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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當代文化格局:影視之道乃大雅之道

張未民
2015年04月14日08:02 |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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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影視之道乃大雅之道(文藝新視界)

  ●“風雅”是一種文化融合境界。傳統文化認識中的“詩”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在於“詩”具有一種文化普遍性價值,其風、雅觀念就是文化格局的體認,后世所謂雅俗之辨,亦是其變形和展開

  ●文化其實並不是像一個預先存有的文體那樣,等待影視傳媒去“傳播”,而是影視本身即構成文化,不但構成自身的文化形式,而且以其時代主導性的技術與思想內容構成了一種整體的社會文化新局,一種由其統領的大雅文化之道

  ●影視集視聽要素於一體,傳統的文本語言方式也借重視聽而加入進來,思想與情感不再分離,精神意識與身體感受整體共振,這就指向了中國傳統文化所強調的身腦心合一的整體的“心”。訴之於心,這是現代影視之道結合中國文化經驗特質的大雅內涵

         

  在中國當代文化格局中,影視文化的地位、功能至關重要。如果借用一種中國傳統的表述方式,或許我們可以表達這樣的看法:影視之道實乃大雅之道。

  風雅融合始為正聲之歌

  依照中國傳統由《詩經》所形成的文化認識,“詩”這種賦歌言志載道的文化形式可分為風、雅、頌三體。其中,風是周王朝的“十五國”之風,是各地方風土樂調和風格的歌詩,頌是祭祀祖先的歌詩,而雅,則是周朝王畿地區體現王朝主題和風格的正聲歌詩。

  雅者,正也,中央首善之區朝會典禮上必然要應用正樂,演唱正聲之歌。因此“雅”有明顯的政治性。政者正也,治者則是共同體以正合群的方式和狀態,因而政治的本意並非像后世那樣具有強烈的階級性、意識形態性,那樣與文化和審美相對立,它毋寧就是政治與審美合體之“雅”。“雅”因此既是生活政治、文化政治或政治文明,又是審美與藝術形態。政有大小,因此有大雅小雅之分。大雅者,宏大敘事,依靠囊括廣大社會的政治思維和政治概括力,催生廣泛的道德普遍價值和藝術審美趣味,可以流通於廣闊的生活場域,起到普遍傳揚、主導風俗的雅正作用。雅要流通,則借助於風,進而雅與風又構成了一種契合關系,雅者,就其細微處,邊際處,又可接通四方之風,以主導性的雅正中和生活形態制約、統領“形制四方之風”。風在四方,地域之風、民風乃至個人風格特征,趨融於雅,因此除大雅外,又有小雅,有變風變雅,雅一遇風俗而合為一體,遂有“風雅”之說。“風雅”是一種良好的文化融合境界,否則易產生雅和俗的對立,雅俗分道揚鑣,這是過去時代常見的文化狀態。

  這種“詩經學”體現了中國人的文化智慧,是一種於廣闊的大規模國家浩瀚時空中把握文化格局的大局觀,它從“中國性”的社會生活風尚和土壤中生發對文化與詩學的空間認識,從功能教化的流向中識體、正體、用體,從分體把握中走向文化的辨析、整合,使生根於廣闊國土大地上的文化血脈以樂體、文體、詩體“立體”於世間,並以風雅或雅俗“體系”使文脈於時空中綿延伸長,超越文類而成為一種社會文化方式、生活方式。

  傳統文化認識中的“詩”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在於“詩”具有一種文化普遍性價值,“詩”本身就是音樂、文學的綜合文化體,其風、雅觀念就是文化格局的體認,后世所謂雅俗之辨,亦是其變形和展開。在今天,古老的《詩經》智慧依然對認識當代文化有重要啟示。

  影視之道何以成大雅之道

  以此衡量中國當代影視文化,考察其運行軌跡,說影視之道是大雅之道,我想是有道理的。我們當然不會教條地將一種當代文化形式固定在單純而古典的“雅”上面,而是想說,就整體脈絡走向而言,當代文化正在影視文化的率領下,走向一種“大雅”的理想追求。沒有影視文化,當代文化格局中不會有富有力量和廣闊傳播的大雅之聲,社會就會出現“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的局面。而沒有“大雅”之聲,中國文化的“中國經驗”和“中國方式”“中國特色”便會大打折扣。

  說“大雅”,說“影視”,我們都是在當代文化的總體意義上說的,並不是將它們僅僅限定在詩歌之體、文章之體上,它是作為一種文化之體來識體、辨體與用體的,是將廣闊的社會文化從創作與傳播、功能與效果、文化與生活統一等方面綜合來看。同時,我們也要超越限定在與俗相對的純文學純審美之雅,這種知識精英趣味的雅相對於廣闊社會中流通的大雅,只是一種知識分子之“小雅”。在這個意義上,影視就是一種建立在當代物質技術水平基礎上的實體文化,而不僅僅作為一種所謂的“藝術”﹔“大雅”就不僅僅是一種詩體風格,而是一種實體文化內容,是包容了各種文體風格、整合多種文化要素、統領並覆蓋當代文化使之趨向一個具有綜合性的整體,是涵攝眾多文化成分而超越雅俗的文化新局,顯現了當代文化的可以稱之為“大雅”的宏闊理想與追求。

  而長久以來,我們往往囿於偏見,看低影視,隻將其作“技術”解,作“大眾文藝”“大眾文化”解,作一種“藝術”解,作一種較低級的“文化制作”“文化產業”解,作一種“宣傳”“廣告”解。我們常常用“詩”來解釋一切、統一一切,用純粹的藝術性、文學性、審美性、精神性來看待廣闊而復雜、綜合而整體性的社會與文化,因此看低影視及其文化也在所難免。

