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講述了在亂世之中，一群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如何保護與研究珍貴文物居延漢簡的故事。正是這些知識分子高度自覺的責任意識，殫精竭力的勞作與奉獻，使居延漢簡不至於因為戰火而遺失或者毀滅。作為后人，我們由衷感激他們的付出！正如文中所說，他們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居延漢簡，更是彰顯其愛國赤誠的精神豐碑。

　　——編 者

　　

　　恐怕很多人都不記得沈仲章這個名字了。我也是在整理與居延漢簡相關的史料時，才知道這個人的不平凡經歷。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寇佔領北京。在此之前，故宮的文物及北京圖書館的善本珍藏都已搶運到南京，北京大學的大部分師生也撤往長沙避難，唯有藏在北大圖書館的居延漢簡和其他資料無人顧及。

　　沈仲章是劉半農的弟子，1934年起擔任北大文科研究所語言、音律實驗室助教，同時在世界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的指導下深造，為我國第一個語音實驗研究室的建立和發展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他能拉一手好二胡，常為劉天華試拉新作，劉天華去世后，他從此不再碰二胡，以謝其相知之情。

　　沈仲章看到許多日本兵來來往往，十分擔心居延漢簡的命運。在幾位好心人的幫助下，他先后分四次把居延漢簡偷運出來存放到北大圖書館后面的一個小胡同內。

　　（一）

　　從事簡牘研究的學者總是覺得，天下人沒有不知道居延漢簡的。

　　居延漢簡的發現，是中國近代學術史最激動人心的篇章之一。從1927年至1935年，由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與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聯合組成的西北科學考察團，歷時8年之久，對中國西北460萬平方公裡的土地，幾乎是中國國土面積的一半，進行了科學考察，參與其中的中外科學家先后有44名之多，涉及的學科，有地質、地磁、天文、氣象、人類、考古、民俗等諸多領域﹔所取得的一些成就，至今仍是相關學科的奠基之作。丁道衡對包頭鋼鐵公司白雲鄂博鐵礦的發現、袁復禮對新疆近百具恐龍化石的發現、陳宗器對羅布泊湖底的探測和地磁學的貢獻、黃文弼對新疆的考古調查，以及李憲之、劉衍淮在中國氣象學領域的成就，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西北科學考察團能夠最終成行並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首先是中國知識界獨立覺醒的產物。當時，享譽全球的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曾經來過中國四次，按照以往的經驗，第五次探險應該暢行無阻。他於1926年10月來北京，先后拜會了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外交部長攝國務總理顧維鈞，以及主政北京的奉系軍閥張作霖，得到了許可証件和張作霖的大力支持。

　　當他組織的由瑞典、德國、丹麥等國科學家組成的考察隊即將成行時，以劉半農為代表的中國學人和相關學術團體聯名發表通電，一致反對外國人擅自在中國領土上隨意往來，肆意掠取我珍貴的學術和文物資源。斯氏隻好坐到談判桌前，進行近乎半年的談判。1927年4月26日，斯文·赫定與“中國學術團體協會”達成了19條合作協議。

　　“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由14家單位組成，分別是北京大學考古學會、國立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畫學研究會、北平圖書館、京師圖書館、中華圖書館協會、中央觀象台、天文學會、地質調查所、中國地質學會、清華研究院、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其中參與呼吁和談判的代表人物有劉半農、周肇祥、袁復禮、沈兼士、馬衡、李四光、李濟、徐炳昶等，他們都是近現代學術史上裡程碑式的人物。這19條協議的核心是：考察活動的隊伍定名為“西北科學考察團”，團長由中瑞雙方擔任，團員由中外雙方組成﹔考察經費由斯文·赫定籌措，考察成果共同享有，並在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統一規劃下陸續發表﹔採獲的文物一律不准帶出境外，地質和古生物標本如有副本者可以贈與斯文·赫定帶回瑞典。

　　這個協議，既維護了民族自尊和國家主權，又達到了合作考察推動學術發展之目的，還洗刷了百年來外人掠奪所帶來的屈辱。劉半農甚至興奮地宣稱，這是近代以來第一個“翻過來的不平等條約”。協議本身，不僅規范了此次考察的全過程，也為后來類似行為提供了范式。

　　（二）

　　今天的甘肅金塔和內蒙古額濟納旗一帶，漢代是肩水都尉和居延都尉的軍事防地。四周沙漠戈壁、低山殘丘。但額濟納河三角洲一帶，水草豐美，胡楊婆娑，是北方匈奴進入河西走廊的天然通道。漢王朝把河西走廊圈入版圖后，為防止匈奴鐵騎再次踏入此地，便從張掖到居延沿著額濟納河（弱水）修筑了長達500多公裡的一道防線。所謂塞內塞外，成了騎馬民族和農耕民族的一道屏障。此后的漫漫歲月裡，歷代統治者都對此進行了有效管理。他們留下的星羅棋布的古代遺跡和大量的地下文物，成為后人回望歷史的坐標。

　　1930年4月27日，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在博羅鬆治發現了第一枚漢簡。此后，在北到額濟納河下游的索果淖爾和嘎順淖爾，南到金塔毛目（今鼎新）的廣大地區，考古工作者進行了地毯式調查和大規模發掘。從1927年到1935年的8年時間裡，貝格曼有7年多時間沒有離開過考察團，是呆在這個團隊裡時間最長的外籍學者之一，他因發現居延漢簡和小河墓地而蜚聲世界。

