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的話】

　　“意境”“形神”“文質彬彬”“道法自然”“道進乎技”，這些典雅的字眼，離我們並不遙遠。它們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沃灌著中華民族的心靈，熔鑄著中國人的文化精神。激活豐富的美學傳統，釋放民族文化的創造活力，創作出更多無愧於民族和時代的優秀作品，是我們今天的文化使命。本版自今日起推出“中華美學關鍵詞”專欄，希望能夠酌古參今、古為今用，讓中華美學精神活在當下，源遠流長。

　　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立者，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標志性人物，也是中國歷代讀書人立身行事的表率。孔子倡導並踐行的君子人格后來成為中國人追求與效法的楷模。那麼，君子究竟是怎樣的一種人呢？概括地說，君子是具有道德修養的人，他們能夠自律，有仁愛之心，有是非感和羞恥感，知道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孔子談到君子的言論很多，其中有一段話很有代表性，“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這是中國古代關於“文”和“質”關系的最早表述。那麼，究竟什麼是“文質彬彬”呢？

　　內在精神與外在形式的和諧依存

　　“文”與“質”的含義有一個歷史的演變過程。在孔子那個時代，其含義還是比較復雜的。我們知道，在孔子的心目中，周代的文化是非常燦爛輝煌的，因此“周禮”——周代的禮樂儀式與道德規范就成為孔子追求的目標。他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在這樣的語境中，孔子所說的“文質”就與“周禮”有關了，簡單地說，“文”就是禮的外在形式，“質”則是禮的內在精神。比如孝順，在父母面前早晚請安、行禮，這是孝順的外在形式，而內心的孺慕之情、感恩之心才是孝順的內在精神。離開了內在精神，禮隻剩下表面的形式，那也就一文不值了。所以孔子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論語·陽貨》）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就應該是既能嫻熟地遵守運用各種禮儀形式，又能誠篤地信奉禮的內在精神，使“文”與“質”相和諧。因此， “文質彬彬”原本是對君子人格的要求，而且是一種很高的要求。在孔子看來，一個人如果“質”勝過“文”就會顯得粗野，缺乏教養，算不得君子﹔反過來，如果“文”勝過“質”，則顯得繁縟虛浮，也不符合君子的要求。隻有“文質相符”才是真正的君子。后世人們常說的“名實相符”“表裡如一”，都可以看作是這種君子人格的表現。

　　漢代以后，“文”與“質”這對概念漸漸演變為對文章詞賦的評價標准。例如東漢的王充認為文章的“文”與“質”應該相符合、相和諧，他說：“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裡，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論衡·超奇》）這裡強調的是“文”產生的必然性以及“文”與“質”的相互依存關系。王充在孔子的基礎上，把“文質說”引入文章評價中，這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王充的思想得到進一步發揮，例如，著名文論家劉勰指出：“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文心雕龍·情採》）這就是說，“文”是要以“質”為依據與憑附的，就像水面上的漣漪要靠水流動不已、變動不居的性質，樹上的花朵要依憑樹干的堅實一樣。這就是“文附質”。反過來看，“質”也需要“文”來表現，就像虎豹雖有凶猛之性，但如果毛皮上沒有絢麗的色彩與花紋，看上去也就和牛羊差不多了。這就是“質待文”。在這裡劉勰通過舉例來說明文章詞賦的寫作一定要文質兼備，不能有所偏廢。

