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文瀾閣原抄本。 　　制圖：宋 嵩

圖為整理出版后的文瀾閣《四庫全書》。 　　制圖：宋 嵩

　　文瀾閣《四庫全書》整理出版工程經歷整整十個寒秋，如今工程告竣。此刻同仁們如釋重負，百感交集。現在我們可以自豪地說，作為出版人、文化人，我們無愧於社會。

　　機緣始自2003年5月，原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秘書長、中華書局總編輯傅璇琮寄來商務印書館將出版文津閣《四庫全書》相關宣傳資料。我讀后如獲至寶，突發奇想：北京要出版文津閣，杭州為什麼不出版文瀾閣呢？一場歷時十載的文瀾閣《四庫全書》整理出版工程由此拉開序幕。

　　一、兩百年的“四庫”情緣

　　在白堤上的文瀾閣旁獨步徘徊，我的腦海中不斷浮現四庫學研究專家顧志興講述的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動人歷史。

　　由乾隆皇帝欽定，集數千人之力完成的《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部叢書。據《四庫全書總目》，共著錄書籍3461種，79309卷。《四庫全書》共抄錄7部，分藏於北京紫禁城的文淵閣、北京圓明園的文源閣、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閣、沈陽的文溯閣、揚州的文匯閣、鎮江的文宗閣和杭州的文瀾閣。

　　清代以來，中華民族遭受的災難接連不斷，分藏七處的《四庫全書》大都顛沛流離。文瀾閣《四庫全書》能保存流傳至今，經歷尤為曲折。歷代浙江文人深明大義，為保護國寶而拋洒熱血，使文瀾閣本躲過戰亂而幸存，實為傳奇。

　　那是在1861年的初冬，太平軍攻入杭州，錢塘人丁申、丁丙兄弟避難於杭州西溪。次年正月，丁氏兄弟在街市閑逛，突然發現小攤販用於花生、瓜子的包裝紙竟全是《四庫全書》的散頁，二人大驚失色，急查看店主的包裝紙堆，竟分揀出數十冊被污損的《四庫全書》，不堪入眼。

　　丁氏兄弟深知《四庫全書》之於國家民族的重要，眼見《四庫全書》已從文瀾閣流入街市，深感事態嚴重，決定冒險施救。他們趁夜色潛入西湖孤山腳下的文瀾閣旁，見文瀾閣四周滿地殘籍，庫書已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兄弟倆指揮家人收撿殘籍，背負肩挑，運往西溪風木庵藏起來。

　　然而，許多典籍已經流落民間，如何將市民手中的典籍重新收集起來？杭州民間有著“敬惜字紙”的文化傳統，丁氏兄弟便雇人每日沿街收購書本、散紙。6個月中，丁氏兄弟從街市收購回文瀾閣書8689冊，使得1/3左右的庫書得以劫后余生。但兄弟倆深知這一典籍已成殘籍，因而萌發了補齊這部典籍的念頭。他們招募了百余人，從寧波天一閣、盧氏抱經樓、汪氏振綺堂、孫氏壽鬆堂等江南十數藏書名家處，及長沙袁氏臥雪廬、南海孔氏“三十三萬卷樓”等處，搜覓精善之本進行抄寫，耗時11年，共抄書26000余冊。在《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曾將一些對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刪除，或將部分書籍排除在叢書之外，還有部分典籍漏收，丁氏兄弟借此將其收錄補齊，並歸還文瀾閣。

　　民國時期的浙江圖書館首任館長錢恂，繼丁氏兄弟之后又繼續了補抄工作，謂之“乙卯補抄”。錢恂，浙江吳興（今湖州）人，著名的外交家和開明學者，曾擔任大總統顧問和國民政府參議員。錢恂后來雖被袁世凱調至北京工作，但這項補抄工作並沒有終止，他在北平家中安置了不少抄寫人員，從文淵閣借出《四庫全書》繼續補抄。

　　此后，海寧人張宗祥又發起“癸亥補抄”。最后完成的文瀾閣《四庫全書》比原來更為完整：原《四庫全書》有漏抄，如補抄本《竹岩集》12卷，原四庫本僅3卷，現冊數比原來增多﹔補抄依據的版本優良，集清末全國藏書之精華﹔有許多被館臣刪改的文字按原樣據原本得以恢復。

