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爾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中提到，土耳其語中有個特殊的主觀過去時，讓人們得以把傳言和親眼看見的東西區分開。在講述夢境、神話或我們無法目睹的往事的時候就使用這個時態。此種區分方便我們“憶起”最早的人生經驗，或是從父母前輩口中聽來的故事。如果漢語中有此類明晰的語法界定的話，那周仰之的《斯人已遠》（上海文藝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想必就是用主觀過去時寫的吧？她擅長復述回憶，扭轉時間單向流逝的必然命運，令久已遠去卻不應被淡忘的人與事生動復現。

　　《斯人已遠》是一位對祖父的故事滿懷復雜情緒的后輩收集的人生紀念冊。也許是幾十年美國生活經歷造就的西方式的坦率，也許是自小家庭教養的寬鬆和遺傳而來的不羈性格，不像大多數子孫后輩寫到前輩時“為尊者隱”的含蓄和選擇性褒揚，周仰之對祖父的態度帶著親密家人私下裡會帶有的鮮明主觀性：春秋責備賢者。通過她的講述，我們知道了作家“周立波”這個名字，蘊含了向往“liberty（自由）”的真摯之意。但正是這個向往自由、追求文心的男人，勇敢翻譯了《未完成的處女地》，無畏地深入戰地寫就了報告文學集《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和《戰地日記》，卻對家用開銷毫無概念，對朋友慷慨義氣卻對家人態度淡漠，憧憬愛情的熱烈明麗卻懼怕責任的牽絆重壓，實在算不得一個好丈夫好父親。

　　《斯人已遠》同樣可以當作一部“現代家庭生活指南”來讀。今月曾經照古人，可以說因著時序的輪替循環，了解了過去抑或便是預知了未來。周仰之從姚芷青奶奶那裡得到了教育，道理用幽默的方式說出來，比用嚴肅的口吻更讓人聽得進。這種理念細密地浸潤在了書中。她了然怎麼穿插細節、趣聞，時不時來點分析，也很會在本來扯遠的話題間制造懸念。雖然直率地撤去了蒙在祖父母這對璧人身上的“幸福假面”，卻並不疾言厲色地控訴男人的薄幸、夸張女人的痴情。她對“優質男人”的心理機制有生動的分析：“他們不怕苦，甚至不怕死，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但自尊心強，容不得他人輕視和責難……最怕就是他們真正做錯了，自己也知道這是錯的，又被別人抓個正著，這時就凶險了，有的時候能過去，有的時候事情就急轉直下了，他們很可能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錯到底，來維護比生命更重要的自我肯定。”所以執意選擇優秀男人的女人們也是要付出代價的。她對姚芷青奶奶這樣觀念半新半舊的女子也有豁達通透的人生建議。像姚芷青這樣的女子，直到今天仍有很多，既彰顯現代職業女性的獨立自強，卻始終囿於從一而終的觀念無法跳脫，放棄了自己人生中很多快樂的機會。周仰之很惋惜她們沒有退一步海闊天空。若說對於當年的女性沖破樊籠尚需驚人的勇氣，那如今的女性外環境上的束縛又鬆泛了很多，重要的是別把自己困住。

　　《斯人已遠》是一位對家族興衰所折射的歷史時代富於責任感的女子的備忘錄。這本書原先題名“我的祖父周立波”，意在著力展示這位新中國成立后在描寫農村生活新人新事方面成就別具一格，著有時代名作《山鄉巨變》《暴風驟雨》的重要作家的人生軌跡。如果這樣行文，我們將會多一本宏大雅正、有如文學史延伸讀物卻終究拘謹的個人傳記，卻少了一本充滿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普通國民豐富日常悲歡的有趣小札。周仰之將筆墨宕開，除了祖父的故事，還寫了奶奶姚芷青作為早期職業婦女的坎坷經歷，寫了姚家的外公外婆和姚家姐妹，寫了一整個家族中不同性格命運的人應對環境的作為。非常時期的婚戀、教育、醫療狀況，無一不是“困難，但是有趣味”的基調，在無以阻擋的暗夜中，敞露在外的部分淌溢著悲傷，內裡卻包含著家人間質朴沉默的溫馨。她的故事裡有一半是採訪家中長輩親朋而得，一半是自己的親身經歷，通過她選擇的詞語、敘述的輕重緩急，匯聚了許多人不同版本組合拼湊的記憶，穿透了各種甚至相互抵觸矛盾的評論與猜測。

　　天地無情，這些微小的個人悲歡如滄海一粟轉瞬即逝，但周仰之對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名人故事與普通人故事、眾口一詞的故事與眾說紛紜的故事的並置處理，會讓你意識到這些悲歡有著深深的時代印跡，由整個人群加諸每一個人自身。所以你細究每一個當時情境中個體的人事，也就了解了整個時代，因而發現這些有著被充分記錄與傳播的理由。

　　（作者為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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