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緣情：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植物世界》：潘富俊著﹔商務印書館出版。

　　從“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到“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從“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到“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文學作品中出現植物的身影，早已被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然而細究起來，作為生物學分支的植物學原為西學，有著嚴謹的科學理論、方法與實踐體系﹔文學則以文字為載體，重在形象地反映現實，表現作家的心靈世界。二者似乎分屬兩個世界，一個是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外部世界，一個出自我們的內心。無論日常抑或先賢，科學與人文、草木與文學的世界卻從未涇渭分明。

　　潘富俊教授稱得上用心有夢之人，大學后主攻植物科學，業余時間卻沉浸在中國古典詩文歌賦中，將古文中的植物與現代植物學體系中的植物相比對，追根溯源，考訂名目，分辨其中虛實﹔厘清文學作品的寫實與想象，分門別類，以科學印証文學，以文學豐富科學的維度。做到這些，除了具備追根問底的科學精神，更需要體悟自然萬物、人間情懷的細膩心思。在任台北植物園主任期間，他特意設置了“詩經植物”“成語植物”等專題植物展示區，使觀者到植物園觀賞植物有了豐富的人文內容。離開植物園至大學景觀系任教后，他講授植物與文學、台灣的植物文化等課程，在世界多地講授植物與文學緣情體物的關聯。

　　內地讀者對潘富俊並不陌生，早在2003年初，其《詩經植物圖鑒》出版即引發了業界和讀者的濃厚興趣，其后《楚辭植物圖鑒》《唐詩植物圖鑒》《成語植物圖鑒》接踵而至，持續不斷地提醒讀者，不了解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植物，就無法完全理解中國古典文學的美。此次商務印書館推出的《草木緣情：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植物世界》應該說是潘富俊多年來文獻研究與田野考察的總結，其內容幾乎囊括了植物與文學這一主題的方方面面，對文學作品中植物名稱的辨析與古今演變、植物的文學意境、國畫中表達畫家情意志趣的植物等均有涉及，可以說是作者近半個世紀研究成果最為系統、最為集中的展現。

　　作為一名科學家，潘富俊的數據統計與運用令人驚嘆。他發現，漢唐以后較具代表性的詩詞總集中，除了《唐詩三百首》和《玉台新詠》，含有植物種類句子的詩詞，佔全書詩詞總數的一半以上，可見植物在古詩詞中的地位。關於《紅樓夢》，作者統計出，前八十回每回出現植物種數多於后四十回。第一個四十回每回出現的植物種類平均為11.2種，第二個四十回平均每回出現10.7種，而第三個四十回平均每回的植物種數隻有3.8種，不僅如此，前八十回與后四十回植物種數的分布就大不相同。所以，以作者對植物熟悉的程度，和植物意涵在文章內容的運用上，前八十回亦遠勝於后四十回，他以此支持《紅樓夢》前八十回與后四十回為不同作者所撰的觀點。他還發現，大量的數據表明，文學作品的成就與作者對植物認知度、對植物隱喻的掌握度相關。清代詩人的傳世別集中引述植物種類超過兩百種者，多是文學成就高的名家。

　　作為一名古典文學愛好者與研究者，作者對植物的理解並不限於綱目科屬種的羅列分辨，生理性狀的描摹，醫藥飲食的經世用處，植物在文學作品中“起興”“借喻”的運用。對於植物所代表的典故意涵，作者亦有准確深入的理解，他認為歷代文人大都對植物懷有感情，常常形之於詩，詠之以情，例如“枯楊”表達了慘淒的心境，“楊柳”散發著離別的憂傷，“採薇”原為田野間處處易見的野蔬，有了久遠的歷史故事與詩人的隱喻，遂用來頌揚忠貞不渝的節操……

　　季羨林先生曾講，“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天是大自然，人是人類，“天人合一”就是人與大自然要合一，要和平共處。《草木緣情》展現的中國古典文學中生機盎然、豐富多彩的植物世界和人文世界，以及古人崇尚自然、追求天趣、體恤萬物的自然觀，不正體現了“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嗎？

　　《 人民日報 》（ 2015年06月02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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