　　二、捍衛“四庫”的拳拳之心

　　“癸亥補抄”后僅10余年時間，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11月日軍越過淞滬防線，12月進攻杭州。日軍數度轟炸杭城，庫書又有再遭劫掠、焚毀之虞。時任浙江圖書館館長的陳訓慈，恐庫書被炸，即命總務部趕制木箱、准備搬運工具，將庫書裝成139箱，遷至錢江對岸的富陽魚山。但魚山與杭州僅一江之隔，隨時可聽到日機的轟炸聲，仍有安全隱患，他決定將庫書再遷建德。此后，戰事吃緊，庫書又轉運至浙南的龍泉縣內暫存。

　　1938年3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決定將文瀾閣《四庫全書》運至貴州保管，以避免戰事殃及。同時，派浙江大學教授去龍泉協助徙運庫書。浙江大學協助浙江圖書館一起將庫書西遷，踏上艱難的征途。經輾轉浙、閩、贛、湘、黔5省，行程2500公裡，歷千難萬險於1938年4月底抵達貴陽西門外的張家祠堂。據奉命護書入黔的毛春翔所作《文瀾閣四庫全書戰時播遷紀略》：“自浦城至江山峽口，險路甚多，運輸車中有一輛在離江山峽口不遠處傾覆，十一箱翻落池中，虞君佩嵐急往附近村庄雇粗工，入池起箱，另雇他車星夜運達江山縣城。翌晨幸有太陽，借簟在城隍廟大天井中曝晒，書浸水中久，晒兩日，水瀅如故。絜非先生以運輸時間迫促，不容久延，即命裝箱，謂運抵長沙，再從容翻晒，余與佩嵐未有異議。”另有前往保管庫書的夏定域，言及落水之庫書的處理：“頭頂烈日，一本本翻晒，又逐冊逐頁細心揭開晾干，再裝入箱，耗時數月之久。”其艱辛可見一斑。

　　文瀾閣《四庫全書》抵達貴陽后，戰火又燃燒到貴陽。1939年春，日軍數十架飛機突襲貴陽，狂轟濫炸，致使無數建筑被毀，人員傷亡數千。雖存放於西郊張家祠堂的庫書暫未被殃及，卻受到嚴重威脅。庫書又迅速移送較偏僻的地母洞貯藏。地母洞高有5丈，深約70丈，為天造之書庫。但地母洞較為潮濕，藏書易發生霉變，護書人員的主要工作便是防潮晒書。逢太陽出，必輪番晒書，又在洞內不斷加放大量石灰。日復一日，月復一月，一晃6年。

　　1944年11月，日軍突然長驅入黔，貴陽危急，庫書存放的安全又成問題，陳訓慈緊急約見教育部商談，再次決定將庫書遷蜀。12月8日由戰區司令部派出6輛大卡車，走了半個月的時間，將庫書運至重慶青木關，藏於教育部部長公館內。

　　1945年8月，抗日戰爭結束，日軍無條件投降，文瀾閣《四庫全書》才得以安寧。1946年5月，文瀾閣《四庫全書》從重慶青木關啟程，又用6輛卡車分裝，近20人押運，取道川南入黔，經湘、贛，歷時50余日，回鄉返浙，其間又歷千辛經萬險。據浙江大學教授毛昭晰在《浙江圖書館志·序》中所言：1994年我在日本京都讀到日本學者鬆木剛的《掠奪了的文化——戰爭和圖書》，才知道杭州淪陷后不久，日本的“佔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於1938年2月22日派了九個人從上海到杭州，花了許多時間尋找文瀾閣《四庫全書》，想把這部珍貴的圖書劫奪到日本，但他們的好夢落空了。從這一資料可以看出，日本侵略者早就對文瀾閣庫書不懷好意，包藏禍心。在杭州淪敵的漫長歲月裡，陳訓慈等一批浙人為防止日軍搶奪庫書這一文化瑰寶，與眾多國人一道，用自己的一腔熱血，凸顯了捍衛四庫的拳拳之心，體現了一個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

　　三、傳承“四庫”的歷史香火

　　經過有識之士的努力，歷經滄桑的文瀾閣《四庫全書》得以幸存。但歷經數代，庫書已有許多封面硬化，書線脫落，部分書頁已經發霉。為使文化瑰寶得以延續，最好的方法就是將《四庫全書》重新整理出版。這是當代中國出版者的責任，也是200余年來我們浙人的“四庫”情緣。

　　從歷史的變幻中接過前人的接力棒，我們感到了這份責任的沉重，也非常清楚將凝聚了幾代浙人心血的文瀾閣《四庫全書》發揚光大，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與責任。毛昭晰對杭州出版社敢於擔當整理出版庫書的勇氣、決心表示敬佩和支持。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華書局、復旦大學的專家學者對整理出版文瀾閣《四庫全書》都提出了具體的建議和意見。

