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中學后，從語文教師袁愈荌先生處借讀《中國新文學大系》，才對新文學有了一點粗淺的整體概念。閱讀中感覺全新的是兩卷散文，郁達夫和周作人的兩篇長序，好像一聲“芝麻開門”。小說中印象最深的《橋》（廢名），也是散文的情致。從此愛讀散文，老而彌篤，常覺得許多好散文裡有比詩裡更多的“詩”。

　　“五四”一代散文家，魯迅的老辣、知堂的淵源和豐子愷的親切，是我的排行榜首選。前兩位仰之彌高，鑽之彌深，毋庸多說。豐氏《緣緣堂隨筆》裡很多篇，如寫吃瓜子、寫做客赴宴、寫山中避雨，尤其寫兒女，常常是笑著讀，讀著笑，會心愜意之至。朱自清稱豐先生的文字為“藹然仁者之言”，是極確當的。他的仁愛心和幽默感洋溢在他的文字和漫畫裡，像冬日爐火般溫暖。“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開的真人。你什麼事體都像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對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了舌頭了，小貓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兩分鐘”……他是真的佩服孩子，痛惜成人永遠失落了純粹的真率。豐氏的幽默，對於我遠比進口的“英式幽默”更幽默。此外，李廣田、何其芳、沈從文、冰心、梁實秋，都有一些我喜愛的散文。

　　1949年以后，當時的散文代表作家是楊朔和秦牧。但秦牧的名作《藝海拾貝》是文藝隨筆，不抒寫個人思想情緒。楊朔的散文，當時膾炙人口，入選課本，后來受到嚴厲詬病，指責他內容上不敢直面嚴峻的現實，藝術上形成套路。時過境遷，平心而論，楊朔能敏銳捕捉生活中美好的成分（一切生活都是美好與丑陋並存的立方體），文字清新簡潔，置於當時的寫作環境下，還是清新可喜的。當然它們缺乏深刻的思致和情感。還記得人民日報發表了與魯迅關系密切的老翻譯家曹靖華幾篇憶舊散文，連標題都很別致，如《憶當年，穿著細事且莫等閑看》，令人耳目一新，但近乎孤例。真正政治成熟的散文家是劉白羽，他的《長江三日》氣魄很大，境界很高，名噪一時，也選入課本。他的散文集名《紅瑪瑙集》。他是文藝界的決策者之一，不滿部隊文藝多寫“成長人物”（即普通老百姓經戰爭磨煉成長為革命戰士），主張寫成熟的革命者，以此創作拍攝了電影《人民的戰士》。但不寫成長過程，就難有精彩的故事性，放映后反響不大。

　　“文革”后，文運隨國運復蘇后，散文如春風野草，迅捷繁榮。孫犁的純粹、楊絳的溫摯、金克木的睿智、吳冠中的獨特、汪曾祺的簡淨、止庵的識見、王小波的理趣，加上“五四”至三十年代散文的久違重逢，港台海外散文的久仰幸會，真所謂“等閑識得春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令人目不暇接。比如張愛玲的散文，我覺得比她的小說更好。揚之水的學術文字感覺入微、語言精致，遙接《文心雕龍》《孫過庭書譜序》以美文寫論文的傳統，我是當成散文來讀。此外，有整體構思的系列散文這種新體裁的出現，迅速贏得了廣大讀書人的喜愛，如《一個人的村庄》《我的阿勒泰》等。總之，三十余年中，中國散文寫作出現了前無古人的盛世，就我的聞見印象，散文的讀者在數量上堪與小說讀者分庭抗禮。

　　我尤其心儀作為散文家的余光中先生。他常令我想起聞一多的一段話：“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呢，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最遠，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的時代的精神。有人講文藝作品是時代的產兒。《女神》真不愧為時代的一個肖子。”而余光中散文的當代色彩也十分鮮明，他真把這個“散”字發揮到了極致。

　　余先生首先是大詩人。十來個短句的《鄉愁》，道盡時間數十年、空間千萬裡的鄉愁。意象鮮明，語言精粹，從具象升華到形上，堪稱寫鄉愁的絕唱。但其實他對散文的理解更是有當仁不讓的氣魄的：