　　中國歷代文藝經典的美學共性

　　這樣一來，“文質彬彬”就成為中華民族一種歷史悠久且具有普遍性的審美標准，在做人方面要求內在品質與言談舉止相符合，既有高尚的道德修養，又有優雅的外表﹔在詩文創作方面要求既有充實恰當的內容，又有華麗精美的形式。然而，正如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並不容易達到“文質彬彬”的標准一樣，在漫長的文學發展史上，真正做到文質相符的文學作品也只是少數。在大多數情況下，或者重質輕文，或者重文輕質，常常會出現偏頗。情況常常是這樣的：一個時期裡，在具體創作中開始會比較注重內容，要求實際功用，但漸漸就會偏向於形式，注重辭藻韻律，於是就會有人出來矯正時弊，促成文質兼備的好作品的出現。久而久之又會重復以前的偏失，如此循環往復。劉勰、鐘嶸對齊梁文風的批評是一種矯正，韓愈、柳宗元的古文運動也是一種矯正，明代“前后七子”和“唐宋派”的詩文復古運動依然是一種矯正，其目的都是追求“文質彬彬”的詩文境界。應該說，在中國古代文學藝術史上，凡是可以名垂千古的名篇佳作，無一例外都是符合“文質彬彬”這一審美標准的。這些作品至今依然為人們所喜愛，依然能夠給人以美感和教益。而那些隻有華詞麗藻、炫人耳目的作品，或者“質木無文”“平典似道德論”的作品，早已被歷史淘汰。

　　中國文化傳統宛如一條延綿不息的大河，永無斷絕。正如孔子提出的諸如“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許多道德准則對我們今天的生活還具有指導意義一樣，“文質彬彬”作為一種審美標准在今天也依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或許有人會說，像小說、詩歌等傳統的文藝形式固然要講文質相符，現在大眾文化成了娛樂文化，進入讀圖時代，舊的審美標准已經不適用了。事實果真如此嗎？即如電影而言，有一個時期，在好萊塢大片的影響和現代科技、商業利益的刺激下，我們有些曾經拍出過很出色電影的著名導演也極力追求形式上的新奇刺激，制作出了一些看上去令人眼花繚亂，卻忽視了內容上的深入挖掘，缺乏深厚的生活基礎的影片，結果成為中國電影史上的怪胎，成了人們茶余飯后的笑料。還有不少電視綜藝節目，過於注重形式上的光鮮亮麗、場面的熱鬧，缺乏真情實感的投入，不能深入人情事理，看后不會讓人留戀和回味，這都是重“文”輕“質”的表現，和六朝時期的駢體文、宮體詩有“異曲同工”之處。

　　真情實感與精湛藝術的兼備兼美

　　那麼，如何才能在我們當下的文藝創作中繼承發揚傳統的“文質彬彬”這一審美精神呢？

　　根據中外歷代文學藝術的經驗，這裡首先是一個對待文藝的態度問題。文藝不是生活的點綴，不是可有可無的嬉戲玩樂。古人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文之為德也大矣”。文藝是人類生活中的大事，與世道人心相關聯，不能輕率為之。古人對待文藝的嚴肅態度是值得今天的文藝工作者認真學習的。

　　其次就是要表現真情實感，王充說的“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正是強調真情實感，英國浪漫派詩人華茲華斯說“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也是強調感情對文學的首要意義。可以說，在文藝創作中，真情實感是“質”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還有就是深厚的生活積累，特別是對廣大人民生活的深入了解與體察。前些日子由路遙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改編的同名電視劇熱播，有很高的收視率，這是為什麼？我以為作品中蘊含的厚重的生活積累是打動人的主要原因。盡管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帶有某種理想主義色彩，個別人物甚至有些概念化，留著時代的印記，但是生活細節是真實可信的，作者對農民生活和農民心理的體察是深刻而真切的，因此能夠給人以真實感。

　　有了真情實感和厚重的生活積累，就需要藝術表現方面的精益求精與創造性了。這裡依然有一個態度問題，是精心打造還是粗制濫造，結果會迥然不同。

　　在談論“文”與“質”的關系時，需要說明的是，二者不是兩張皮，不是先有了“質”，再找“文”來表現它，無論是在實際的創作過程中還是在完成了的作品中，二者都是無法拆分的，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但無論“文”與“質”關系如何，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隻有那些既具有深厚的生活積累與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又具有良好藝術修養與創作才能的作者，才能創作出文質兼備的好作品。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5年05月05日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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