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喜馬拉雅天梯》劇照。

　　英國導演約翰·格裡爾遜曾有一句著名的論斷：“紀錄片必須具備三個基本要素：社會學的、詩的和技術的。”若以此來衡量紀錄電影《喜馬拉雅天梯》，你會發現，它的成功絕非偶然。

　　上映20多天，電影《喜馬拉雅天梯》的“成績單”上有四個關鍵詞：人文自然，紀錄電影，院線上映，千萬票房。隨著該片的長線放映，相信這個“成績單”還會更加豐富。一部人文自然類紀錄電影為何能闖出一條自己的路，一條由不可能變成可能的攀援之路？《喜馬拉雅天梯》的探索引發許多思考。

　　《喜馬拉雅天梯》講述的是一僧一寺、一座山、一群人的故事。“天梯”，是藏民們畫在青藏高原岩壁上的白色小梯子。藏民相信，“天梯”可以接引世人的靈魂通往聖地。而這部電影的主人公、珠峰的引路少年們扮演的正是“天梯”的角色，與許多人將海拔8848米當成旅行終點相比，這只是他們的起點與成年禮。

　　以技術標准來看，這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甚至在許多方面有所突破的電影。將兩台4K高清攝影機架設到海拔8848米的珠峰上，並完整記錄通往巔峰沿途以及巔峰之上奇幻的美景，這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更何況，這是世界上首部從珠峰北部完整記錄登頂過程的影片，走在了BBC和國家地理等世界一流紀錄片的前列。不論鏡頭畫面、現場收音還是后期剪輯、混音、調色、配樂，本片都呈現了一部電影的上乘質感。整部影片的制作班底和創作過程是《喜馬拉雅天梯》制片人雷建軍頗為自豪的部分。據雷建軍介紹，整部影片制作了4年，2010年開始的最初兩年為田野調查，2013年9月份開始不停機地拍攝了14個月，積累了600個小時的素材，后期制作花費了12個月。本片共有7位攝影師，其中4位為藏族攝影師，兩位高山攝影師分別曾4次和9次登頂珠峰。如此敬業與專注的精神，令人心生敬意。

　　不僅是影片本身，《喜馬拉雅天梯》的完成度還呈現在出品發行的整個流程上。該片出品人之一路偉曾參與今年暑期檔“黑馬”《大聖歸來》的發行。路偉認為，登山愛好者、喜歡旅行的人、懷有西藏情結的人和文藝青年是《喜馬拉雅天梯》的主流受眾，所以他們並沒有刻意回避紀錄片這個類型標簽。“如果我們說它是一部故事片，觀眾的觀影訴求必然是故事，如果是一部紀錄片，觀眾便會對故事有了寬容度。”對於這部電影，路偉同時引入了眾籌，“400多位眾籌出品人，不僅是電影投資人，也是電影營銷員和團購的第一撥觀眾。”“小眾電影，須定位精准也需量力而行。”路偉說。

　　值得注意的是，該片總策劃、總制片等主創大多來自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這一有別於其他紀錄電影的特殊身份，賦予《喜馬拉雅天梯》專業的眼光和詩性的氣質。與《旋風九日》《燃燒的影像》等今年在院線上映的紀錄電影不同，《喜馬拉雅天梯》並非重大歷史題材，也非命題作文。它是將西藏登山學校作為一個透視的窗口，以開放、真實、平和的鏡頭對准了當下普通人的生活狀態和心理訴求。它並不單純地以記錄現實為目的，鏡頭的背后更有對現實有溫度的關懷。觀眾通過《喜馬拉雅天梯》創作者的眼睛看到的西藏風物與人情，是被他們“反芻”過的現實。這個現實，有傳統家庭的溫情，也有商業時代的浪花，有挑戰自我的精神，也有對大自然的崇敬，但絕不是那個被很多電影神秘化、符號化、奇觀化的西藏。在影片的種種留白之處，在影像與現實的間隙之地，觀眾還能體會到欲說還休的余味。用雷建軍的話說，就是“導演退后一步，觀眾往前走一步，讓觀眾成為真正的創作者”。也正是因為這樣客觀的講述、日常化的視角和人文關懷的立場，讓《喜馬拉雅天梯》更加具有走向國際的可能。

　　對紀錄電影而言，這或許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中國紀錄電影，一定不缺少攝制的人才，不缺少值得聚焦的題材，更不缺少資本和雄心。紀錄電影的鏡頭，有充分的理由搖向這個“坐地日行八萬裡”的時代。這裡有960萬廣袤國土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有13億中國人置身大時代的愛與痛，有現代化、后現代化浪潮對傳統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的沖撞與融合……這些都為紀錄片創作提供了取之不盡的源頭活水。然而，紀錄電影又一定會面對今天一切文化產品所必須面對的“痛點”：以虛浮代替責任，拼貼代替創作，娛樂代替深刻，商業代替文化……凡此種種，幾乎無處不在。這讓中國紀錄電影長時間被隔絕在觀眾的視線之外，或者天然不比商業電影具備說服觀眾買票的理由。因此，《喜馬拉雅天梯》的積極探索更具有范本意義和導向價值。

　　有人說，紀錄電影是一個社會的良知系統﹔也有人說，一個國家缺少紀錄電影，就像一個家庭缺少了一本相冊。《喜馬拉雅天梯》用一條攀援之路告訴我們，這正是一個拍攝紀錄電影的大好時代！

　　天梯，通向何方？通向五光十色的社會現實，通向創作者溫暖的內心深處。

　　《 人民日報 》（ 2015年11月19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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