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府詩集》卷七十八雜曲歌辭十八同前十九首之一（草書） 　　高二適

題詩兩首（草書） 　　高二適

　　20世紀書法史上，高二適先生（1903年—1977年）以其深厚之學養和昂揚之書風卓然而立，正像他的為人，耿介、爽直，超然於世俗。書卷氣、才氣、骨氣是形成高二適書法人格氣象的重要因素，也是其書法具有創造性的根本所在。民族文化的積澱，一代大師的成長，扎實的功夫、個人的天性與才情，以及創新的意識缺一不可。

　　文氣

　　所謂民族文化的積澱，對藝術家而言表現為“書卷氣”。書法家更應具備這種“氣”。書法是一門抽象的藝術，它以文字為基礎、為載體。因此，唯洞明文字生成中所蘊自然山川之地脈、宇宙變幻之天象，深諳文字之文化含量，執筆時才有底氣，才能生發出意象、意念、意蘊、意境。否則無以到達深郁而豪放、凝重而飄逸之化境。

　　高二適對歷代書法均有深入研究，於文字學方面亦有極高造詣。他耗時十年，廣搜《急就章》注校考異本、矯前人之誤，著就《新定〈急就章〉及考証》一書，存亡繼絕，填補書史空白。他力倡“章為草祖”論，提出“章草為今草之祖，學之善，則筆法亦與之變化入古，斯不落於俗矣”，並對歷代經典碑帖讀之、臨之，或贊或批，不隨流俗，妙句連珠。高二適對書法結體、章法、筆法、墨法諸要素所作入木之評述，實為書法學精辟之論。他在讀帖與臨帖過程中常常情動於衷，興之所至，以“神入妙出”“沉著痛快”“規模簡古”“氣象深遠”等詞句點評。這既是總結，也是發現，為后世提供了新的審美意象。高二適在書法藝術本體的建構和解讀以及理論性闡述方面，不僅有灼見真知，且有方法論意義，同時也為他本人作品的文氣、古氣的生成積累了廣博而深厚的精神資源。

　　高老是詩人，他眼中的自然是“詩化”的，如“樹靜欲眠風浩渺，舟回拍岸水漣漪”。他給章士釗的信中有：“山木蒼蒼煙雨歇，幾時才見天地合。”詩中意境足可與石濤、黃賓虹之山水畫媲美。高二適書法中的畫意、審美意象直接感受於自然，緣自於詩性，也得益於哲學。在他讀的《杜詩鏡銓》上有一段批語：“吾嘗謂中國文化史中有三大寶物，即史遷之文，右軍之書，杜陵之詩是也。”他稱：“讀龍門文、杜陵詩，臨習王右軍，胸中都有一種性靈所雲神交造化此是也。”其詩高古沉雄，留存有詩轍集300余首，尤得力於江西詩派。晚年所撰“讀書多節慨，養氣在吟哦”可作為其詩文氣節一生寫照。當然，詩的韻律也自然而然地成為高二適書法潛在的節律，它暗合書法之法，暢通主體之情，虛渾圓融，自成一體。其陰陽頓挫，以及飛動的線條和鏗鏘的運筆，在文化的時空唱和於杜子美、李謫仙、白樂天……

　　高二適自言“一日無書則不能生”，可知他無一日不與古賢、聖哲對話，在精神世界與天地往還。

　　才氣

　　高二適的才氣，體現於他書學的創造性。其書學的創造性在於他以文化之，深諳諸體與百家，且信手拈來，於自然揮寫之瞬間得眾美之妙，仿佛深藏之甘泉頻頻溢出。

　　書法，要有法，先有法，后破法，再建法。高二適尚法，破法，但不建法。他的法是“無法”，隨性而發，隨性而書，自得氣象渾穆，洋溢著高昂的人格精神。

　　從高二適讀帖的批注“出入千數百年，縱橫於百數十家，取長補短，自得其圜，而又超乎象外”，可以更深了解他對“法”與“無法”之關系的辯証理解。

　　高二適書學以章草筑基，參王羲之、孫過庭、張旭、楊凝式、宋克諸家，筆意融大草、今草、狂草於近代碑學之風，以帖學為宗，出古入今，而自成一格。其書法構成，奇險宕蕩，縱橫流暢，時而飛流直下，時而清泉入谷。其用筆忽如斧劈刀削，忽如游絲綿綿，憑借吟哦所養之氣，功深百煉之力，自信點劃，一線橫空，全仗性情所致，將書法的疏密節律對應於一瞬靈感，故幅幅皆殊，各美其美，予書法審美以多維空間。