  這個新時代的來臨使中國文化格局全然改觀。但它仍然是“中國化”地形成的,仍然是“中國特色”的,這就是為什麼使用基於中國時空的“大雅之道”來概括它、描述它,仍然適宜得體。這個文化的大雅之道的局面是以“影視文化”作為主導性的物質與精神基礎的。且不說種類繁多的影像傳播產品,就說這些年來隨著影視文化水平的提高,電視劇創作生產的水准也非往昔可比,其影響社會生活的深度和廣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共享”與“同樂”。像《人間正道是滄桑》《潛伏》《辛亥革命》等一大批作品,是其他任何單純的文學、美術、音樂、戲劇等藝術形式所不可比擬的,如果說這些體類尚且保持著傳統的藝術面貌——雖然也不能不作這樣那樣的改變以適應與影視文化的對接,但總體上還可以保持自己的形貌——那麼影視,其實就不僅僅是一種藝術,而是一種文化,是一種可囊括、涵蓋、整合它們的總和。我們需要從這種新的綜合文化及其整合趨勢上來認識影視文化的功能與作用。

  我覺得一些學者的論述是正確和重要的:“我們不得不承認,今天是一個影像主導傳播的時代,人們信息的獲取渠道主要來自四塊屏幕——電腦、電視、電影和手機,它們主導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感知系統,甚至決定著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如果我們不能利用視覺媒介有效地傳播我們的文化,還隻停留在文字語言的地界內,我們也許就要被這個由視覺符號覆蓋的時代淘汰。”

  誠如斯言,這個新媒介時代決定了影視之道成為大雅之道的基礎。對此,我想說,文化其實並不是像一個預先存有的文體那樣,等待影視傳媒去“傳播”,而是影視本身即構成文化,不但構成自身的文化形式,而且以其時代主導性的技術與思想內容構成了一種整體的社會文化新局,一種由其統領的大雅文化之道。我們的文化,由此走在大雅之道上。

  還需要補充的理由

  除此,我還想補充,之所以說影視之道的實質是表征著新時代文化的大雅之道,還在於:

  其一,環顧近年來形成的日漸完善的影視文化生態,可以說隻有它能夠最充分、最有力、最深入、最簡明地傳播蘊含於這個時代廣大社會、人心的主流價值。相形之下,傳統的文學、音樂、戲劇、美術如果不對接於它,僅在自己的天地裡展示,社會主流和宏大敘事主題的發現與表現就會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甚至不可避免地衰減、衰弱下去,用一句流行的話說,是邊緣化了,不再有轟動效應。影視作為現代文化表現實體,其功能作用之重要,從近年來不時見諸報刊的諸如論影視的國家文化形象主題的文章就可看出。影視是國家文化之重器,影視文化接續數千年中國文明載道的文脈傳統,有助於我們辯証地理解純藝術純審美的文化的狹隘。在中國偌大空間之下,藝術從來是文化空間之物,平衡地處理藝術文體與社會文體之間的關系看來應是當前的一個問題。

  其二,作為新媒介文化重要支撐的視聽和網絡技術持續發展,已全面融入人類生活。它們以電視、電腦、網絡、影院和家庭影院的方式,創造了新的文化與藝術,大有吸納、囊括一切舊有文化藝術形式之勢,使它們不僅光電化、圖像化,而且網絡化、傳媒化、普遍化,諸如音樂、美術、戲劇乃至小說、散文、詩歌,無不被其大而“化”之,覆蓋、吐納、統領。在這個大雅之體面前,其它一切形式的文體都被顯示為小雅的位置。

  其三,影視文化作為大雅文化之體,具有最廣泛的社會覆蓋面和影響深度。它超越雅俗之辨,以大雅統領中國社會走中和雅正之大道,在觀念上倡導和諧世界、仁愛人類、天下為公、社會至上、個性發展﹔在趣味上平衡多元社會需求,黃鐘大呂與溫情淺唱交相應和,主流大雅與地域風雅包括其中,新聞記錄與虛構情境相繼,聲畫場景與日常審美伴隨人生,我們不能再以俗反雅,或以雅反俗,這些都沒有絕對的理由。正是影視文化,克服了前工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文化分裂,重新塑造了人和生活的整體性,使其趨向於現代生活文明。

  其四,娛樂的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釋放,中國傳統樂感文化、感興文化迎來了新的復興。這是融入了現代性的樂觀主義的人生或生活局面,以影視方式而聚集於劇場影院,走入家庭起居,顯現於手機屏幕,人們從未像今天這樣享有如此多的娛樂和自媒體交流,網絡的情感與思想興發隨時刊布,而生活的憂患意識(不是悲劇意識)成為娛樂時代的清醒劑,擦亮著文化的眼睛。在寓教於樂中全面增進人生經驗,以廣泛而深刻的功用性、道德意味與知識修養,立於審美而服務生活。

  其五,大雅之道是主心之道,影視文化著眼於為生活立心。影視媒體功能要素集視聽於一體,傳統的文本語言方式也借重視聽而加入進來,思想與情感不再分離,精神意識與身體感受整體共振,這就指向了中國傳統文化所強調的身腦心合一的整體的“心”。訴之於心,這是現代影視之道結合中國文化經驗特質的大雅內涵。而大雅要求訴諸民心、人心,個體之心也從中得到了某種深刻的回應。近期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的熱播就充分體現了這種訴諸民心、人心,並抵達個體之心的大雅之道。該劇最重要的是表達出新時期中國社會的民心、人心,那種克服艱難、貧窮、屈辱的奮斗之歌,是時代的大雅之聲,觸碰了萬千平凡的“中國人”的柔軟神經。

  (作者為吉林省作協主席)


  《 人民日報 》( 2015年04月14日 14 版)

(責編:王鶴瑾、許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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