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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耶路撒冷》敘事策略:徐則臣跑到了隊列之首

劉瓊
2015年05月15日08:37 |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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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他跑到了隊列之首

  《耶路撒冷》 徐則臣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

  《耶路撒冷》對於當代長篇小說寫作至少有兩點特殊的貢獻。一是超越具體的70后的經驗,機智地呈現了整個理想主義集群的生命體驗——精神的負重和救贖,對於終極價值的探討和追求,使小說可以被視為中國社會轉型期的一部心靈史,特別是圍繞中心事件,描寫當代知識分子在時代變遷激流中的痛苦和出路,對於新時代裡“零余”姿態的發現和表現,非常有價值。二是不惜用中篇的寫作匠心謀劃長篇,針腳細密,結構精致,充滿了象征主義符碼和魅力,在結構上有兩點用心值得關注:以氣味為符號,結構故事線索和節奏,寫氣味的寓意以及與氣味有關的人和事﹔發明一篇中心人物事件加一篇專欄文章的1+1結構,既便於直陳核心事實,又可廣泛勾連社會背景,在處理現實生活的經驗時,擁有了認知的跨度。

  在這裡,隻想談談《耶路撒冷》的一個敘事策略——出場和不出場的安排。

  在三個尋找秦福小的男性中,秦福小的初戀呂冬缺席。著墨不少的呂冬在小說中沒有人物“本紀”,表層原因,呂冬是作為出走的男人的反襯存在。他的性格表征是成長順利、家世較好的乖孩子,在強勢母親的照拂下,既沒有離開家的動力——秦福小相約私奔都被他放棄了,也沒有出走的勇氣——想到母親的惱怒他就不安。如果我們簡單套用“缺鈣”“未斷奶”來判斷呂冬的人格,這個形象似乎沒有什麼特殊價值,但呂冬這個小知識分子的形象,在小說中顯然有質感。想,而沒有行動力,因此痛苦,恰恰是眾多知識分子的特征,作家對於這類人物的把握真實從容。呂冬進精神病院,與其說是作家對平庸人生的懲罰,不如說是對痛苦人生的關切。

  關於呂冬的文章,小說其實做得很充分。出場時唱足前戲,老婆齊蘇紅和青梅竹馬的秦福小都已經提前登場,甩下了很多線頭。齊蘇紅臨出院門之前說:“忘了跟你說,呂冬他,進三院了。聽說你們家的房子要賣?”呂冬進精神病院和初家賣房子,齊蘇紅把這兩條信息放在一起,看似無意,其實有潛在的關聯。交代完這句話,文章沒有順勢引出呂冬,而是欲說還休,因為火候不夠。說呂冬,繞開呂冬,寫他的“心結”:秦福小。秦福小在第四章《秦福小夜歸》出場。當然,如果從篇幅和用墨多少來講,這本書的女主人公似乎應是秦福小,“找尋秦福小、幫秦福小還鄉”被認為是這本書的線索。從小說的結構看,也是這樣。但在作家的本意裡,秦福小和初平陽的初戀舒袖在角色的審美定位上是“互補”的,是一人兩面,最后結局也相似。秦福小的出走、游歷、還鄉,與舒袖的出走、還鄉,雖然表現為一個帶著養子回來,而一個是回來后結婚生子,但是,她們其實都選擇了“回歸”:地理的回歸和母性角色的回歸。

