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寫作、閱讀和批評在今天仍不僅是寫出幾首好詩或欣賞幾首好詩的問題，它還意味著一種艱辛的“辨認”，並讓這種辨認成為一種良知、一種語言的尺度

　　數千年來，中國文學特別是中國詩歌都是有它的標准的，即使歷經嬗變，也沒有混淆或者取消它自身的尺度。但眼下呢？人們似乎已分不清好壞、高下，分不清詩與非詩，以及那些似是而非的詩，而另一些有辨別能力的人也不願去做這樣的判斷。其結果是，很多時候，蚊子的哼哼代替了繆斯的歌唱。

　　大眾文化消費以及權力資本對文化和審美的扭曲，有目共睹，這裡就不多說了。文學界和詩歌界也普遍存在著一種“共識的破裂”的現象。在上世紀80年代，人們對詩歌還有著某種“共識”，但今天，即使是詩人們也很難坐在一起談詩了。這當然和當代詩歌更充分地打開了自己的藝術空間、詩歌創作呈現出無限豐富的差異性有關。從詩人們藝術個性的增強來看，這很正常。但問題並不在這裡。詩人們本來擔負著培育和提升民族心智的責任，當他們從事審美創造和審美判斷時，起碼應體現出一種“詩性正義”，但我們看到的並非全都如此。眼看著有些詩人和詩評家越來越不靠譜，他們不僅在“忽悠”讀者，還形成了一套振振有詞的“邏輯”，並以此加劇著審美標准的混亂。所以，很難指望他們對當今時代的詩歌有一個公正的評判。歌德曾說過，如果一個人的審美判斷出了問題，那往往是他的道德出了問題。情況正是這樣。我們看到很多人的“審美判斷”，不過是被權力、金錢、利益和關系所左右，甚至綁架（所謂“紅包批評”“圈子批評”等等）。近年來，我翻譯茨維塔耶娃，她有一句詩讓我很受震動：“你甚至用我的血來測定�所有我用墨水寫下的詩行。”我們所做的一切，能經得起這種檢驗嗎？

　　在這種情形下，重溫經典對於校正我們的審美判斷力就顯得十分必要。千百年來人類的經典作品，不僅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也為我們提供了文學的標准和尺度。就拿杜甫來說，縱然對他的接受和解讀多年來一直存在著簡單化、庸俗化的問題，但他之所以被推崇，歸根到底出自詩歌自身的內在尺度。我很贊同高友工、梅祖麟在《唐詩三論》中對杜詩的評價：“詩是卓越地運用語言的藝術，根據這個內在標准——創造性地運用語言並使之臻於完美境界，杜甫的確是一個無與倫比的詩人。”比如《旅夜書懷》就堪稱創造性運用語言的典范。“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四溟詩話》稱其“句法森嚴，‘涌’字尤奇”。杜甫之所以能夠寫出這樣的千古名句，不僅在於他有高超的語言功力，還在於他有一顆深厚、博大、飽受磨難的詩心。“旅夜書懷”這個詩題，就指向了“詩言志”這一傳統。“詩言志”乃中國詩的根本詩訓（絕不限於表面的“意象”），而杜甫正是最能體現這一偉大傳統的詩人。正因為如此，顧隨說在杜詩中有一種“熱”與“力”，葉嘉瑩說在杜詩中有一種“感發的力量”。這種興發感化之力，是杜詩時至今日仍能感蕩心靈的原因所在。

　　這一切，仍然對我們今天的創作、閱讀和審美判斷構成啟示。在當下紛繁復雜的現實語境中，在人生和精神之謎中，在不斷變化的語言文化中，寫作仍是一種如曼德爾斯塔姆所說的“辨認”。這是一種艱辛的辨認，也往往是一種需要付出代價的辨認。每一首詩都是某種“辨認”的產物。有鑒於我們的文化現狀，詩歌寫作、閱讀和批評在今天仍不僅是寫出幾首好詩或欣賞幾首好詩的問題，還意味著一種更艱巨的使命，那就是對這種“辨認”的確立和堅持：讓它成為一種良知，成為一種語言的尺度。我在前不久寫給一位詩人同行的短詩，或許就從另外的角度表達了這一信念：

　　沒有讀者，

　　或者說你的讀者尚未到來，

　　或者說你的讀者只是在愛琴海的

　　那艘游輪上——

　　一個背包客，

　　從一個島“跳”到另一個島，

　　隻為了追逐光。

　　【作者簡介】

　　王家新，當代詩人，代表作《帕斯捷爾納克》《回答》《尤金，雪》《塔可夫斯基的樹》等。

　　《 人民日報 》（ 2015年05月12日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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