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辭賦是我國古代各體文學中最具特色、也最具文體邊緣性的品種，亦詩亦文、非詩非文的界定也難以窮盡其博雜的內涵。唯其如此，賦作為一種文體，與騷、頌、箴、銘、誄乃至詩歌等各體韻文，往往形成兼綜雜糅的關系，並對后起的駢文、曲子詞、說唱文等產生過重大影響。從戰國晚期開始，兩千多年來，幾乎所有的文學名家都曾創作過辭賦。辭賦甚至成為歷代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從而得到全社會的重視和極大范圍的推廣普及。即使至當代，人們依然喜歡運用辭賦這一文學體式來抒寫情志，描述祖國大好河山。

　　在漫長的賦史發展過程中，出現過騷體賦、文體賦、詩體賦、駢賦、律賦、新文賦等多種形態，以及大賦、小賦之辯，古賦、律賦之爭等等。就題材而言，由楚騷的賢人失志，到兩漢的京都宮苑，再到魏晉逐漸發展為抒情、言志、體物無所不可敘寫表現的文學體裁，辭賦在歷朝歷代被人們廣泛運用，從而給我們留下了大量優秀的辭賦作品。然而，無論是辭賦體制形式的演變，還是題材內容的發展，都與某一特定時代之制度、思想、文化等密切相關。辭賦與時代的關系，是辭賦研究中永恆的課題，而漢、唐兩代因其社會文化的高度繁榮而尤其值得關注。許結、張新科、劉偉生三位教授的文章，分別從整個賦史、漢代、唐代三個不同的維度，探討社會制度與賦體的時代特征之間的關系，闡述漢代社會對漢賦生產、消費及接受的影響，揭示唐代辭賦的生命活力與時代價值。通過閱讀這三篇文章，也許能讓我們對辭賦演變與時代發展的關系有所了解，並進而產生對此問題繼續深入研究的興趣。（郭建勛）

　　任何一種文學或文體，其創作本身無不烙上時代的印記，而在中國古代文學中，最具民族特征且自覺表現時代特征的，辭賦較為典型。我們姑且不論“賦”字本義以及由“賦詩言志”演變到文體之賦，僅從漢人論賦所言“賦者，古詩之流”（班固《兩都賦序》），已喻示了由“賦”到“賦體”的制度化內涵。對此，《漢書·藝文志》採取“截斷眾流”法概括出由春秋行人“賦詩言志”經戰國楚臣“賢人失志之賦”再到漢代“侈麗閎衍之詞”的大賦創作的形成。然而，漢人以“古詩”衡“賦”，雖在“抒下情”（詩之諷喻）與“宣上德”（詩頌與賦頌）之功用，卻啟示了對賦體的認識，《詩》“六義”說的介入最為重要。可以說，從《毛詩序》“詩有六義”“二曰賦”，到鄭玄解《詩》之“賦”在“鋪陳善惡”，再到劉勰《文心雕龍·詮賦》開宗明義謂“《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採摛文，體物寫志”，由表現方法的“鋪”（賦事）轉向文體意義的“鋪”（賦文），正是賦體由“蕞爾小邦”（楚賦）到“蔚然大國”（漢賦）的完成。清代康熙皇帝為復興“賦學”敕陳元龍編《歷代賦匯》，親撰《序》語“賦者，六義之一也。……賦居興、比之中，蓋其敷陳事理，抒寫物情，興、比不得並焉。故賦之於詩，功尤為獨多。由是以來，興、比不能單行，而賦遂繼詩之后，卓然自見於世”，並列舉“漢興”諸家“制作尤盛”、“唐宋則用以取士，其時名臣偉人往往多出其中”。這其中由漢代開啟的“獻賦”與唐宋盛行的“考賦”的制度化，可以看作賦體昭示時代特征的一個重要視域。

　　盡管賦史中有大量並不囿於當時文化體制的文人個性化創作，而且就賦中“體類”而言，六朝的駢賦與宋代的文賦多游離於制度且不乏精品，然從賦體創造的基本精神與總體構建而言，其與“帝國文化”頂層設計關聯而表現出的“帝國書寫”，才是賦體異於他體而彰顯其時代精神的結穴所在。為簡要說明問題，茲擇古人論賦的三句話，略陳幾點看法。

　　第一句是“體國經野，義尚光大”（劉勰《文心雕龍·詮賦》），這說明賦體宜彰顯的時代氣象。《西京雜記》所載司馬相如《答盛覽問作賦》有謂“賦家之心，苞括宇宙”，指創作主體的賦家要胸襟開闊，氣象博大。其實，這種胸襟又源自外在物象的投射，昭示了超越楚臣“賢人失志”轉向漢人“體國經野”的時代特征，而這一特征又成為賦體創作的一大傳統。對此，可追溯到漢賦創制背后的三大制度，即京都、中官與樂府制度。其中與時代氣象最切合的是京都制度。蕭統《文選》選賦首列“京都”，因為漢以前沒有真正意義的京都文學。帝都構建始於秦始皇，而京都文化的構建，包括京都文學的出現則在漢武帝時代。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中虛構的三個人物，“子虛”代表楚臣，“烏有”代表齊臣，而“亡是公”則代表天子使臣，賦中以“亡是公”折服“子虛”“烏有”，本身就是以宮廷天子文化壓倒藩國諸侯文化的思想折射，是與武帝朝“抗匈”與“削藩”政治緊密聯系的。至於班固《西都賦》描寫的“隆上都而觀萬國”，張衡《東京賦》說的“惠風廣被，澤洎幽荒”，典型地展示了賦體文學的“體國經野”的雄心與意志。后繼者如晉左思《三都賦》、唐李庾《兩都賦》、宋周邦彥《汴都賦》、元黃文仲《大都賦》、明顧起元《帝京賦》、清乾隆帝《盛京賦》等，都在表現統一帝國的雄規壯舉，誠如顧起元《帝京賦序》所稱“仰觀帝京之盛”，“以揚國家萬年之庥”。