　　然而，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全部整理印制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漫長的時間，以及大量的資金，這對我們一個小小的出版社來說，是一個天大的困難。年過七旬的毛昭晰，為能盡快促成此項目的開展，奔走於浙江圖書館與浙江省文化廳之間。經過多次商談，2004年5月，杭州出版社與浙江圖書館簽署了共同合作整理出版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協議。杭州出版社迅速建立了文瀾閣《四庫全書》整理出版工作委員會，同時成立由專家組成的古籍整理組，承擔技術攻關任務。

　　由於種種歷史原因，文瀾閣《四庫全書》中有許多破損或殘缺，有的專家建議將缺書、缺卷、缺篇、缺頁、缺行、缺字全部補上，對所缺部分，採用文淵閣本進行配補。但經過反復商議，我們最后還是堅持“修舊如舊，保持原貌”的原真性原則。

　　確保《四庫全書》原書完好無損，若採用掃描方式，速度會比較快，但對原書會有傷害。我們經反復調研，最后敲定採用數碼照相機拍攝，再通過電腦技術對數碼照片進行處理和制版。於是從香港購進了13台日本“理光”相機，定制了13根1.5米長的手動快門線，會同社會上的機械技術人員，專門研制10台能升能降、中間設有凹槽、能左右搖擺45度的翻拍架。由15名攝影者從2004年8月到2005年7月，花費整整一年時間，終將文瀾閣《四庫全書》全部拍成了數字照片。此外，原書是朱絲欄，這次大膽創新，利用電腦技術把欄框和欄線全部整齊統一。邊空的留白和粗細的線條，使影印本的頁面倍加精神並增添了美感。

　　由丁氏補抄的文瀾閣《四庫全書》本所用宣紙較薄，不如皇家抄本的宣紙厚，墨跡濃淡不一，兩面互相透字嚴重，這是翻拍中必須要解決的一大難題。制版技術人員反復摸索后確定了技術參數，將紙張上的雜點、污點都褪掉，然后通過電腦軟件進行欄框、欄線和文字的處理，再把格子套到文字上合成。在《四庫全書》中有很多小字和細線，筆跡較淡，不容易拍清楚。為保証清晰度，拍攝者在背面墊上白紙，以避免下頁紙的字跡影透過來，不斷調試，再作重拍，周而復始，天天如此。

　　功夫不負有心人，當《四庫全書》的影印樣張送達專家手上時，他們深感驚訝：這套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影印，不僅取得了美觀的效果，而且達到了存真的目的。

　　因為出現了丁氏兄弟，后又有了錢恂﹔因為有了張宗祥、陳訓慈，又出現了具有歷史文化情懷的毛昭晰，也因為有了杭州出版社的不畏艱難，文瀾閣《四庫全書》的文脈才得以延續、傳承。

　　（作者為杭州出版社社長、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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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途多舛的“四庫七閣”

　　《四庫全書》歷來有“典籍總匯，文化淵藪”的美譽，不僅囊括了從先秦至清代乾隆以前中國歷史上的主要典籍，而且涵蓋了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各個學科門類和各個專門領域。乾隆下令仿效浙江“天一閣”的規制，建造七座藏書樓用於收藏，這就是著名的“四庫七閣”。其中，北方的文淵閣、文源閣、文津閣和文溯閣稱為“內廷四閣”，南方的文宗閣、文匯閣和文瀾閣被稱為“江浙三閣”。

　　近代以來，列強入侵中國，戰亂頻仍，民不聊生。“四庫七閣”從一個側面映射出中國社會的坎坷多難。辛亥革命之后，文淵閣《四庫全書》交由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保存，后來隨著戰事的變化，全書又輾轉遷往上海、重慶、南京等地，最終運至台灣，現珍藏在台灣故宮博物院。文源閣《四庫全書》在入侵圓明園的英法聯軍的大火中化為灰燼。文津閣《四庫全書》現珍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是7部《四庫全書》中惟一原架、原函、原書一體存放保管的一部。文溯閣《四庫全書》在沙俄帝國侵佔東北三省時曾出現丟失現象，現存於甘肅省圖書館。文宗閣、文匯閣《四庫全書》毀於太平天國戰爭。在戰火中，文瀾閣中珍藏的《四庫全書》也大量散失，歷經幾代人的撿拾、搜訪、收購、整理等工作，成為“江浙三閣”的僅存，現珍藏在浙江省圖書館。

　　《 人民日報 》（ 2015年08月06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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