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方飛往雲南，感覺嚇一跳，這裡艷陽能咬人，白雲藍天洗得分明，鮮花制作糕餅菜肴，種種安逸可愛。我此次行程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到騰沖國殤墓園去看那塊著名的《答田島書》石碑。

　　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到1942年夏天，日軍在菲律賓、緬甸等戰場取得極大進展，退守巴丹半島的七萬五千美軍和菲律賓軍隊全部投降，中國遠征軍和英軍在緬甸被全面擊潰。由此，日軍主力沿滇緬公路直抵怒江，逼近中國抗戰大后方，並分出一支小股部隊，佔領中國西南“極邊第一城”騰沖。此時，駐守騰沖的行政長官和軍隊、警察已全部逃跑，民眾自主推舉曾兩任縣長、如今退休在家、年已六十一歲的鄉紳張問德（字崇仁）為新縣長。至於他正式接受政府委任並取回縣長銅印，都是后話。

　　古人所謂“志不求易，事不避難”（《后漢書·虞詡傳》）。當此國難，又受鄉鄰重托，張問德在筆記中寫下這樣一段話：“吾非巧於仕進而善於趨避者，其濟，天也，其不濟，死而后已。”然后，他將縣政府遷往高黎貢山附近的界頭，在那裡配合政府游擊隊行動，並利用僅有的一台破舊印刷機，對敵展開宣傳攻勢，安定民心，爭取民眾。

　　日軍派駐騰沖縣的行政班本部長田島壽嗣所做壞事就不列舉了，因為與其他日本侵略者無甚差別。他這等小人物之所以能有名有姓地出現在抗戰史上，主要是因為他於1943年秋天用漢語給張問德寫了一封信。雖然他被稱為中國通，但這封信據說是經他口授大意，由一位漢奸之父執筆。

　　信的抬頭是：“崇仁縣長勛鑒，久欽教范，覿晤無緣，引領西北，倍增神馳。”這都是清末民初流行的客氣話。他接下來的正文是：“啟者：島此次捧檄來騰，職司行政，深羨此地之民殷物阜，氣象雍和，雖經事變，而士循民良……惟以軍事未靖，流亡未集，交通梗阻，生活高昂，彼此若不謀進展方法，坐視不為之，所固恐將來此間之不利，其貴境如未見為幸福，徒重困雙方人民，飢寒凍餒，坐以待斃而已，有何益哉？職是之故，島甚願與台端擇地相晤，作一度長日聚談，共同解決雙方民生之困難問題，台端其有意乎？”信中后邊的話是安排會面時間、地點，以及重申隻談民生，不及軍事之意。

　　日后有些史家將這封書信當成“勸降書”，近來又有些不同觀點，認為此信無勸降內容，田島壽嗣只是為了解除民困，嘗試與干擾騰沖正常生活的張問德縣長溝通，恢復地方民生。要想理解這封信的深意，不能隻依此孤証，現在讓我們看看另一封“勸降書”。1895年1月23日，日本艦隊將北洋水師圍困在威海衛，日軍第一任聯合艦隊司令官寫了一封書信，托英國軍艦塞萬號轉交北洋水師提督。信中開篇即道：“大日本海軍總司令官中將伊東佑亨致書與大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軍門汝昌麾下：時局之變，仆與閣下從事於疆場，抑何其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國事也，非私仇也，則仆與閣下友誼之溫，今猶如昨。仆之此書，豈徒為勸降清國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當局者迷，旁觀者審。今有人焉，於其進退之間，雖有國計身家兩全之策，而目前公私諸務所蔽，惑於所見，則友人安得不以忠言直告，以發其三思乎？仆之瀆告閣下者，亦惟出於友誼，一片至誠，冀閣下三思！”好了，伊東佑亨開宗明義論交情，說勸降，后邊他批評清政府弊端的話也非不實之辭，接著又列舉法國、土耳其和日本先降而后得重用的歷史人物給丁汝昌作例証，並許給其降后在日本生活的優厚條件。伊東佑亨在信中稱丁汝昌為友，這是因為，四年前丁汝昌率北洋水師訪問日本時，伊東佑亨作為日本海軍省第一局長官兼海軍大學校長主持接待，兩人接觸甚多。事后伊東佑亨曾感嘆：“如果現在和清國開戰，沒有勝利的可能，隻要‘定遠’和‘鎮遠’兩艦就能把全部常備艦隊送到海底。”然而，北洋水師終究戰敗了，盡管伊東佑亨在勸降信中為丁汝昌的個人前途做出種種美好謀劃，但丁汝昌沒有投降，而是選擇了自盡。

