡，並以就近一塊約4700平方米的人工斜坡與業主“換地”，最終業主同意修復景賢裡，並交予香港政府管理，同時宣布將在換取的地皮上興建5間獨立屋宇。 

　　保育和發展並不對立

　　李浩然認為，保育和發展並不對立，不需要角力。他說，保育理應是優化城市發展的元素，而不是障礙。如果城市隻追求“翻新翻新再翻新”的發展策略，一味向“錢”看、建天價樓房，便會引發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並逐漸喪失身份及文化認同，進而抹殺自己的歷史價值，既不利於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也不符合長遠的經濟利益。

　　李浩然強調，保育可視為城市的精品發展，將不需要清拆的古舊建筑物重新清理，提升價值，保持社區風貌，實現文物保護與城市發展的融合。

　　香港在建筑文物保護工作方面屬“后起之秀”。鄭炳鴻說，特區政府在此領域的投入和努力有目共睹，但相關政策應該注重建筑在選址上的歷史價值，以及建筑周圍環境和景觀的意義。他建議，如果能建立保育區，將可使市民更大范圍地感受歷史，回顧香港的發展和變遷。

　　《 人民日報 》（ 2015年04月02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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