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冬天，筆者在新疆阿爾泰山腳下的牧民定居點採訪。那時候，牧民“二次定居”工程正開展得如火如荼。所謂“二次定居”，就是為了改變傳統畜牧業“靠天養畜、逐水草而居”的傳統模式，提高牧民的生活質量。政府通過多項幫扶政策，在讓牧民定居下來的基礎上，再次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讓過去隨季節遷徙的氈房變成在固定地區的磚房，讓“馬背學校”上的孩子在村裡就能上學，讓現代文明通過電視和電話進入遠在山間的牧區……

　　但是，與生活環境的改變相伴而行的是，延續數千年的游牧生活也隨之改變，由此，這種傳統的生活模式所承載的文化傳統也變得岌岌可危——行吟詩人停下了腳步，流行文化逐漸滲入，世代傳唱的民族史詩也隨著一些老人的離去而銷聲匿跡……

　　這似乎是置身現代文明中的都市人對“田園牧歌”一廂情願的眷戀。每個人都有獲得更好生活條件的渴求和權利，大山腳下的牧民也不例外，經濟不發展、生活水平不提高，肯定是逆時代而行的。但是，如果發展的代價真的是民族傳統文化的消弭，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精神文化上的尋根之旅又該從哪裡出發呢？

　　這不僅是阿爾泰山腳下的牧民所面臨的問題，而且是全世界所有民族都面臨的問題﹔這也不僅僅是這個時代所面臨的問題，而且是歷史上任何一個發展時期都面臨的問題。怎樣才能拯救和保護那些正在被現代文明侵蝕的文化遺產？答案並不那麼簡單。

　　對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性並非今天才被提及，實際上，過去許多年，我們在文化遺產保護上都做了許多努力，也取得了許多成效。但是，往往流於草莽或不盡完善的是，將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進行生硬的肢解，從而使保護變得碎片化，降低了保護效率﹔在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將經濟發展與文化遺產保護相互割裂，一邊著手文化遺產保護，一邊又在經濟發展中有意或無意地破壞文化遺產保護的成果﹔在社會發展的整體規劃中，將文化遺產保護置於無足輕重的位置，一旦經濟發展與文化遺產保護相抵觸，就以粗暴的態度舍棄文化遺產保護……

　　時代進步與文化遺產保護，或許在某種意義上是二元悖論，但隻有在時代的洪流中、在文明的交替中，將那些承載著民族文化精髓的元素和符號通過適當的方式保留和發展，挖掘它們所蘊含的更博大的精神內涵，才能實現對民族發展的支撐。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文化遺產保護要以犧牲經濟社會發展為代價。相反，隻有文化遺產保護得更好的民族，其內在的民族精神才能為經濟發展提供更加強大的動力。這就需要我們在社會發展的整體規劃中重新審視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將更多的保護工作細節納入社會發展的范疇來考量。

　　《 人民日報 》（ 2015年06月11日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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