　　文臣武將戰敗自盡，在漢文化中是高尚的行為，鴉片戰爭中，關天培在虎門炮台也自盡了。所謂“節者，死生此者也”（《荀子·君子》），其中一半說的就是人們為保全節操而不肯苟活的意思。不論是兩國交惡，還是承平日久卻強鄰環伺，能當得上“恥辱”二字的，惟“文官愛財，武將怕死”而已。因此，不管后人如何評說丁汝昌其人其事，我始終認為，丁汝昌的自盡，算是踐行了孔夫子所言“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

　　伊東佑亨的這封勸降書寫得漂亮，水平堪比南朝梁文學家丘遲的《與陳伯之書》。與之相比較，騰沖城裡田島壽嗣委托鄉儒寫給張問德縣長的書信，顯現出來的，只是對漢文化“謀略學”的淺薄模仿，試探與誘降之意昭昭，關心民生只是借口而已。

　　我相信，張問德縣長接到田島壽嗣的來信后，一定沒有立即回信。古人雲：“怒不修書”，張縣長是中過秀才的傳統知識分子，應該有此涵養。而且我還相信，以張縣長的歷練和見識，他絕不會自矜有“倚馬草露布”的捷才，而必定是細讀來書，深思熟慮，考慮周全之后，方才寫下這篇文字。而且在書信發出之后，他會立刻將田島壽嗣的來信和這封回信的副本抄報上峰，因為這是職司所在，作為政府官員，“交通敵國”是重罪。從這一點上我們便能看出，張縣長在行動上的“世事練達”和他回信中所表達的“正義”與“節操”相輔相成。至於這封書信后來在全國報紙刊載，令張問德先生生前身后得享大名，卻是他在山溝林莽中給敵人回信時絕不曾想到的“閑事”。

　　張問德縣長的回信，開宗明義表示拒絕：“田島閣下：來書以騰沖人民痛苦為言，欲借會晤長談而謀解除。苟我中國猶未遭受侵凌，且與日本能保持正常國交關系時，則余必將予以同情之考慮。然事態之演變，已使余將可予以同情考慮之基礎掃除無余。”開篇這段文字，坦蕩得體，分明是“國書”筆法。我相信張縣長作書回復田島壽嗣時，最先考慮的就應該是“國之體面”與“士之氣節”，因為，與敵國代表回書，他不隻代表自己，更重要的是代表國家和民族。古人雲：“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左傳·成公十五年》）。張縣長必定自知，作為一個鄉村“士人”，他即使不能做到“聖達節”，但“次守節”是必須堅持的，因為國難之時，那些敗逃、作惡甚至降敵的“失節者”太多了，他必須得讓敵人清楚地知道，與其打交道的是一位“識大體”“有氣節”的中國官員和知識分子。

　　在以克制的筆法歷數日軍對騰沖百姓所犯罪行之后，張縣長道：“余願坦直向閣下說明：此種痛苦均系閣下及其同僚所賜予，此種賜予，均屬罪行。由於人民之尊嚴生命，余僅能對此種罪行予以譴責，而於遭受痛苦之人民更寄予衷心之同情。”張縣長在信中沒寫任何激烈文字，因為“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史記·樂毅傳》），但在一字一句之中，我們能夠清晰讀出他所有的痛苦與憤怒。

　　讀罷《答田島書》全文，我面對騰沖國殤墓園后山大片密密麻麻的矮小墓碑，想起了孔子《論語·泰伯篇》中的一句話：“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面臨的多數考驗與煩惱都是來自“小節”，是由“貪嗔痴”所引發的“喜怒哀懼愛惡欲”，簡言之就是個人欲望無法滿足時生出的煩惱。所謂“大節”，必定是關乎家國、族類和人倫的大是大非，是對人性和道德最根本也是最嚴苛的考驗。丁汝昌面臨的是此種考驗，張問德縣長面臨的也是此種考驗。當此“臨大節”之時，什麼東西“不可奪”？應該是志氣與節操。這些人“臨大節”而不亂，沒有像洪承疇那樣“辜恩惜命”，應該是平日裡做足了涵養功夫，即所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的結果。

　　《 人民日報 》（ 2015年06月10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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