　　那次居延考古，從1930年4月27日算起，到1931年3月27日為止，共11個月時間。11個月裡，貝格曼及其同行在空曠寂寞的戈壁荒漠中，與風沙做伴，與胡楊為伍，送走了一輪輪落日，迎來了一顆顆晨星，經歷過零下30多度的嚴寒，也忍受了零上40多度的烈日，飽嘗了難以想象的艱辛，也享受了收獲的喜悅。在南北250公裡，東西40公裡的范圍內，踏查了410多處遺址，出土了3700多件古代遺物。尤其是10000多枚漢簡的出土，給中國和世界學術界帶來極大的興奮。這些漢簡出自30個不同地點，其紀年上起西漢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下迄東漢陽嘉二年（公元133年），前后跨越220多年。這是當年駐守此地的軍政系統留下的原始文件，是邊防將士戍守、生活和各種活動的生動記錄，是后人研究西北邊疆的第一手資料。

　　1931年3月27日，貝格曼與40多峰駱駝的駝隊滿載著隨行家當和發掘的古物踏上了東歸之路。

　　（三）

　　十二箱居延漢簡和其他文物於1931年5月運抵北京，先存放於北平圖書館四庫閱覽室。馬衡和劉半農於是年7月監督開箱，並組織人員整理釋讀。文字釋讀，起初按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的安排，要由瑞典語言學家高本漢、法國學者伯希和以及北大教授馬衡、劉半農共同完成。但實際上高本漢、伯希和基本未能參加，劉半農兼職過多顧不過來，隻有馬衡一人堅持工作。而馬衡也不是每天到班，只是隔幾天去一次，工作進度比較緩慢。

　　1933年7月，這批漢簡從北平圖書館搬到景山東街馬神廟崧公府北大文史研究院考古學會，並重新組織了整理班子。從1934年10月起，由北平圖書館的向達、賀昌群，北大的余遜和史語所的勞干四位年輕才俊協助馬衡完成釋文。前四位直接釋讀原文，馬衡則負責對他們的釋讀初稿進行審校。向達、賀昌群都在商務印書館擔任過編譯工作，后又同時擔任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學界已有相當名氣﹔而余遜是余嘉錫先生的哲嗣，以當時輔仁大學陳垣校長的“四大翰林”之一而聞名士林﹔勞干是清末兩廣總督勞崇光的后人，官世家學，淵源有自。至於馬衡，更是如雷貫耳。他是繼吳昌碩之后西泠印社的第二任社長，其時又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以這樣一個班底來整理居延漢簡，可謂一時之盛，令人仰望。

　　但是，時運不佳，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止了這項工作。10000多枚漢簡身處危境，兩年中所做的釋文和照片也不知去向。空空的北大校園隻有日本軍隊的汽車和巡邏隊不時出沒。尚未離開北平的沈仲章成為這批漢簡的拯救者。

　　可以想象，他是怎樣將其裝在大木箱裡，小心翼翼地藏進崧公府北大圖書館后面北長街的小廟，又如何冒著炮火將其以私人財物的名義存放在德華銀行。1937年8月12日，也就是“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的前一天，他混在逃難的人群中乘火車趕往天津。在天津，他打電報給時在南方的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徐森玉，請其聯系傅斯年等人，商量轉移的辦法。

　　淞滬會戰爆發后，運往上海的可能不復存在。按照傅斯年和徐森玉的意見，這批漢簡仍由沈仲章負責，直接運往香港。於是，沈仲章在將近半年的時間裡，利用中立國和德、意等國的銀行、輪船公司，由北京而天津、由天津而青島、再由青島而香港，最終於1937年年底把這批漢簡運到香港大學。

　　運到港大的漢簡，在許地山的聯系下存入馮平山圖書館。即使偏安一隅，整理工作也沒中斷。沈仲章在守候漢簡的同時，因陋就簡，開始新一輪的整理。重新上架、登記、照相、編排、剪貼，打算完成后送往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制出版。沈仲章在香港一待就是3年，將所有照好的照片沖洗兩份，一份寄往遠在西南的勞干，一份擬送商務印書館。但隨著日本侵華戰火的蔓延，香港吃緊，居延漢簡的整理再度受挫，已制成的書版和底片，也在香港淪陷時灰飛煙滅。

　　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前一年，香港也已面臨危險，漢簡的安全又成問題。傅斯年等人本打算將其就近轉移到昆明或馬尼拉，但考慮到氣候因素，不便保存。最后隻好與遠在美國出任駐美大使的胡適商議，決定運往美國，請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管。1940年8月4日，這批漢簡乘上開往美國的輪船從香港起航，經兩個多月的漂泊，於10月26日進入美國國會圖書館，分裝成14個小箱，存入該館善本圖書室。居延漢簡在這裡沉睡了25年之后，才於1965年11月23日到達台北，結束了海外漂泊史。

　　20世紀初，新史料的發現，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學術的發展，居延漢簡是繼敦煌漢簡之后發現的最重要的漢代邊塞屯戍文書，為歷史研究開辟了一個新領域。但它的研究整理工作正逢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它的命運因此顛沛流離，擾動了每個人的心。文章中提到的沈仲章，是千萬普通人中的一員，早已於1987年去世，但他在戰火中對於國寶的守護，令人動容。沈仲章們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居延漢簡，更是彰顯其愛國赤誠的精神豐碑。

　　制圖：張芳曼

　　《 人民日報 》（ 2015年09月17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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