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伊薩科夫斯基（速寫） 　　高莽繪

圖二

　　1999年，我在莫斯科新聖母墓園裡憑吊《喀秋莎》的作者——詩人米·伊薩科夫斯基時，突然聽到一位過路人甩過一句話來：“憑吊他？他已經快被我們忘卻了……”他的口吻不是懷念而是鄙夷，使我一怔。這位詩人怎麼會被俄國人忘卻呢？

　　不，伊薩科夫斯基不會被忘卻，不應當被忘卻！他曾以自己的詩歌為祖國的富強、為正義戰爭的勝利、為青年們的幸福生活作出過力所能及的貢獻，這已足以使他名垂青史。

　　伊薩科夫斯基自青年時代起，就積極投身於新生活的建設，寫詩，寫他熟悉的農民生活。有一天《真理報》刊出高爾基的短文，對他的詩給予了肯定，使他燃起更大的創作激情。

　　伊薩科夫斯基寫作字字推敲，行行斟酌。他的詩富有民歌味，音樂感強，朴實中飽含著豐厚的內容與感情。蘇聯人民反抗德國入侵的衛國戰爭爆發以后，他寫了大量鼓舞指戰員士氣的愛國詩。他的詩變成了歌，歌聲很快就傳遍前線與后方。

　　1955年，我隨戈寶權先生應邀到詩人蘇爾科夫家中做客。那天我們見到了陪客的伊薩科夫斯基，還有他的老搭檔、作曲家勃朗特爾。大家很自然地回憶往事，談論起中蘇詩歌和音樂的交流。當我們講到《喀秋莎》在中國廣泛流傳的景況時，伊薩科夫斯基含著淚水，激動地說：“如能聽到中國人的演唱，該多好啊！”又介紹說，《喀秋莎》那首詩是他1939年創作，勃朗特爾把它譜成了歌，便流傳開了，從此兩人開始了長期的合作。

　　“喀秋莎”本是俄羅斯女孩的名字的愛稱。在衛國戰爭期間，蘇聯紅軍戰士用“喀秋莎”親昵地稱呼威力強大、使敵人驚魂喪膽的火箭炮。於是，《喀秋莎》這首歌便成了鼓舞戰士們消滅敵人的精神力量。

　　詩和歌的流傳不取決於個人愛好，群眾才是最后定奪它壽命的主宰。伊薩科夫斯基不愧為時代的歌手，他的詩記錄了社會的變化、人民的命運和世紀的風雷。即使后來蘇聯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有一些過去被禁止的文藝作品重新面世，而另一些美化現實的作品遭到否定，《喀秋莎》卻一直在傳唱，在我國至今仍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

　　在交談過程中，我們深深感到伊薩科夫斯基的溫和與謙虛。但在藝術問題上，他從不怕得罪人，嚴厲地批評趕時髦的所謂的“詩人”。他說：“現在涌現出一大批專門寫歌詞的人，什麼歌詞他們都可以寫：要保衛和平的——可以，要採伐木材的——行，要愛情的——要多少寫多少，不成問題。這些‘詩人’全靠音樂的支撐。倘若沒有音樂，他們的歌詞是無法在雜志上刊載的，因為寫得太差，甚至無知。寫這類作品的人根本不是詩人，他們沒有一點兒真正的感情。”晚年，伊薩科夫斯基的視力變得極差，但仍然堅持寫作，直到1973年逝世。

　　我離開伊薩科夫斯基的墳墓，很想把自己的心裡話講給那位過路人：伊薩科夫斯基的詩歌，永遠不會被忘記。

　　1999年初夏，我有機會訪問了伊薩科夫斯基的故鄉——斯摩棱斯克。那裡有一條大街以他的姓氏命名，說明了人民對他的愛。我和當地的文藝工作者舉行了座談。當我談及伊薩科夫斯基的多首詩都譯成了中文，而且出版了多種譯本時，他們大為驚訝。回國后，我將一些譯本寄給了他們。

　　伊薩科夫斯基百年誕辰前夕，當地政府准備為他建立一座紀念碑，但苦於財力不夠，他們希望中國朋友給予一些資助。回國后，我和幾位俄文詩歌翻譯家和音樂工作者談及此事，大家都很高興地踴躍捐獻。

　　1999年12月29日，我收到斯摩棱斯克州文化局長奧·契爾諾娃的感謝信。她寫道：

　　“謝謝您和所有的中國朋友們，為紀念我們杰出的同鄉、偉大的詩人伊薩科夫斯基百年誕辰紀念活動而做出的貢獻。”又說：“您寄來的所有書籍將在隆重的場合轉交伊薩科夫斯基詩人的故鄉紀念館。”她還代表她們州的領導們，感謝中國朋友“對發展兩國文化關系、宣傳俄羅斯經典作品所作的巨大貢獻”。

　　如今，這座雕像紀念碑（見圖二）已經建起來，在伊薩科夫斯基就讀過的學校附近。那是青年時代的詩人，風華正茂，站立在一棵樹前，似乎正在苦索詩句。

　　不管社會發生怎樣的變化，俄羅斯文學史不會忘掉伊薩科夫斯基。他是時代的歌手，《喀秋莎》更是時代的歌聲。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曾有不少文藝表演團體赴俄演出，有時節目中也包括演唱《喀秋莎》。隻可惜，很想聽到中國人唱這首歌的伊薩科夫斯基卻不在了。但誰能肯定他的靈魂沒有聽到中國人的聲音呢？

　　今天，在紅場上又響起《喀秋莎》的旋律，它響徹莫斯科，響徹俄羅斯。

　　（作者為俄羅斯文學翻譯家）

　　《 人民日報 》（ 2015年05月14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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