　　古人說“賦體恭儉庄敬似《禮》”（袁棟《詩賦仿六經》），劉勰論賦“體國經野”語也來自《周禮》，這不僅表明賦體書寫結構類似《禮》經之經緯交織，同樣也決定於賦的時代氣象，即突出表現在對“天子禮儀”的描繪。包括以“天子校獵禮”表現“文德既昭，武節是宣”（張衡《東京賦》）的國家意志，以“天子郊祀禮”表現“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班固《西都賦》）的政教形象，以“天子朝會禮”表現明德敷仁的外交風度，如班固《東都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的描寫，最為典型。從漢人如司馬相如《上林賦》、揚雄《長楊賦》，到唐人杜甫獻“三大禮賦”，以及宋人大量的賦作如劉弇《元符南郊大禮賦》、孔武仲《四海以職來祭賦》等，皆一脈相承。當然，賦家通過國家形象的描寫展示時代氣象，始終貫穿著“德教傳統”，就是班固所謂的“宣上德”與“抒下情”，“頌”與“諷”是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關鍵在“有德”與“述德”。如揚雄《長楊賦》論漢成帝時的“諷”（奢侈）與張衡《東京賦》論漢明帝時的“頌”（禮義），即為例証。

　　第二句是“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北史·魏收傳》引魏收語），這既是要求賦家必備因才辨學與駕馭群文的能力，也指明“賦兼才學”的文體本質與時代需求。在古代社會，除了文士獻賦以逞才學，更突出地是賦體用於唐宋以后的考功制度。文化的傳承與弘揚，根源於教育，培養什麼樣的人與採取什麼方法，古法今事，固然不同。治賦學者對古代的“獻賦”與“考賦”多有關注，然而為什麼以考賦為考功呢？有一點值得注意，即古人選才，技能培訓主要在社會實踐過程中完成，而“科舉”取人，重在文化知識基礎，尤其是才學的考查，而賦文恰恰成為“兼才學”的范式。清人湯稼堂論及唐代闈場始興考律賦后繼謂：“自五代迄兩宋，選舉相承，金起北陲，亦沿厥制。迨元人易以古賦……國家昌明古學，作者嗣興，鉅制鴻篇，包唐轢宋，律賦於是乎稱絕盛。”（《律賦衡裁·例言》）概括千年考賦，簡明清晰。這又體現於兩個面向：一是學問，宋人贊美考賦說“詩賦之制，非學優材高，不能當也”（孫何《論詩賦取士》）、“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遍讀《五經》”（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區別而論，賦重才學，詩重才情，又頗不同。二是辭章，賦為修辭藝術，所以唐代白居易《賦賦》贊美闈場賦“義類錯綜，詞採舒布。文諧宮律，言中章句”，清人劉熙載直謂“賦起於情事雜沓，詩不能馭，故為賦以鋪陳之”（《藝概·賦概》），賦已被視為一種文學素養而得以張揚與發揮。

　　第三句是“多識博物，有可觀採”（班固《漢書·敘傳》評司馬相如賦語），這其中的一“物”一“觀”不僅拓開賦家廣征博採、厚積薄發的境界，而且提示了賦體與他體相較更重“當代性”的創作意義。賦觀什麼？當然在觀才學與觀風採。這其中有一“物”字在，即“博物”，可以說，無論是漢人說“感物造端”（《漢志》），還是晉人說“體物而瀏亮”（陸機《文賦》），賦家面向客觀世界的物質光華而加以描繪，誠為與他體相異之特質。這也決定了賦家超勝前人的“當代性”意識。與詩創作比較，詩人對風騷的推尊自不待說，即如陶淵明，后人評說唐人仿效也是“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閑遠，儲太祝有其朴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沈德潛《說詩晬語》）﹔而看作賦者的態度，如張衡《二京賦》說當朝“富有之業，莫我大也”，左思《三都賦》批評漢人馬、揚、班、張賦“於義則虛而無征”，李白《大獵賦序》斥漢大賦是“齷齪之甚”，元代黃文仲《大都賦》開篇就說“竊惟大元之盛，兩漢萬不及也”，貶抑前人，凸顯當代，與類“詩”的騷體賦相比，當然更突出地表現了對漢人奠定的大賦體的創造。

　　賦體作為一種中國特有的文學樣式，屬於“雅文學”傳統，其以“閎衍博麗”的辭章所體現的氣象、學養與當代意識，為其鮮明的時代特征，這與古代的“獻賦”“考賦”制度相關，卻又具有超越制度本身的文體意義。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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