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電影集團董事長、總裁任仲倫做客文化講壇
國有文化企業的責任:用創造力拍好主流價值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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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企業多出幾部群眾喜聞樂見的優秀作品,可能要比多幾個億的利潤,對於社會進步,意義更大。
●許多人是通過好萊塢電影了解美國的價值觀。中國電影弘揚中國價值觀,講好中國故事,理所應當。
不同於一般企業,文化企業的邏輯起點在於提供精神產品、傳播思想信息、擔負文化傳承使命
我記得,南加利福尼亞大學電影學院副院長艾倫·貝克曾在中國發表演講,一開口就說:“我變成一個孤獨的布道者了。我想講的題目是怎麼拍一部好電影,但我聽到所有人都在談論怎麼追求高票房。”在美國,很少有拍電影的人一開始就沖著5個億或10個億票房去,他們的邏輯是:我拍了一部好電影,自然有票房。如果電影制作者都圍繞票房去策劃和生產電影,就容易出現偏差。
不同於一般企業,文化企業的邏輯起點在於提供精神產品、傳播思想信息、擔負文化傳承使命,這是前提。精神產品有兩個價值,首要是文化價值,同時又必須有經濟價值。在社會財富創造的格局中,文藝創作的精神價值,應該優先於它所創造的經濟價值。這樣的邏輯起點,決定了社會效益第一是文藝創作生產的重要功能和原則。
中辦、國辦日前印發了《關於推動國有文化企業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指導意見》,在我看來,政策的出台有利於糾正目前一些唯收視率、唯票房的現象,但更根本的目的還是夯實我國文化基礎。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國有文化企業,才能引領國家文化發展。
在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之間,一旦發生沖突,經濟效益應該服從於社會效益,市場價值應該服從於社會價值。畢竟,如果舍棄社會效益,一味追求經濟效益,結果可能是負面的。
但社會效益第一並非社會效益唯一,不是不要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第一是文藝創作生產的原則,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則是它的追求目標。畢竟文化企業具有企業的一般規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沒有經濟效益意味著沒有社會效益。如果沒有讀者或觀眾,好作品的社會價值就難以圓滿實現。堅持兩個效益統一,對文藝創作生產、對國有文化企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文化企業肩負文化建設和企業經營的兩重任務,要“體現價值觀,提升競爭力”
實事求是地說,國有電影文化企業在建立市場主體、融入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曾在兩個環節有過脫節。第一個是拘泥於計劃經濟的思維,敏感性不夠,與在市場環境中崛起的民營電影企業相比發展要弱些。第二個是與資本市場的脫節,在上市融資過程中,國有電影文化企業又慢了幾拍,主要是因為解決歷史包袱和體制機制變革需要時間。
這些年來,在中央文化體制改革的戰略部署中,國有文化企業立志變革,雖然沉重,但已邁開腳步。上影和中影等一批國有電影企業完成了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並將先后完成上市融資等工作。
電影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企業的整體布局很重要。目前的電影企業,有的在制片上領先,有的在發行上領先,有的在影院建設上超前,上影選擇的戰略是建設創作、市場、技術、片場等完整的產業鏈。雖然產業鏈的部署和發展需要厚積薄發,但一旦形成產業鏈優勢,就具有了核心競爭力。
近年來,上影連續5次被評為全國文化企業三十強,這說明企業發展是健康的,效益增長是明顯的﹔去年上影淨利潤比前年增長了30%,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長又超過30%。較快的發展說明,上影10年前布局的產業鏈正慢慢長成大樹。
文化企業具有文化建設和企業經營的兩重性。要擔當文化建設的責任,企業必須做強做好。在決策過程中,對於一些將兩個效益結合得比較好的作品,相對容易做決策。比如,上影近年來出品的電影《東京審判》《天將雄師》和電視劇《亮劍》《心術》等。其中,《亮劍》重播率超過3000次,產生了很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收入。但策劃一些重大歷史題材,就會有一定市場風險,比如上影推出的電影《辛亥革命》等。這時的判斷和決策,就應該有社會效益第一的社會擔當。當然,前提是企業應該保持經濟利潤的良好增長。“體現價值觀,提升競爭力”的要求,就辯証指出了文化企業發展的基本規律。
過去對國有文化企業的考核,有時是“兩張皮”,創作中要求體現社會效益,但在考核時並不考慮,隻講利潤、營收、成本等經濟指標。現在,指導意見已明確要求,社會效益指標考核權重應佔50%以上,上海率先提出國有文化企業的社會效益考核權重達到60%左右,並細化、量化到政治導向、社會影響、創作質量和數量等具體指標中。
事實上,文化企業多出幾部群眾喜聞樂見的優秀作品,可能要比多幾個億的利潤,對於社會進步,意義更大。
我們需要更多優秀的電影作品,如果我們的電影更多樣,吸引更多觀眾,中國電影市場會更遼闊
需要強調的是,不能對社會效益理解得太狹隘。社會效益,對於文藝作品來講,就是能夠表現歷史進步,表現人的本質力量。所以,它是一種思想精神和藝術力量,不受題材或主題的限定。
如今,中國電影處在一個變革的時代,我們過去對電影的理解都被技術和市場趣味帶來的變化沖垮了。過去沒學過不敢當導演,現在可以靠技術彌補現場執行人在專業上的不足,誰都可以當導演,這是技術帶來的平民化﹔閱讀的淺薄化、碎片化導致年輕觀眾不喜歡太深沉厚重的東西,經典的表述變成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再加上有些制作者又刻意將市場作為唯一引領,隻要一部電影賺錢了,就群起模仿,藝術創造力因此變得稀少而珍貴。
電影強國需要強大而健康的市場支撐。中國電影票房今年毫無懸念可以超過400億元,增長依舊超過30%。同時,逐步調整市場觀眾結構變得重要起來。現在中國電影市場主要由17歲到25歲的年輕觀眾支撐,他們的票房貢獻率在有的年份甚至達到70%以上,這就意味著兩頭的觀眾在流失,電影慢慢變成“青少年專用產品”。如果我們電影更加多樣化,吸引到更多觀眾,中國電影市場就更遼闊。
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更多優秀的電影作品。許多人沒有到過美國,但通過好萊塢電影認同了他們的價值觀。所以,中國電影弘揚中國價值觀,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是理所應當。
有人認為,現在觀眾對體現主流價值的電影接受度不高,這種判斷不夠全面。之所以有些主流價值電影的觀眾接受度不高,是因為創作者內心對於體現歷史進步,體現人的本質力量的理解力和創造力不夠。中國社會變革的藝術化表現,需要有耐心、熱情、創造力的藝術家來完成。
任何一個時代,這樣的藝術家都是少數,如果這些少數派被商業化排擠到邊緣,那這個時代的文化創造就很少了,結果隻會是一個“鍍金”時代——什麼東西都涂上一層金粉,過不了多久金粉就會脫落。中國電影黃金時代的標志,應該是更多優秀作品,由此樹立起中國電影的高峰。
稿件採寫:本報記者 曹玲娟
欄目統籌:本報記者 肖家鑫
《 人民日報 》( 2015年10月08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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