  還是來看看隆重出場的秦福小。秦福小的出走是純粹意義上的出逃。傻弟弟景天賜在自己眼前用刀割斷動脈死了,父親的濟寧老家斷了這支香火,深刻的內疚和父母的憂郁壓迫她逃出了家門。逃出家門的秦福小在無數個地方比如南京、杭州、九江、長沙、昆明、潮州、深圳、鄭州、西安、石家庄、銀川、成都、北京“跳來跳去”。對於秦福小具體的打工經歷,作家是大寫意。這就好比傳統說書裡經常用“話說時間不知不覺已經過去十余年”或者“彈指一揮間,十年過去了”這種句式來虛寫。在這彈指十余年裡,除了秦福小以外,初平陽從淮海到南京到北京,易長安從淮海鄉下中學教師到北京辦假証,楊杰當兵到了北京並在北京當了老板。為什麼作家把大家出走路線的終點都放在北京?這顯然是一個有現實指向的表達。大家都知道,從籠統的價值觀來講,近20年中國社會雖然經濟水平快速發展,但是價值的空間變小了,人們可選擇的目標不是多了,而是單一了:物質的層面,無非是買房買車買奢侈品,人們對於生活的物質指標更加明確﹔精神的層面,升官發財成為顯性的集中的價值訴求。與這種價值取向相對應的是中國社會的現實,資源分布越來越集中,區域發展越來越不平衡,從沿海發達地區這種帶狀發展集中到“北上廣”這種點狀超大型發展。北京成為全國條條大道殺將而來的羅馬,人們蜂擁而至。考學的初平陽,打工的秦福小,當老板的楊杰,賣假証的易長安,等等,都來了。16年后,到了人生的中期,初平陽回淮海賣房,秦福小回淮海定居,楊杰回淮海談生意並載送秦福小母子回淮海,易長安在隱姓埋名逃竄之際回到淮海並被抓,盡管出於不同的理由,但結果是,他們又陸續回到淮海。出走和回歸,在這裡形成了所謂的軌跡,而對於人生來說,某種角度上,軌跡即意義。

  小說還寫了兩個特殊的人物:銅錢和景天賜。人們眼中的這兩個傻子,在審美定位上也是互補的。不同的是,一個正面出場——比初平陽大6歲的銅錢是正面出場,一個沒有出場或者說沒有正面出場——童年小伙伴天賜是在大家的轉述和記憶中出場。腦子被豬踢壞了的銅錢表現得像一個意味深長的巫師。初平陽剛回到家,東大街的傻子銅錢就出場了。他能迅速地認出並招呼初平陽:“平陽,你從北京回來啦?”“去外面的世界”,在一個傻子的身上,賦予如此哲學意味,未免過於傳奇。抑或是作家的“陌生化表達”?哪怕是一個傻子,也想“去外面的世界”,他想表達的是這層寓意吧?賦予人物一些過於傳奇的色彩,如果不是性格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傳奇會妖魔化,會損傷可信度,降低寫作的格調。淮海城裡,兩個傻子的存在,也許產生了一種憂傷,一種在逼仄的環境裡扭曲成長的憂傷。

  寫長篇要懂得節制和裁剪。許多長篇小說原料很好,但料理不得法,結果虎頭蛇尾,最后出來的作品缺鹽少糖,關鍵是取舍不對,該用老抽著色紅燒,結果隻勾了芡,形象不入味﹔該大火煸炒,結果文火長燉,整個作品柴了。寫長篇也不能隻有剪裁,沒有生長。生長這個關節,充分體現作家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高明的作家善於把素材生長成汁水豐饒的細節,生長成密密麻麻的線索,最終生長成枝繁葉茂的形象。45萬字的《耶路撒冷》結構謹嚴細致,一個突出的証據是,整部小說可以從各個角度拎出一條完整線索,比如從人物的角度,圍繞初平陽展開互有關聯的人物及命運﹔從事件的角度,圍繞初平陽為去耶路撒冷留學而回鄉賣房展開﹔從故事的角度,有人把它提煉為三個男人尋找一個女人還鄉的故事。這三條線索,條條貫穿始終,股股相連,觸類旁通,枝繁葉茂。對於中心線索的交代,作家生長、埋伏了很多的意象,這些意象的建構和講述,就是作品線索延伸的節奏和節點。《耶路撒冷》的這種敘事機智和講究,是對近年來長篇寫作越寫越雜亂的一個極有力的反駁:篇幅不是問題,長不代表蕪雜、無序、無度,一條線索也不代表單薄。

  有人說,徐則臣讓70后的作家緊張起來。我覺得遠非如此。在寫作不那麼講究終極意義和敘事策略之際,一個有能力又有堅持的作家,一定會站在高處。

  《 人民日報 》( 2015年05月15日 24 版)

(責編:王鶴瑾、許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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