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慣上，人們喜歡把王躍文稱為“官場小說作家”或者“反腐小說作家”。命名既可以界定一個作家，也容易限制一個作家，所以有抱負的寫作者往往並不接受這樣的命名，相反還會積極尋求突破。王躍文給人的感覺正是這樣，他這些年不斷推出的新作似乎都在証明，他的寫作天地遠比人們想象的更廣闊。

　　《愛歷元年》就是一本與仕途宦海幾乎完全無涉的作品，它講述了一對平凡夫婦的愛情故事。孫離與喜子在貧困時相愛，情到濃處時約定了一個隻屬於兩人的“愛歷紀年”，准備以此來記錄愛情腳步。但是他們的“愛歷紀年”一經約定，便開始停滯不前。兩個人在生活中各有際遇與追求，婚姻一步步變得危如累卵。“愛歷紀年”在書中儼然是一個巨大的反諷，冷覷著兩個締結“盟約”的人是如何走向陌生、尷尬與貌合神離。孫離與喜子都非壞人，他們的愛情產生之初並沒有摻糅雜質，他們締約“愛歷”也是出於一片真心，但也正因如此，他們的叛離才有山崩海嘯的意味，才更值得人們正視與深思：這種強大的離心力究竟源自何處？人們是否能夠逃離命運類似的安排？《愛歷元年》在這裡顯示出了它的深刻與力量：對於社會人心深入骨髓的洞察，對於人類愛情觸及本質的追問。

　　愛情是文學作品世代謳歌的不朽主題，代代作家都爭著說愛情寫愛情，實在是因為愛情既說不清道不明又極難求得。因了這份神秘與難得，人們關注的焦點便更多在於如何獲得愛情而不是如何經營愛情。我們看那些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幾乎都是在追求愛情的階段山重水復、波瀾迭起、上天入地、出生入死，而一旦修成正果，故事便馬上敷衍潦草、索然寡味起來。即便是優秀如《西廂記》《牡丹亭》，也只是把主人公們的戀愛過程寫得一波三折，至於“有情人終成眷屬”之后會怎樣，讀者便不得而知。也許這就是古人浪漫精神的一種反映，把愛情中最美的一面放大給人看，其他部分則小心遮掩起來。倒是白居易的《琵琶行》與《長恨歌》寫得明白，描繪了獲得愛情之后將怎樣——那並非千篇一律的“他們從此過上了幸福無憂的生活”式的簡單圖景。長安倡女“老大嫁作商人婦”，但不幸“商人重利輕別離”，於是她隻有一個人孤零零在船上彈琵琶﹔楊玉環“萬千寵愛於一身”，但是她與唐明皇的愛情卻因為“紅顏禍水”的世俗成見而被暴力終結。這兩個故事的主人公，一個富甲一方，一個廣有天下，他們都獲得了世俗意義上的愛情，但仍然不能保証這愛情就開出幸福的花朵。這似乎也啟示我們，相比於尋覓愛情，經營愛情更加有戲，雖不如尋覓階段那般熱烈，卻更加深刻，也更能見出世態人心。在這個意義上說，《長恨歌》還真不是什麼浪漫主義風格的詩篇，它簡直現實到了不能再現實的地步。

　　這份現實，其實就是把愛情這種至平常也至偉大的東西，放到世俗層面中來打量，讓它沾染上紅塵煙火的氣息，而不是高高地供奉在雲端裡。隻因現實本來便是嚴峻的，人心本來便是幽微的，再浪漫的愛情都必須植根於生活的土壤中，不單要應對橫生的波折，更要經受時間的考驗。《愛歷元年》進行的正是這樣的書寫，它描繪了愛情中嚴峻的一面，讓人看到了玫瑰色之后生活的原色，它著眼於愛情雙方內在的性格沖突，展開了對愛情更接近於真實的探究，它涉及了欲望的吶喊、人心的訴求、命運的無常、道義的擔當，而在小說最后，更是展現了作者的一片悲憫情懷。王躍文終究還是一位敦厚的作家，雖然他自言是楚人心性，“性子裡有峻急的因子，如烈火烹油，轟然快意，隻求把滿腔子沸血一傾而出，才能落個干干淨淨，心才安寧”，但是他的小說卻分明沒有讓主人公依著性子狂飆而去。在經歷種種徘徊與考驗之后，孫離與喜子重新走到一起，他們之間已經不只是愛情，更有了親情，生命是盤根錯節繞在一起再也難以分開了，他們再次想到了“愛歷紀年”，這個一度如斷壁殘垣般長滿衰草的“愛歷紀年”在歷經劫波后被重新開啟——一種真正意義上的開啟。王躍文作為作家的道義與善心於此展露無遺，他描繪了社會與人心的窘況與病症，然后又給予了讀者溫暖與希望。他用作品表明，文學不能隻有冷酷、傷害與恨，愛才是文學的底色與根本，好的文學應該善於建設，給予希望，展示健康向上的力量。

　　從《國畫》《梅次故事》《朝夕之間》，到《大清相國》，到《漫水》，再到《愛歷元年》，王躍文的小說搖曳多姿，有對官場權力斗爭的無情揭示與批判，有對歷史理想人格的耐心演繹與剖陳，有對傳統鄉村生活的真誠禮敬與傷悼，還有對人間世俗愛情的深入勘察與思考，他的文字始終是向著塵世生活而去的，而文字背后的心靈卻總是指向溫暖與光明，他的作品裡一直貫穿著對於人性幽微乃至人類命運的深入思考與深切同情。王躍文的小說往往沒有極端的人物形象，主人公一如生活在我們周圍的常人，面對著我們亦時常遇見的困頓與挑戰，他們的言行舉止給人一種扑面而來的生活氣息。寫現實的人生，寫世俗的生活，寫命運的宏闊與個人的渺小，寫人在真實矛盾中的掙扎與奔突，從而讓讀者看到人生的真相，獲得健全的心智，生長出面對復雜生活的智慧與勇氣，這一直是人們對於優秀作家的殷殷期望。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作家們真正把根扎進生活，扎入民間，讓作品的每一個毛孔，都向外自然散發大地原野、柴米油鹽，甚至勾欄瓦肆的氣息——這才是體現作家寫作能力的地方。優秀的文學作品往往都善於捕捉那些看似俗氣的生活細節，《紅樓夢》裡寫賈府的一桌宴席，寫夫人小姐們服用的一劑藥方，常常都不惜筆墨，務求寫得細致完滿，那桌宴席那味藥，仿佛隨時可以從書中“跳”出，原汁原味地擺到讀者面前來。二月河寫康雍乾三部曲，一旦涉筆清朝的市井禮俗、人情物產，往往也是詳密周致，筆筆落在實處。如果不這樣，文學作品便顯得高蹈無著，顯得遠離大地，就難以生發出真正感染讀者的力量來。

　　王躍文是擁有這種寫作能力的現實主義作家，他一直朝著書寫世俗生活而努力。他對社會病象的刻畫入木三分，對世態人心有著敏感而獨到的領悟，常常用一種道義與善心來對待自己筆下的人物，對他們的命運充滿了悲憫與同情。但是，這樣的筆墨往往也是易寫難工的，因其對作家的生活積累、對寫作的敏感之心，甚至對創作的耐心，都是一種嚴苛的考驗。《愛歷元年》雖然落腳於世俗中，但在一些生活的細微處有時卻一滑而過，人物的對白過密，對世俗風物的刻畫稍顯不足，這可能亦是《愛歷元年》可以提升的地方。

　　《 人民日報 》（ 2015年04月14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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