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一個清晨，陪一位遠道而來的友人走進中山大學南校區的校園。入正門，最先看到的是佇立在校道兩旁粗壯挺拔的白千層，巋然不動的站姿，儼然守護學術殿堂的忠誠衛士。原本灰白的樹皮因歷經風雨，大多已成褐色，加之層層疊疊的脫落，裂開的樹皮，就像一部部傳世經典被長年累月地翻閱后出現的磨損和卷邊，讓人肅然起敬。這片校區又名“康樂園”，因南朝襲封康樂公的著名山水詩人謝靈運被貶廣州時曾居此地而得名。

　　徜徉園中，古木林立，碧草芾茂。在這蓊郁典雅中，一幢幢古朴的紅樓格外引人注目。如果說滿目的蒼翠是鋪展在這勃發之地的怡人景致，那麼這些紅樓便是康樂園沉積百年而不褪的底色了。

　　途經園中格蘭堂南，有一幢兩層高的紅色小樓，在秾枝密葉的掩映下顯得堅實而有風骨，似乎喻示著主人的品格。相信稍有文化的人見到此樓都不會恝然而去。這座非比尋常的小樓便是中國現代極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陳寅恪先生的故居。

　　故居原名麻金墨屋一號，建於1911年，由美國麻金墨夫人捐建。1949年1月陳先生一家從上海乘船抵達廣州，到嶺南大學任教，上世紀五十年代隨著全國院校調整，嶺南大學合並入中山大學，先生便移任中山大學教席。1953年夏，先生一家搬到該樓第二層居住，自此，在這幢樓裡度過了極不平常的十六年。

　　故居門前至小院外圍有一條水泥路十分醒目。當年學校為方便晚年視力幾近失明的陳寅恪行走而特意將路面刷白。這是大師走過的路，也是一條尊師重道的路。面對故居，門右邊是饒宗頤先生題寫的牌匾——陳寅恪故居，左上方是“東南區一號”的木質門牌，這塊舊門牌與牆面嚴絲合縫，渾然一體，看上去竟不像是釘上去，倒似從裡面長出來一般。

　　進入正廳，中間倚牆放置的是陳寅恪先生的半身塑像。先生雙唇緊抿，目光深泓，塑像前芝蘭清芬，室內高潔素雅。東側牆面挂著古文字專家陳煒湛教授以甲骨文手書的陳寅恪先生名言“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這句話出自陳寅恪於1929年為王國維撰寫的碑銘（《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以甲骨文書之，更顯勁峭古拙，有些字的字形酷似向上托舉的手，像是奮力掙脫，又像是決然求索。陳先生一生持守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即是在此碑銘中首次提出——“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此言既是評騭王國維，也是陳寅恪自身學術理想的攄懷。

　　沿著正廳西側的樓梯上二樓。因為舊式木質樓梯台階較高，上樓費力，每爬一步，整個樓梯都會輕微震顫而發出聲響。伴著沉悶的腳步聲，仿佛進入了一段過往的時光。二樓的陳設基本按先生當年生活時的原貌恢復。房間布置簡單朴素，家具擺放規整。門窗和地板色澤深沉，猶如那些無法淡去的記憶。走到北牆窗戶邊，還可以看到安放於樓下北草坪的陳寅恪先生銅像。先生坐靠藤椅，右手緊握的拐杖，就像一個放大了的問號，其堅定的眼神裡透出一股抓住問題不放的韌力，臉上專注的神情，讓人覺得先生正沉湎於思考之中，以至忘了上樓。

　　走出臥室，穿過客廳，來到寬敞的南面走廊。走廊分為兩部分。走廊東部與臥室僅一門之隔，是先生的書房和工作室。走廊西部被先生晚年時用作教學的課室，現在仍可看到走廊上十張帶桌板的木椅和牆上的一塊小黑板。據中山大學原副校長、陳寅恪的學生胡守為教授追憶，陳先生上課時，讓人在走廊擺放兩排座椅，供學生使用，他自己坐在小黑板下的藤椅上講課，他的課沒有考勤，沒有考試，全靠同學們上課的自覺性，那時常來此聽課的還有許多教授。先生對待教學十分投入，不管前來聽課的學生有多少，始終勤謹敬業，講到有些特殊名詞時，擔心學生聽不懂，便起身寫在黑板上，因為先生目疾，無法視物，有時候黑板上的字跡重疊了都不知道。1950年，胡守為選修了陳寅恪所開“唐代樂府”一課，學生僅有他一人，先生上課照樣認真，連著裝這樣的細節也是一絲不苟，雖然上課地點就在家中，但每次上課都穿戴整齊，即使是夏天，也是一襲長袍。正是在這不到二十平方米的走廊上，先生為史學界培養了多位頗有建樹的學者。

　　走廊東部的書房，是陳寅恪從事學術研究和著書的地方。《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等重要論著均在此完成。特別是皇皇八十多萬字的《柳如是別傳》，先生以“失明臏足”的病殘之軀，憑借超乎常人的堅定意志，靠自己口述，助手筆錄，以十年之功，完成了這部“痛哭古人，留贈來者”的心血之作。作為助手的黃萱女士曾感言：“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此稿。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這部寄情寓志的巨著，在治史方法上具有開拓性的貢獻。先生執“史筆”，存“詩心”，可謂寄托深遙，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言：“陳先生晚年之后之所以費那麼大的力量，克服那麼大的困難來寫《柳如是別傳》，絕對不是為了考証而考証。他真正的感情、真正的對中國文化的感情，都在裡面。”

　　這位通曉十多種文字的曠世之師，治學甚廣。在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語言學、敦煌學、古典文學等方面均有獨到的貢獻。陳寅恪宏贍的學識讓人驚嘆，其愛國熱忱同樣備受尊崇。1941年12月，日軍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並攻佔了香港。身居香港的陳先生當時因學校停課，生活拮據，度日艱難。日軍曾給陳家送過糧食，但先生態度明確，堅決不受。1942年年初，先生仍困居港島，在食不飽腹之時，力拒日本人以四十萬港幣讬辦東方文化學院等事——據陳寅恪長女陳流求回憶：“春節后不久，有位自稱父親舊日的學生來訪，說是奉命請老師到當時的淪陷區廣州或上海任教，並撥一筆款項由父親籌建東方文化學院等。父親豈肯為正在侵略中國的敵人服務！”

　　走出故居，友人問起故居門牌“東南區一號”，是巧合的編號還是另有來歷？突如其來的問題不禁讓我一時語塞。在這所學校已工作十多年，竟從未想過此問題，頓時心感愧恧。是啊，為何是“東南區一號”？

　　當我們打算離開時，友人用相機拍了一張故居的側面照以留念。從照片上看，那條從小樓門前伸出的筆直的水泥路十分醒目，就像一個尋求意義的破折號，直抵眼前。那一刻，我突然悟出了些什麼。“東南區一號”，不只是地理位置上的偶然排序，更是康樂園的精神坐標。這個“一”，是一條道路的縮影，一條形而上的學術之路，一條需要堅定前行最終延至深遠的精神恆途……

　　《 人民日報 》（ 2015年09月14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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