　　“我寫散文雖然起步較晚，但是文路比詩路走得較穩，較快，也早進入成熟之境。文路起步不久，少年氣盛，我就奢言當代的散文需要革命了。

　　“在《剪掉散文的辮子》一文中，我強調現代散文應該注意語言的密度、彈性與質料。后來我又對‘五四’以降流行的小品文提出質疑，認為散文的格局不必自囿於小品，散文家也不妨發展重工業。小品文如果喜歡議論，容易變成雜文，如果一味抒情，就會變成所謂散文詩。一位散文家如果不能兼擅敘事與寫景﹔隻能憑空地、無端地主觀抒情，作品就注定隻會‘躡虛’，不能‘落實’，更談不上出虛入實、虛實相生。

　　“早年我寫散文，有意超越當代的風氣，篇幅上要求擺脫魯迅所嗤的‘小擺設’，經營黃國彬所倡的‘大品’。大品之大，不全在其長，更在其格局與氣勢。誰規定散文要謹守寸土，味之如橄欖，飲之如清茶？在風格上我不滿當時的散文敘事潦草，寫景空泛，既乏臨場的實感，又無創新的音調：總之是感性稀薄。所以我認為散文不應該甘於屈居‘次文類’，相反地，應該擴大而且加強：擴大格局，加強感性，並且取法於其他的文類，例如詩與小說，與乎其他藝術，例如音樂、繪畫、電影。

　　“當年我又發現，要達到這目的，‘五四’以來的白話文就得倒回倉頡的風火爐裡去，調整陰陽，重新煉起。中文的句法、文法、章法、節奏以及修辭學習用的手法，似乎都可以換骨脫胎而金剛不壞。”

　　余先生對語言的議論最得我心：“杏花。春雨。江南。六個方塊字，或許那片土地就在那裡面。而無論赤縣也好神州也好中國也好，變來變去，隻要倉頡的靈感不滅，美麗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當必然長在。因為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太初有字，於是漢族的心靈，祖先的回憶和希望便有了寄托。”

　　他又說：“白話的語匯與句法當然是現代散文的基調，但是僅止於此不免單調，功力所及，不妨佐之以文言、俚語和適度的西化，加以熔鑄，成為合金。白話的親切、自然可以用文言的簡潔、精煉來調劑。一鬆一緊，一放一收，文章才有波瀾，富於變化。所以無論是在創作、翻譯或評論，我驅遣語言的原則常是：白以為常，文以應變，俚以見真，西以求新。我相信，散文的通才該是眾體兼備的文體家。”“我的詩興勃勃，不盡在我的詩集裡，更浸入文集裡去了﹔文情汩汩，也不盡在文集裡，更透入論集裡去了﹔而議論滔滔呢，也不盡在論集裡，更滲入許多譯書的序言和注釋裡。”

　　知道了他的散文論，再隨意選錄一段他的實踐：

　　“驚蟄一過，春寒加劇。先是料料峭峭，繼而雨季開始，時而淋淋漓漓，時而淅淅瀝瀝，天潮潮地濕濕，即連在夢裡，也似乎把傘撐著。而就憑一把傘，躲過一陣瀟瀟的冷雨，也躲不過整個雨季。連思想也都是潮潤潤的。每天回家，曲折穿過金門街到廈門街迷宮式的長巷短巷，雨裡風裡，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這樣子的台北淒淒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個中國整部中國的歷史無非是一張黑白片子，片頭到片尾，一直是這樣下著雨的。這種感覺，不知道是不是從安東尼奧尼那裡來的。不過那一塊土地是久違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紀，即使是雨，也隔著千山萬山，千傘萬傘。二十五年，一切都斷了，隻有氣候，隻有氣象報告還牽連在一起。大寒流從那塊土地上彌天卷來，這種酷冷吾與古大陸分擔。不能扑進她懷裡，被她的裾邊掃一掃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這樣想時，嚴寒裡竟有一點溫暖的感覺了。這樣想時，他希望這些狹長的巷子永遠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門街到廈門街，而是金門到廈門……”

　　散文的鄉愁，與詩的鄉愁迥不相犯而又異曲同工，各盡其妙。

　　余先生說他右手寫詩，左手為文，散文選集就叫《左手的掌紋》。真是左撇子的絕活！

　　《 人民日報 》（ 2016年02月17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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