　　由於高二適每日通過讀書、臨帖與古賢“對話”，故在他生活的虛擬世界裡便與王羲之、張旭、懷素為師為友，在書法藝術上自然以他們為比肩對象，這正是他充滿自信、矯矯不群、不隨流俗的精神起點。在一幅自書的狂草手卷中，他自注“細草如卷，雨絲風片，未知張旭長史能此否耶”，可想而知，他當時書就此卷時的心情，飛動激蕩，自得新境。這些“自言自語”穿越千年，真情與才情昭然若見。

　　高二適的才氣，還體現於他“出口成章”與“脫手千篇”的高度統一。他書寫的內容絕大多數為自作詩，故內容與形式的“同構”形成情感與表現的流韻，真氣彌漫，具有文化的感召力。高二適的書法不易學，因為法度、程式皆隱蘊其間﹔更不易模仿，因為其形態、字相皆隨性而生。高二適寫的是氣，是神，是魂！這需要天分、學問、才情、創造精神。“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我取其意為：神之不存，形將焉附。

　　骨氣

　　高二適最為世人熟知亦讓其名聲大噪的乃是他50年前與郭沫若先生的蘭亭真偽論辯。

　　1964年至1965年間，南京相繼出土了與王羲之同時代的東晉《謝鯤墓志》和《王興之夫婦墓志》，墓志碑文均以隸書寫就，引發了郭沫若對東晉書法面貌的思考。1965年6月，郭沫若撰寫並發表長文《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認為《蘭亭序》后半文字，興感無端，與東晉時期崇尚老庄思想相左，書體亦和上述新出土的墓志不類，因而斷言，其文其書，應為王羲之七世孫陳隋年間永興寺僧智永所依托。此文一出，在全國書學界和史學界產生了強烈震撼，一時間附和之聲不斷。然高二適讀后，獨持己見，撰寫《〈蘭亭序〉的真偽駁議》一文，認為《蘭亭序》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鐵案，旨在從根本上動搖乃至推翻“依托說”。“駁文”於當年7月全文發表，文史界、書法界隨后掀起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學術爭鳴，聲震士林，影響深遠。高二適堅持真理的學術精神和品格於此可見一斑。

　　后來，隨著《毛澤東書信選集》的出版，世人方知，當年高二適文章的發表乃毛澤東同志一言助成。毛澤東復章士釗信中雲：“……又高先生評郭文已讀過，他的論點是地下不可能發掘出真、行、草墓石。草書不會書碑，可以斷言。至於真、行是否曾經書碑，尚待地下發掘証實。但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志贊成高二適一文公諸於世……”與此同時，毛澤東在致郭沫若的信中指出，“筆墨官司，有比無好”，以贊成高二適駁議文章發表。1972年，高二適因郭沫若重提蘭亭真偽，又寫下《〈蘭亭序〉真偽之再駁議》，其中有一句極為精辟的話，“夫逸少（王羲之）書名之在吾土，大有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之勢，固無須誰毀與誰譽之”。由此可見，高二適捍衛傳統經典文化的拳拳之心。今天，王羲之及其蘭亭序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經過那場“爭辯”之后，似乎更加牢固，由是，我們更加佩服高二適的信念。要知道，當時高二適只是江蘇省文史館館員，他的這種精神被學界譽為“高二適精神”，他被稱為“硬骨頭書家”。

　　馮其庸先生在紀念高二適的一文中曾用“永遠的高二適”作題。是的，“質直文風於學術規范、學人品格確立之貴”是永遠的，后人當承之。

　　《 人民日報 》（ 2015年07月12日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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